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类与个体关系

［摘 要］一般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类与个体关系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与发展，但实际上马克思的类与个体关系不仅来自对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的批判，还来自对鲍威尔、施蒂纳和赫斯的类与个体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中关于类与个体关系分为两类，以鲍威尔、施蒂纳为核心，高扬个体；以费尔巴哈与赫斯为中心，高扬类，马克思正是在这两类观点中展开了系统性批判。因为马克思正确处理类与个体关系，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成了个体上升到类的类与个体关系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构筑。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类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5）01-0015-11

2017年新MEGA1/5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卷出版，在新版著作中编者将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中的“圣麦克斯”章作为此文献核心部分进行解读，这为理解《形态》中马克思类与个体关系提供了新的阐释契机。学术界关于《形态》中类与个体关系的争论始终是一个重要议题，一般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批判过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并认为其类本质概念是单个个体的抽象物，但另一方面是《形态》中除了费尔巴哈以外的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也存在对类与个体关系的不同解读，马克思是否加以批判和改造？要回应这个问题就需要重新考察青年黑格尔派的类与个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形态》中类与个体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青年黑格尔派的类与个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透视青年黑格尔派的类与个体关系，指明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类与个体关系的批判，以期回归到《形态》中探索马克思类与个体关系。

  一、青年黑格尔派的类与个体关系

从青年黑格尔派自身发展的思想史来看，青年黑格尔派不仅将类与个体关系视作黑格尔哲学遗产的重要标志，并且率先展开对类与个体关系的思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生史上看，在1839—1845年期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等人关系紧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类与个体关系问题的解读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而《形态》也是与青年黑格尔派等人争论的著作。因此，《形态》中的类与个体关系就必须回到青年黑格尔派等人的类与个体关系之中，他们的类与个体关系激发了马克思对类与个体关系的问题的思考。

（一）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

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率先提出类与个体的关系的重要人物，他认为类与个体关系是类指向个体，类主导个体的发展。沿着费尔巴哈所揭示的关于类与个体关系对立的框架，青年黑格尔派中其他成员开始展开对类与个体关系问题的思考。

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立足点，也是阐发其哲学体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概念。费尔巴哈曾明确指出动物与人这种类存在物的区别，动物不能将类当作对象，而人能够把类当作对象。^［1］29针对类概念，费尔巴哈指出，一方面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动物仅能把个体当作对象，只具有自我感，动物个体与类不是统一的；而人可以将类当作对象，个体与类是统一的。因此，人是将自己本质当作对象的类存在。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之间实现了社会关系性的互动，而在科学真理中，个体必须与类沟通。费尔巴哈还认为人有双重生活，而人不仅有内在与外在两种生活。正像人在自然世界之中确证其与自然统一的一样，人在类概念中也能同时确证他和其他自然产物的区别。人虽然是个体，但同时又是他人，是无数个体之间与类沟通交流。同时，类作为高级的存在优先于个体，并且人类既能认识自身的本性，也能认识到作为哲学概念的一切事物的其他本质。^［1］246

费尔巴哈不仅高度赞扬类的统治性地位，还运用类概念进行宗教批判。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人把人的本质当作一种外在于人的精神实体，他的人本学的哲学任务就是把原本属于人的本质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此岸世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神的本质。对宗教的信仰不过是对人的类本质的信仰，宗教的本质不过是人的类本质。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类本质就是对真理的解答，类是衡量一切的个体的尺度。因而，类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总体上来看，类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作为类的实现；其次是宗教、艺术、哲学等差异化的精神概念被泛化为一种类本质实现的解读阐释；最后则是费尔巴哈将类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关系上和所有个体之中，并且费尔巴哈还有一种类要求在历史上实现自身本质的看法与诉求。在费尔巴哈这里，类作为其关系的最初原点与基础，则是类主导个体，类指向个体，类生成个体。

（二）鲍威尔的类与个体关系

鲍威尔是马克思早期理论合作者及其争论者，也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主导者，还是《形态》“圣布鲁诺”章中的批判对象。鲍威尔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解读，他反而重视个体方面，并认为类与个体关系是个体是类的异化，个体内含在类的自身运动中。

鲍威尔的类概念是自我意识并且将其限制在宗教批判的世界历史叙事中，把个人与类的关系也理解为两段历史发展路径。^［2］48前一种历史发展路径认为宗教是自我意识的产物。因此，宗教的发展是自我意识的自身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表现。此时的类概念是其自我异化和异化的循环发展的理论产物，^［2］4其中个体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其关于类概念的自我运动过程占主导地位。当宗教的发展达到自身的顶峰时，类概念的自我异化和扬弃达到顶点，自我意识的异化将会进行自我革命，从而扬弃宗教本身而转进第二个历史发展路径中。第二个历史发展路径则是扬弃宗教后的自我意识发展，在历史中类概念能够包含自我意识的个体，即自我意识通过将自己客体化从而让个体主体化从而完成矛盾运动。因此，类与个体的关系则是个体是类的异化，个体内含在类的自身运动中。类与个体辩证运动从而完成自身实现。

