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路径研究

[摘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浮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于全新历史方位，以科学规范的系统思维和辩证法思想，为国家安全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要树牢和坚定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继续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关键词]国家安全；系统思维；辩证方法；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6—0043—07

[作者简介]葛尊天，男，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家飞，男，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全新历史方位，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对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和全球发展趋势作出的重要论断。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全球安全治理模式不平衡，人类在安全领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鲜明指出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浮现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打破了世界经济稳步前行的态势，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2]。国际国内的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时隐现，对国家安全稳定产生深层次影响，我国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内涵，综合考量分析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所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是我们探析为何要坚持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和前提。

（一）国际力量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政治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和挑战

当前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格局演化形态不适应、不匹配，国际秩序逐步发生演变。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二战后所建立起的雅尔塔体系被终结，全球秩序经历重构，形成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然而在当前时期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历经28年艰苦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人民当家作主，由此说明，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获得国家的全部主权是实现中国崛起的首要条件。党经历百年奋斗建立了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面临经济下行、新冠肺炎疫情等急难险重问题时凸显出鲜明的制度优势，且能够抓住时代机遇快速推进我国各领域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全面提升，此外，近代历史也证明了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行不通的，是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快速推进中国崛起的必要前提。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攀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守成国家试图对后发国家的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进行侵蚀和冲击，从而达到固化以往旧国际秩序、格局的目的，以此巩固自身的霸权地位。部分西方国家主张“霸权稳定论”原则，深陷“零和博弈”的思维逻辑陷阱，着眼于削弱别国政治实力和消解别国军事实力，将己国安全置于损害他国安全、利益之上，从而将快速崛起的中国作为竞争“假想敌”。部分西方国家甚至将“全球威胁”当作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裁”的借口，进一步加强对我国施行的“西化”和“分化”战略，一方面意欲在我国掀起内部分裂斗争，意图通过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和侵蚀以颠覆我国政权安全；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媒体途径向我国输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妄图采取“和平演变”战略推倒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大厦。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我国经济安全问题凸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数字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科技的新陈代谢速度陡然骤增，生产方式的更新换代周期不断缩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展现出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使世界各国的科技竞争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世界各国对于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和科技主权的掌握是发展自身实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和催化剂，当今我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主要是由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实现的，一方面国家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速度是综合国力的代表性体现，另一方面物质经济基础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西方守成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针对后发国家采取围堵遏制措施，使我国外部安全压力陡然骤增，安全问题呈现多类并存、多位一体、多样并显的样态。个别国家一方面对我国展开贸易战，借此遏制我国进出口金融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打压，剥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市场参与资格，给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设置了重重阻碍。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大流行，强烈冲击了全球经济发展。我国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的巨大冲击，有效化解世界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扩大化所带来的影响，有力维护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要化解西方国家转嫁给我国的国际矛盾，采取必要举措反对“逆全球化”思维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避免对外贸易陷入困境。

（三）百年变局叠加疫情冲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出现多重困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给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构成了巨大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复合性”“跨国性”“长效性”的特征，时常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的挑战，“文化霸权渗透”“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全球生态恶化”“异质性冲突”“区域性保护”等问题频频出现。面临全球性挑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然而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有“冷战思维”，对全球有效治理“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阻力，构成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化困境”。部分国家仍存有“零和博弈”思维，不能清醒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促使“国家安全”概念泛化，对文明交流和互鉴抱有怀疑态度，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潜在威胁，不断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冲击，构成了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时代化困境”。多边主义是二战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但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仍主张“霸权稳定论”，奉行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治理仅停留于表面，双方竞争态势逐步增强，冲突领域不断增多。在世界动荡变革期，个别国家在经济、网络、科技等方面采取“提高关税壁垒”“限制技术转让”等恶性竞争方式遏制打压中国发展，构建世界贸易体系外的小集团，促使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多边主义困境”。

当前，我国发展迎来重要历史机遇期，但要明确当处于取得一定成绩的阶段时，更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谨慎思想，坚决杜绝任何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绝不能出现任何颠覆性错误。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在新时代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理论指南，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重大风险、应对处理国家安全疑难问题挑战等的根本遵循，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交织浮现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彰显出科学规范的系统思维和辩证方法论思想。

