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化-现实”的思想建构

［摘 要］纵观早期马克思现实性思想的发展，其演变轨迹大致呈现着同黑格尔疏离再到对黑格尔扬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费尔巴哈是其重要的思想参照系。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言，对象化处于上述发展过程的核心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Ⅲ］中，马克思一开始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对黑格尔予以批判，但在批判过程中，认识到了黑格尔哲学中介和否定之否定的“独特作用”，从“对象化-活动”的角度给予主体能动性生动诠释。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象化-现实”不断深化，体现为“活动”凝为实践，这不仅完成了对旧唯物主义的伟大超越，也为探寻唯物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对象化；现实；扬弃；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4）04-0013-10

现实作为马克思哲学内蕴的支配性概念，由于某些缘由，多处于遮蔽或朦胧状态。就现实的概念而言，现实与现存、实存、事实和本质等诸多概念互相纠缠，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所统摄。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在古典时期，现实性多展现为单向关联本体维度，忽略了多样事实性的东西。但在19世纪后，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解体后，人们多将现实性单纯地等同于“事实”或实在主义意义上的“实在”。推动现实性含义变迁的，恰恰是黑格尔。如洛维特所言，黑格尔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1］，这表明黑格尔是第一个将现实提高到哲学维度的人。并且，自黑格尔将现实当作哲学思考的必由之路后，黑格尔以降的哲学家们，譬如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甚至是尼采和海德格尔，都将现实性作为思考中枢予以“周旋”。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对黑格尔现实性以本体论批判的哲学家。他认为，现实能够被直接把握地，继而以感性直观和对象化-本质的思路创立“感性直观的现实性”。可以说，这一批判造成了当时的思想地震，亦对马克思现实性思想的形成造成了巨大影响。

就马克思本人而言，对社会-历史现象的不断追问不仅导致了他对现实本身的思考，还使其发觉传统观念论解释的非法，继而促进唯物史观的形成。这样，马克思的现实性思想是其唯物史观的基石和前提。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基于对象化的旋钮，早期马克思的现实理论共发生了三层递进。第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依赖费尔巴哈哲学，通过“对象化”和“活动”理论重新审视黑格尔的“精神-现实”；第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也有意识地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继而从“活动”的角度超越费尔巴哈；第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其对象化和活动凝结为“实践”，并依此开始清算费尔巴哈。这不仅是对以往主客分裂问题的现实解答，也为马克思进入社会-历史现实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费尔巴哈的思想资源——感性直接性和被动对象性

可以基本确定的一个事实是，在1843到1845年初这段时间内，费尔巴哈都是马克思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源，费尔巴哈以人本学立场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其理论架构和批判策略上。这样，对早期马克思现实思想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本身，还应当对该阶段重要参照系——费尔巴哈也加以阐明，以此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早期现实性思想发展的原貌。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策略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感性直接性原则，其二为对象性方法。在第一部分中，就感性存在的范畴而言，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的，但就确立的先后顺序而言，首先是对人的确立（die Menschen sein），而后才是确立自然界和其他要素。因为在他看来，“人之第一对象，就是人”，而自然和他物则是“通过把人从自己分离的行动才产生的”［2］113。在这里，费尔巴哈扭转了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分裂的人”，拒斥了传统“身心二元论”中谈到的思维和存在的对立问题。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可以自证的，且是一个整体的存在。直接性思想是针对黑格尔现实性的“中介”因素而言的。首先，费尔巴哈认为，传统哲学的虚无性根源是存在和本质的分离。譬如托马斯认为，有多少种事物性存在，就有多少种本质与其对应，且这类存在都是“同一的”。对此，费尔巴哈批判道：“这种到处同样的，没有区别的，无有内容的存在，也就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思辨本身却是全部实在的尺度，它只认为它自己可以进行活动的，可以作为思维材料的那种东西是实有的。”［2］156-157所以，这种哲学在费尔巴哈看来并不具备客观性、现实性和独立性，为解决这一问题，费尔巴哈提出反对存在和存在的事物相分离，而达成这点则需要“直接的同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3］。故他直接取消了中介，将原有的“环节”简化成直接的同一，即直观性（das sinnliche Anschauung）。

