习近平知行观探析

[摘要]习近平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形成了具有鲜明实践特征和辩证色彩的知行观。习近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出真知，突出知与行、内化于心与外化为行、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的辩证统一。习近平知行观丰富了知行概念的涵义，强调知源于行，将知、行以及知行合一视为动态发展过程，促进了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知行观。

[关键词]知行合一；辩证统一；实践；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6—0015—07

[作者简介]崔治忠，男，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研究对象，许多思想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解答，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知行观。习近平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指出要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不仅这样要求大家，而且带头这样做。以知行观为例，他积极传承和弘扬传统知行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把认识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同时，他又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治国理政伟大实践，推动传统知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毛泽东知行观。

一、中国传统知行观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1]31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哲学思想是最深层和最本质的组成部分。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非常重视知行及其关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行观。

（一）传统知行观的基本内容

知行关系问题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论题是在宋明时期，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关于知行问题的零星论述。例如，《尚书·说命中》讲：“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是最早对知行难易问题的论述，指出知易行难。孔子围绕道德践履对言行关系作了论述。例如，君子应“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如果把言语行为理解为对认识内容的表达，那么，言行关系可以近似为知行关系。相对于知，孔子更看重行，他把勇于践行仁和礼而不是夸夸其谈作为君子的重要特征。他指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如果不能在行动上坚守，对仁和礼的认识必然会流于空疏。《中庸》将知细分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个环节，将笃行置于明辨之后，从而彰显了行是知的目的，知是行的必要前提。荀子进一步指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

朱熹接续二程（程颢和程颐）的知行观并对知行关系做了系统论述。他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朱熹认为，知行不能分离，行要以知作为指导，知要以行来巩固。知行虽然不能分，但知不等于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从逻辑上讲，知在先，行在后；从价值层面来说，行是知的目的，行更为重要。为了避免人们把知行分开，忽视行而一味追求知，朱熹认为：“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子语类》卷九）如果没有行作为基础，知就是肤浅的。只有将所知付诸实践，知才能更加确定。从理论上来说，朱熹对知行关系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但正如朱熹所担心的，许多宋明后学将知行分为两截，把主要精力用在致知上，从而荒废了行的工夫。对此，王阳明批评道：“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人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为了纠偏补正，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他讲：“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离开知，行就是漫无目的任意去做的冥行妄作；离开行，知就是脱离实际的主观思索。因此，知离不开行，行离不开知，知行必须合一。为了进一步密切知行之间的关系，王阳明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王阳明认为，对伦理道德的知要达到明觉精察就必须以真切笃实的践履工夫为基础。同样，对伦理道德的行要达到真切笃实就必须以明觉精察的认识活动为基础。因此，真正的知就具有真切笃实的特点，真正的行也就具有明觉精察的特征。为了彻底铲除人们内心的私心妄念，防不善于未萌之先，而克不善于方萌之际，王阳明把欲念的产生视为行，认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

对于这种讲法，王夫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王阳明以知统行，消行归知。同时，他也批评朱熹割裂知行之间的联系，“先知以废行”。王夫之认为，知行各不相同，各有其功效，正因为相互区别，就可以“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做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相对于知，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知也者，固以行为功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卷三）。相比于朱熹和王阳明，王夫之对知行关系做了更为全面深刻的分析。可以说，王夫之对知行关系的理解达到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后来，孙中山在革命屡次失败后提出“知难行易”说，认为革命为什么不能成功，中国为什么落后挨打，原因在于人们对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理解不透、掌握不深。相对于行动，对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的掌握更为困难。因此，不是知易行难，而是知难行易。为了实现知行功效的最大化，孙中山提出了分知分行的观点。他讲：“以科学愈明，即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2]159笔者认为，虽然知有深浅精粗之别，行有体力脑力之分，但不能人为割裂知行关系，将知行作为两类工作分派给不同的人。

（二）传统知行观的基本特点

一是重视对伦理道德的体认和践行。除孙中山外，其他思想家都把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作为知的内容，把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传统伦理道德作为行的具体表现[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对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和解答，其他诸如本体论、认识论观点基本上都是为论证伦理道德主张服务的。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做一个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是传统伦理道德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如何做正人君子与什么是正人君子密切相关，这就是行和知密不可分的原因之所在。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受西学影响颇深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对知和行的理解已经摆脱了传统伦理道德的限制。他认为知是对宇宙万物的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行包括革命活动、科学实验和各种建设活动。显然，相比于之前的思想家，孙中山对知行概念的理解更为深刻。