二、总结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与辩证法思想

构建起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大格局需要坚持贯彻系统思维，也要树立系统辩证、普遍联系的安全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形成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的崭新成果，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重大风险、应对处理国家安全疑难问题挑战等的根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交织浮现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内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丰富思想，彰显出科学规范的系统思维和辩证法思想。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

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领域及内涵十分广泛，指向国家全方位各领域安全工作，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安全工作体系架构，形成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的国家安全大格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生发的多类并存、多位并显的外溢影响，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防范消解威胁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提供了基本方法原则。

1.构建了系统性的统一整体。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各安全要素统一于人民安全与人民利益，从国内国际各类安全问题深度互联、共生依存的角度出发，整体性分析各阶段安全问题。运用大历史观将国家安全放入全球场域中，从共时性和延时性角度整体分析国际安全态势，总体把握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大国博弈与小国渔利的新特点。将全球发展、安全总格局化为有机体整体，把“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作为两个重要参数，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3]，以系统思维确立起“国家安全”概念，构建系统性的安全大格局。

2.增强了系统安全要素的普遍联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错产生，具有强相关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构成了以人民安全为核心的各安全要素互联体系，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从中厘清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求抓住各类安全问题内部的主要矛盾，但又不能忽视其他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避免陷入“均衡论”和“一点论”。此外，要求全面考量分析矛盾根本的问题，以防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境地。由此，运用系统体系内外安全要素协同作用、合力发挥的工作机制，深挖在世界格局深刻演变背后潜藏的各类主次矛盾，有效防范连锁反应。

3.形成了动态开放的安全有机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局势频繁演变，各类安全问题并非孤立、静止不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建构的系统有机体也始终保持动态的持续性，衍生了多元复杂的功能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4]面临波谲云诡的国际安全形势，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丰富了自身理论体系和逻辑架构。在不同阶段、不同的格局下，通过不断调整国家安全的短期定位以及系统的各安全要素结构，开放式汲取内外部应对安全问题的经验举措，动态性延展各安全要素的内涵和结构，从而对当前快速演化的国际局势做好相应的动态研究分析。

4.构筑了层次性的安全系统。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人民利益、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为目标，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构建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指向层。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毫不动摇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首要前提，构建了“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核心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5]由此说明物质基础与我国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维系我国经济命脉的安全稳定，紧抓基本经济制度安全不动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合理化发展，形成了“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奠基层。就军事安全、社会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根本性质而言，其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最终价值指向，在应对军事威胁、建构时代精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际大安全格局等方面为系统核心层与奠基层提供了稳定保障和外部环境依托。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构建的层次性安全系统，在应对多类并存的安全问题外溢影响方面，彰显了具有鲜明结构性特征的系统思维。

（二）全面总结和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辩证法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并积极将其与中国国家安全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家安全工作传统相结合，普遍联系各安全要素，构建了多领域有机统一的现代化安全工作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综合统筹各安全领域，对各类安全问题和基本特征进行辩证分析，总体性提高捍卫我国各安全领域的能力水平，为应对复杂尖锐的国际斗争，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中潜藏的巨大安全挑战提供辩证思维方法论。

1.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当前经济领域全球化带动世界各国关联合作向纵深发展，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危机与矛盾中独善其身、坐收渔利。西方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零和博弈”思想引发的“涟漪”致使世界各国在金融经济、能源安全、意识形态等安全领域内生各类矛盾，并与外部冲突交织影响激发多重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放眼于全球环境，推动构建外部安全大环境以维护内部安全发展与稳定。将外部安全作为内部安全的依托，以维护国家内部安全作为核心要求，倡导构建合作共赢的世界环境，充分体现把握“统一性”和“协调性”的辩证方法论。

2.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坚持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是人民，国民安全是捍卫国土安全的能动实践要素，国土安全是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部分西方国家长期实施“地缘政治”战略，宣扬“霸权主义”和中国威权，妄图将我国内政问题歪曲为主权问题，威胁我国国土安全。国土安全不受内部分裂和外部侵扰的威胁，才能为国民安全提供和平稳定的生产生活载体，而维护好我国国民安全和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则是确保国土安全的根本前提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辨析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关系，将人民作为主体，将国土作为可被改造的客体，充分体现了“主观能动性”的辩证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