如果说，通过感性直观的原则，费尔巴哈从理论根基上扭转了以往传统形而上学的认知路径，那么，费尔巴哈对对象化理论的改写使这一扭转深入至本体论层面，这也促成了其人本主义的现实性理论构建。有学者认为，对象化（Vergegenstaendlichung）是和主体性（Subjektivitaet）相对立的一个概念，它和外化（Entäußerung）、异化是通用的［4］，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一说法只是针对费尔巴哈异化的批判逻辑而言的，除此之外，其异化具有明显的否定倾向性，从这一点而言，这与外化、对象化时的本体论用法具有较大的差异。笔者认为，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出自黑格尔，但他进行了方向性改写。在黑格尔那里，对象性是运动的总体框架，而异化是使得一个事物成为普遍的东西，且具备现实性。黑格尔的异化主要有两重内涵：其一，“自我意识”将自己变成对象，与原有事物形成对立；其二，通过异化的扬弃，从对象返回自身，主体不但没有失去自我，反而依赖对象出去的事物的实存，即设定的物性［5］进一步发展自我，因而具有“肯定的意义”。费尔巴哈的异化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中初步成型，在《未来哲学原理》中逐步成熟，这主要是面向宗教批判而言的，但就异化理论指向来说，它与黑格尔的积极维度不同，具备消极的指向。一方面，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使用是为了批判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的。在内容上，传统神学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是神异化的产物，而他则认为神是人的异化体现，是人创造了神。就逻辑而言，表现为主词和宾词两个词项的同一性以及相互转换性。“凡是在宗教中作为宾词的，我们都可以把他当作主词，而凡在宗教中作为主词的，我们也都可以把它当作宾词”，这样，对宗教的克服就可以“将宗数之神寓颠倒过来，把它理解为反面真理，而这样一来，我们就洞察了真相”［2］89。另一方面，费尔巴哈认为异化对人存在消极作用：“就本质而言上帝越是属人，则他跟人的区别就显得越是大……而属人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对人来说，是他的意识之对象——就越是被贬黜。”［2］52因为在费尔巴哈那里，异化缺少自我复归的环节，意味着人的自我丧失，即一个否定的过程。

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对鲍威尔和黑格尔的批判策略和费尔巴哈是保持一致的，且在该阶段，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体现为疏离。譬如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理论角度，站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现实关系上对鲍威尔进行批驳。马克思反驳道，如果鲍威尔将德国的政治和宗教的冲突和对立归结于政治解放的不完备，那么“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6］27。这一分析直接促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解放与市民社会的解放是不同步的，故完全的解放应该在当前最真实的、能够被感性原则把握到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指出：“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6］49虽然在“如薄薄烟雾”的基督教等虚幻世界中，犹太教是被抛弃和打压的，可是在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却是这一社会本质的最高体现。所以，真正的解放毋宁是“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6］46。很明显，借助费氏的“人-对象性本质确证”的理论，马克思在感性原则上奠定了现实考察的理论基础，并且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亦使用了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进行批判，这突出表现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依据费尔巴哈的主宾词颠倒策略，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点。

这一使用还延续到《手稿》的［笔记本Ⅲ］部分。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阅读了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后，对其伟大功绩总结如下：（1）确立感性的基础性地位和原则；（2）确立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准则；（3）用直接性代替黑格尔的神秘因素，即“否定之否定”和“中介”环节［6］200。很明显，借助费氏的“人-对象性本质确证”的理论，马克思在感性原则上奠定了现实考察的理论基础。