二是主张行重于知。不管是先秦时期的孔子、荀子，还是宋明时期的朱熹、王阳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及后来的孙中山，都强调行是知的目的。朱熹指出知先行后，一方面从逻辑上区分知行的先后关系，另一方强调知要服务于行，脱离行的知不是真正的知。王夫之把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视为“消行以归知”，但在笔者看来，王阳明化知以为行，把内心欲念的产生等同于外在行动，这恰恰体现了他对道德践履的重视。孙中山强调“知难行易”，似乎认为知重于行。实际上恰好相反，正是由于他看到革命失败后同志们灰心丧气的表现和国家落后的状况，才强调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对孙中山而言，学习知识不是目的，学习的根本目的是让革命同志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争取革命胜利。因此，知的目的还是行。

三是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4]由于历史久远和记述简单，先秦思想家阐述知行观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现在已经无法详细考证，但可以肯定其知行观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言的。朱熹的知行观就是为了给当时的学子指明为学修身之道，而王阳明针对朱熹“知先行后”观点造成的弊病，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王夫之将宋明以来“空谈”“蹈虚”的腐朽学风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提倡“浮游之说”的结果，他明确区分了知和行，并把行作为知的现实表现。孙中山提倡“知难行易”和“分知分行”，是为了解决革命同志意志不坚定和革命队伍不团结的现实问题。

二、习近平知行观

无论是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还是担任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依靠学习掌握干好工作的本领，强调通过“知行合一”扎实开展各项工作，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发展真理，凝练形成富有实践特征和辩证色彩的知行观。作为我们党的伟大理论家和政治家，习近平知行观不是表现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当中，而是浸透在我们党带领人民创业干事的伟大实践当中，蕴含在关于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论述当中。概括起来讲，习近平知行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习近平认为，实践（行）不只是对伦理道德的践行，更是人民群众运用劳动工具和手段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从内容来分，实践表现为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科学文化实践、人自身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等。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要求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推动各方面工作顺利开展。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就明确指出：“我是崇尚行动的。” [5]160为了改进福州市委的工作作风，他提出了“马上就办”和“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他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深入把握基本国情不变的本质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新挑战，既要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战略定力，又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断提高分析和解决突出问题的能力。[6]他指出，学习知识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他要求青年学子既要掌握理论知识，又要培育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与技能，立足本职，苦干实干，用一流业绩书写人生辉煌。他要求领导干部聚焦工作当中的突出问题，带着问题学，不断提高化解问题的能力，增强干事创业的本领。[7]406

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要求运用发展的眼光推进实践创新。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随着实践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他要求全党同志要以正在开展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以改革发展稳定当中的实际问题为重要突破口，不断推进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114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还要突出实践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彰显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性。对党和国家来说，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系统而伟大的实践活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没有做好，都会制约其他方面建设的顺利开展。实践的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要求我们党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统筹谋划和重点突破、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相结合。此外，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我们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人民创业积极性；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要问需于民和问计于民，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7]27

（二）强调实践出真知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党情和党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内一些同志出现了“本领恐慌”。为了化解“本领恐慌”，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习近平指出要通过学习走向未来。但是，要干好各方面工作，仅仅依靠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抓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依靠实践出真知。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谋事之道、成事之基，也是获得真知的重要途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战略决策。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就必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彻底掌握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各自特点和需要的实施方案。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部分。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效果既取决于能不能通过调查掌握实际情况，又取决于能不能通过分析调查结果把握事情的本质并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要想得到事情的真相和全貌就必须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经常性的调查研究。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既要到机关开展调查研究，又要到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既要到工作局面比较好的地方调查研究，又要到困难比较多、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调查研究；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调查研究不能浮在表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突出问题进行。而且，要开展经常性的调查研究，确保查到实情、获得真知。调查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决策提供依据。要想从调查结果获得可靠依据，还需要进行一番分析、比较、归纳的工作，把零散的知识系统化，把具体的知识抽象化，把粗浅的知识深刻化，直至找到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特征、发展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9]291至此，调查研究还没有结束，还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彻底不彻底，有没有次生问题产生，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推广，等等。可以说，实践发展不止，调查研究就一刻不能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