（三）施蒂纳的类与个体关系

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重要成员，也是《形态》“圣麦克斯”章中所批判的重要人物。他不同于以上青年黑格尔派其他成员关于类与个体关系，保留类概念的理念，而是注重消解类概念，极端重视个体。

施蒂纳认为“类即是无”^［3］200。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提法不是彻底的无神论，其“人”仍然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东西，还是对圣物的崇拜。他强调：“神性的东西是上帝的事业，人类的东西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既不是神性的，也不是人类的，同样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并不是一般的，而是唯一的，正如我是唯一的一样。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就是一切！”^［3］5个体是唯一的，个体处在历史范围之内，丧失类概念，个体将有限的生命用来实现自我价值比追寻人的最高本质更有意义。施蒂纳认为“我”以自身为主体并通过“我”的力量自我发展为“我”所设想的人。这其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是个别的关系。

（四）赫斯的类与个体关系

赫斯是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的引路人。他延续了费尔巴哈关于类与个体关系的思考，认为类与个体关系是类指向类，个体要服从类。

赫斯受到斯宾诺莎、黑格尔与谢林等人的影响，拒绝了黑格尔的理念论走向了费尔巴哈哲学。他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激进化，使其从自然领域走向社会历史领域。赫斯的类概念更加侧重于社会统一体的实现。他认为通过消除国家与法，消除货币等私有财产等才能最终扬弃异化。这样的社会将变为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工具化倾向的共同体。赫斯认为自由的人类活动丰富性产生的应该是具有生机的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劳动的表现成为个体的享受。^{［4］121-122}赫斯认为只要扬弃了国家和私有制等现实状态的人类历史就能够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合作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才是类概念的本质规定。在这种语境之中，个体无非是一种个例，而类仍然占据了统治和主导地位。类必须实现其自身，而且个体在实践维度上要服从类生活，其中类的实现只能在类的一侧。

  二、《形态》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类与个体关系的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类与个体的关系大致上分为两类，以鲍威尔、施蒂纳为核心，高扬个体；以费尔巴哈与赫斯为中心，高扬类。但两者的解决方案只能被搁置一侧，因为都未能实现个体与类的真正统一。马克思正是在这两类针锋相对的观点上进行批判，试图完成使个体上升到类的统一方案。

（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的批判

马克思在《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首先对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中抽象的类概念进行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宣告了类与个体分裂的关系模式，但仍延续着费尔巴哈道路的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并未将感性的“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因此，也没有实现作为类的概念“人”的“解放”。所以马克思指出，在费尔巴哈类与个体关系中，所强调的类是抽象的类，其个体并非现实的感性的人，因此“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5］527。这种设定违背经验个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因此，马克思继续分析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的理论基础，因为费尔巴哈无法理解通过感性直观理解现实的、历史的经验个体，所以他遇到与其自身经验生活感觉不同的东西，则会出现“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5］528。费尔巴哈为了坚持高扬类忽视现实的经验的个体的类与个体关系的观点，则将直观派生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感性直观，另一类则是高级的哲学直观。但这种关于直观的二重性区分，仍然是失败的，因为费尔巴哈甚至不能理解最基础的感性直观。因此，马克思说：“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5］528正因为现实的个体通过现实的、历史的互动交往，所以才能让一代人通过工业和交往发展后随着个体的需要获得后更改他们的整体的社会生活。所以马克思说：“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5］527

其次，马克思指出，在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中，所强调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并非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像费尔巴哈所理解的感性确定性那样，是毫不相干的。马克思说：“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5］529实际上是“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5］529通过工商业的发展和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交换，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上进行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并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每一个经验个体的自身诉求和目的。因此，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的直观假说并指出“‘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5］529。正是因为这种经验个体的劳动创造生产生活才使得人类自然界得以存在和发展。因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所理解的自然只是离开了人类生活的抽象思辨的“自然”概念，并非与人类历史发展共在的自然。

最后，马克思指出，在费尔巴哈的类与个体关系中，相对于传统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大优点，但仍然把经验个体理解为某种孤立静止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说：“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5］530他所理解的经验个体的人是孤立的、感性的、狭隘的直观对象。由于他所理解的经验个体的人是感性对象，并非感性活动，因此，他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经验个体，即“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5］530。这种单独的、肉体的经验个体是不存在社会联系和社会交往的，因此，这种经验个体就无法理解作为活动承载场所的“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5］530。因此，费尔巴哈无法看到作为经验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由于费尔巴哈的个体是孤立的、片面的、肉体的感性直观对象，缺乏了其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的经验个体，因此，他理解的类概念也就是在“类的平等化”基础上，缺乏了人类社会联系活动的类概念。于是，马克思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5］530。因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脱钩，其类与个体关系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