第一点和第二点无疑体现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现实性思想上的一致性，即现实的基础是感性原则。但是就第三点而言，如何理解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中介环节以及辩证法，费尔巴哈认为，这是“哲学同自身的矛盾”，即逻辑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因此只需要在逻辑学上取消中介、以直接的思考方式代替否定之否定即可。而马克思依照“对象化-活动”理论，试图发掘黑格尔哲学神秘主义外表下潜藏的真正的现实，这可以概括为：现实-历史的过程性展开、具象化的辩证法和作为国民经济学隐性支柱的形而上学。前两点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就已然有所发掘的，体现为马克思对“对象化-活动”的重思，而第三点，虽于《手稿》中已初见端倪，即“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但是在《哲学的贫困》中才完全展开——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方法。

还需要注意的是，此时马克思的理论锚点——费尔巴哈哲学亦存在缺陷。第一，在感性直观中，他将人真正的活动仅仅理解为是和理论活动相关的。“感性的本质是一种自我交付的本质，我在它面前仅是受动的”［2］179。也就是说，客体、直观的对象是能动的，“我”的行为主体反而是被动的。第二，在感性直观中，他又将感性神秘化了。他认为感性直观要高于想象和幻想，甚至和理论直观等同，这也被施蒂纳批判为赋予感性事物以超然意义。第三，将宗教批判和扬弃异化仅仅视作理论的批判，认为是逻辑学和主谓词的颠倒，这也导致了他的哲学在认识论领域止步不前。第四，费尔巴哈摒弃了“中介”，这和他哲学的认识论倾向有关。他认为，既然扬弃宗教和思辨哲学只关乎认识论和逻辑学领域，那么只需要取消中介就可以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人的实践也具备感性直接性，并且是沟通人与人现实的真正中介，因而也是扬弃异化的现实手段。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中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弊端，继而超越费尔巴哈，为走向真正的社会-历史现实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对象化-现实”的诞生——方法性的更新

如前所述，在《手稿》的［笔记本Ⅲ］中，随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的深入，他亦辩证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过程理论和否定之否定要素，继而构建了“对象化-现实”理论。这不仅是马克思在主体意义上对主体能动性，即实践的生动诠释，亦是马克思现实性思想发展的体现。不过，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实践的描述少之又少，多以感性活动、劳动、对象化为代替。以上内容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精准概括，随后，马克思开始阐述自己对黑格尔的认知，这一过程是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即其哲学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开始的。马克思先系统梳理了《精神现象学》的目录，而后聚焦于“绝对知识”章开始对黑格尔进行批判，这主要体现在对黑格尔“双重错误”的批判中。

纵观这一批判，马克思在行文中只指出了其第一重错误的诞生地，即“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6］203，而第二重错误在文本上并无直接表述。考虑到马克思这一文本的手稿性质，亦可以理解。对其双重错误的发掘，笔者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马克思用词是“双重”，这意味着这两个错误之间是互相关联的而非独立的；第二，对“双重错误”的理解需要贯通［笔记本Ⅲ］，即能作为打开马克思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钥匙。首先是第一重错误，即运动的错误。马克思在第一段提到了两个关键：第一处是“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XVII］（见第XIII页）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第二处是“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6］203。在展开论据后，马克思总结到：“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6］203这样，“整个”即代表着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分析，而“运动”则代表着对黑格尔“异化、外化和对象性”错误的分析，这并非互不相干的两个错误，而是互相隐含、互相支援的“双重错误”，可以看作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问题的总结。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运动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不断拓展的圆形运动，其虽然在方法上、在展开过程中是运动的，但是，自绝对精神实现的那一刻起，其已然回到了开始运动的起点，至此形成一个闭环。也就是说，黑格尔哲学在体系上是一个封闭的、不动的、僵化的体系，这已然违背了他对万物运动的绝对肯定性初衷。这两重错误，第一指向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方法性错误，第二指向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错误，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在黑格尔哲学自身中就表达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