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建设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从理论上来源于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历史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演进，文化传承于中国文化中的“天下共同体”思想，实践立足于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论内核、以多维文本传播为话语方式、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路径，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面对西方价值渗透、西方话语传播强大等因素挑战，我国应不断完善中国综合国力基础，塑造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增强国际制度性话语权，打造融通中外的人类命共同体话语传播体系，以推进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全球治理秩序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中国道路；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6—0085—08

[作者简介]郝身沛，女，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焦利颖，女，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话语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塑造思想、引导实践和改变现实的作用。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国际话语权关系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构建、文化软实力建设及国际地位提升。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国际话语权建构影响国际权力关系的变化及国际社会治理秩序的时代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说明和实践阐释，是全球治理话语的中国表达和中国贡献，对中国道路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对中国话语权提升和全球治理话语权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1]在国际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自动转化为国际话语权，而是需要在引领国际理念、国际制度、国际治理等领域变革下实现。深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思想根基、基本内容和实践路径，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思想根基

我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创新了中国国际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发展实践的结合中，产生于中国道路发展与全球治理实践良性互动中，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思想与世界发展趋势的统一。

（一）理论来源：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自由人联合体、共同体、人类解放等方面的思想中，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建构了消除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资本主义的野蛮扩张将人的全面自由从主体性中剥离，使得劳动者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手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演进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意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在主体性上恢复了对人本质的全面占有。精神自由与物质自由互为支撑。只有人的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得到根本性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能夯实根基和精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民族交往的扩大为前提的，是资产阶级开拓国际市场而形成的。世界历史的必然性方向是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从国际规则上维护世界人民利益的国际社会。改变资本逻辑主导的国际秩序必然要依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依靠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相互合作。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有机结合，带有强烈的寄生性、腐朽性。列宁对十月革命评价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4]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在反动力量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是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中爆发。

（二）历史基础：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的演进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秩序建设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国际秩序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方针、“三个世界”划分、“世界革命”等观点，从理念上深刻影响世界秩序，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1953年周恩来在与印度政府代表团谈判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意味着尊重各国人民之愿、尊重各国国际地位、维护世界不同民族利益。毛泽东则明确提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中去。”[5]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用于国际社会，利于维护和平环境、强化合作氛围、改善发展条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等观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提出并非否定了世界战争、动荡、冲突的可能性，而是因为在和平与发展理念下的国际新秩序构建对国内国际发展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的国际实际。将尊重文明多样性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是发挥历史主动推动国际社会秩序变革的文明基础。江泽民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6]保持世界多样性是世界长期和平发展、重建世界秩序的重要前提。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观点，要“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根据新时代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引领全球治理转型。

（三）文化根源：传承传统文化中“天下共同体”思想

孤雁难飞、孤掌难鸣、孤木难支、众人拾柴火焰高等中华传统谚语蕴含着深刻启示，告诉我们人类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对抗人类生存危机和发展困难。“天下共同体”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以周边游牧文明为外围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中拥有丰富的“天下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根源。习近平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传统文化思想中“大同社会”“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核心理念，并将有狭隘民族思维的“天下观”提升为整个人类思维的“人类观”。

在道家文化中，老子倡导道法自然的无为精神，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理念。老子《道德经》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如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天下民众与天地万物一样受到没有区别的平等对待，各国的发展道路不应受到外来恶意势力的干扰。在老子看来，雌胜雄、柔胜刚、慈胜傲。大国应当谦卑地而不是傲慢地对待小国，将小国利益与自身利益目标紧密相连进而使得国家间产生双赢效应的共同发展。老子的“天下，神器”理念表达了天下并非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的私有物，不能人为破坏各国发展道路的规律性及人与自然发展的和谐性。

在儒家文化中，孔子的“天下共同体”思想发端于轴心时代的春秋末期，形成于诸侯国混战、自然灾害严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背景时期。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类意识、类观念和类文化，成为孔子“天下共同体”构建的核心内涵。在“天下共同体”构建中，国家要具有“和而不同”“仁爱”“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做形成推己及国、推己及人类、推己及自然的类思想。“仁爱”“忠恕”“礼仪”是儒家文化中推动国家求治、民众启蒙和社会规则创立的根本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基础，为构建“天下共同体”提供理念遵循。《四书·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内圣外王的思想中，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因而“天下共同体”构建根本的是在于每个人在“恕”和“仁”中不断修身。《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意味着“天下共同体”是公众的而不是私人的，因而执政者应秉持“大公无私”的原则以天下间共同利益为重。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孟子看来，民为“天下共同体”的根本，家户的富足是国家乃至天下善治的根本前提。这意味着，在“天下”共同体构建中，各国理应遵守和平、爱民、团结的外交理念。

（四）实践土壤：基于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现实需要

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合理发展权益的客观需要。二战及冷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主导的，建立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基础上，强行推行西方的普世价值和话语霸权。与西方的全球治理思维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世界不同国家在面对国际治理难题时采取议题共商、过程共建、成果共享、风险共御的原则，主张各国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构建利益共同体、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贡献世界应对全球安全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和全球卫生危机等方面困境的系统性方案。国际社会存在网络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文化交融等方面的机遇，也存在国际事务治理、国际关系信任、国际社会和平与国际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赤字。在2019年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习近平提出坚持“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等四个原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信任、和平、发展、治理等四个方面赤字的全球治理困境。 [8]具有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等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权构建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理念保障，为经济、生态、安全等方面全球治理问题解决提供观念基础，进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公正化。

中国国际话语权建立在新时代条件下的世情、国情、社情和党情的基础上，以国际话语理念变革的形式引领国际社会的时代变革。“中国这种‘文明型大国’的崛起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9]，同时也是不断产生时代话语的过程。在开放道路基础上，中国增加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往，倡导各国互利共赢、文明多样、生态合作、网络互通等，为世界稳定繁荣做出积极的应有贡献。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对话、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衔接、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等都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理念保障。为了应对西方所倡导“丛林法则”“冷战思维”“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西方话语，中国理应建立起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符合的国际话语权，以超越意识形态冲突、坚持双赢共赢的理念引领全球治理实践。通过合作共赢、人类共同价值、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对外传播，中国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解释中国道路和中国故事以提升国际话语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内容

从基本内容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话语权建设是思想理论、话语文本与发展实践的内在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叙事着中国发展的世界视野与世界秩序变革的中国智慧。我国通过传播内含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话语文本，将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与推进全球治理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理念引领国际地位提升、国际秩序变革、国际形象改善提供话语条件。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思想理论内核

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生态环境污染、局部战乱冲突、网络安全、难民等全球治理问题，构建过程共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秩序变革的现实所需。只有顺应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整体趋势，尊重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中国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和发展战略，不断在参与国际事务、引领时代发展潮流、贡献中国发展经验中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我国不是被动地融入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中，而是积极主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注重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构建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习近平谈道：“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0]与个人主义为本、霸权主义思维的西方话语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改善具有高复杂性全球治理的系统性方案话语。在国际话语“西强我弱”的格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合作交往的价值前提和理念基石，推动国际话语权构建从“防御辩护型”向“引领塑造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