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体系的改革优化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内容和价值体系，不仅赋予课程内容以新的活力，同时还能够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基于此，应当构建线上互动、专题授课、情境教学、“读讲演赛”、实践拓展“五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五力”，促进教学方法的创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多元化、全方位赋能。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4）04-0035-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称“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观点。“两个结合”理念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以下简称“原理”课）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推进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根本遵循。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孕育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基因和独特文化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中国据以立足世界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中国智慧不仅能帮助全人类破解共同的社会难题，而且能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重要启示。用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原理”课赋能，是新时代思想政治课程改革创新的重要立足点。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原理”课教学内容的契合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值得全人类学习借鉴的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源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原理”课高度契合的内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原理”课教学的关键和基础。与“原理”课契合度较高的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知行观和民本思想以及“大同”思想。

（一）中国传统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契合点

古代朴素唯物论将特定的物质形式或形态视为世界的物质本原和统一基础。此类观点尽管存在简化问题的倾向，但其核心都是坚持唯物论的基本取向，肯定世界的物质本原和统一性。例如，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将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基础。《国语·郑语》中提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说法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物质性、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初步认识。再如八卦说，八卦是一套形而上的哲学符号，生自太极、两仪、四象，用以揭示“神明之德”，比类万物之情，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从战国时期到明末，元气论是中国最主要的物质构造理论。战国宋钘、尹文提出“精”乃天地之源、精气结合生成万物，此为“心气说”；东汉王充将元气论发展至“元气自然说”，认为世间万物皆由元气组成；唐朝柳宗元、刘禹锡认为元气的运动变化、斗争衰败是自然法则所致。这些朴素唯物论思想虽然受时代和科学水平的限制而具有“朴素”的特点，但其所坚持的“物质是世界本原”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相契合。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契合点

从周易、八卦到道家文化，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以及法家、禅宗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首先，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哲人认识宇宙万物存在和运动的起点，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其次，关于矛盾运动观点，中华先哲们以阴阳及其运动揭示了事物的矛盾。周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而阴阳则为周易之根本，即万事万物均由阴阳构成，“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周易文化将阴和阳作为两种符号来象征宇宙中各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并以阴阳变化来阐释万事万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充满了辩证法思想。比如，孔子以“天地人”为基础，确立了“君子”和“小人”两种性格。“君子”与“小人”是对立的，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性格都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于是，儒家建立了一种理想社会架构，即“大同世界”。最后，关于矛盾运动的规律，道家文化阐述得非常精准。《道德经》第二章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精练地阐释了事物间的对立、依存、转化和往复关系。《道德经》还进一步提出事物最终将向其反面转化，其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曲则全，枉则直”（第二十二章）、“物壮则老”（第三十章、第五十五章）等观点表明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第十六章）则表明世间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往复变化之中。将中国古代的这些辩证法思想融入“原理”课，有利于帮助学生深入把握唯物辩证法的内涵。

（三）中国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契合点

从先秦至明清，诸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即知与行的关系。首先，对于“知”的来源，孔子提出“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知行观（《论语·季氏》），其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的观点将“行”置于对知识的掌握之前，即认为“行”是“知”的来源。其次，对于检验真知的标准，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以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标准、以众人的感觉经验为标准以及以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取得功效为标准。再次，对于“知”的目的，荀子把“行”作为“知”的归宿，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和“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在此基础上，荀子也区分了“君子”和“小人”：“君子”知而后行，以知统行；“小人”知而不行，知行脱节。最后，对于“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古代思想家们都强调知行一致，如王阳明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徐爱录》）、“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传习录·陆澄录》），王夫之提出“力行而后知之真”（《四书训义》卷十一）、“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中庸衍》）。综上，中国传统知行观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许多观点，如认识的本质和规律、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真理的检验标准等。将传统知行观融入“原理”课，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的学习难点。

（四）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契合点

民本思想是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观点。《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此为根基，孔子提出，民本思想具体体现为统治者要取信于民。孟子则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民贵君轻”从此成为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涵。《荀子》中《王制》《哀公》两篇都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反复强调了民众对国家政权兴衰的关键作用。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被推上了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一定的民主化内涵。例如，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认为天下万民是主人，而君主是客，是为万民服务的，君臣之间也不应是主仆关系，而应该是分工协作、共同治理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其核心在于国家要重民，尽力减轻对农民的剥削，通过稳定小农经济、稳定农民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维护统治秩序。传统民本思想虽然仍把民众视为国家统治的对象，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工具，与近现代“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等观点有实质上的区别，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客观上提高了统治者对民众的重视程度，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传统民本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理应融入“原理”课教学当中。

（五）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契合点

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未停止对美好和谐社会生活环境的追求。从“大同社会”到“天下为公”，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体现了中国人对“仁”性化社会的向往。《礼记·礼运》以“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描述了“大同社会”，这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异曲同工。“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可见，中国先哲们倡导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不过，前者受时代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而存在一定的空想性，后者的实现则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上，主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们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共产主义思想，因而具有科学性和必然性。在“原理”课教学中，可以比较分析两种理想社会的异同，从而使学生加深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原理”课的价值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人民五千多年的历史实践中，凝聚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内核。这些价值内核的积淀，成为中国人民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为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我们要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内核，使其更好地赋能于“原理”课教学。

第一，培根铸魂，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加强文化自信对“原理”课的赋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人民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既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科学性，能够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产生共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动共生、相互融合，能被中国化、民族化。中国人民之所以能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用五千多年时间孕育的本土文化能与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理论相融合，并让后者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而为人民提供精神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是文化自信的源泉。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增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民众的文化自信又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加贴合中国实际，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加强文化自信对“原理”课的赋能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对文化内涵的深层次理解。传统文化主题教学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类。物质文化主题教学一般以实地参观考察的形式开展。教师可以定期带领学生参观历史文物、传统建筑物、传统文化遗址等，利用视觉上的震撼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助力学生坚定文化自信。非物质文化主题教学适合以小组展示的形式开展。每个小组可以选择一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进行讲解，如剪纸、皮影戏、京剧、传统礼仪、节庆活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然后让学生亲自去搜集资料、开展调查，最后形成总结，并与其他小组交流。这样既有利于增加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又能够锻炼学生在调研、团队协作、讲课和沟通交流等方面的能力，增强“原理”课的实效性。二是加强校内文化资源与校外资源的整合优化。通过校内与校外的合作，打造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实训基地和交流平台，利用浓厚的文化氛围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原理”课教学，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第二，启智润心，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价值，加强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原理”课的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了历朝历代思想家及广大民众的智慧，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理论知识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矛盾双方不仅是对立统一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建立在矛盾对立统一观念基础上的和合思想作为规范人与自我关系、人与他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向导，有助于我们今天正确地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二是自强不息的世界观。“自强不息”是中国哲学关于世界观的基本态度，《易经》中就提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意为努力拼搏、奋发图强，“不息”意为永无止境、永不停歇，“自强不息”是支撑中华民族一次次克服艰难险阻、创造无数奇迹的精神动力。三是“以人为本”的人生观。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以人为本”就是关注民之生、清楚民之需、解决民之难，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四是内在超越的价值观。中国哲学具有很强的超越性。超越性是指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准确判断事物发展趋势后作出科学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是人类自我超越，是将凡夫俗子升华为圣贤，是价值的升华。五是实事求是的知行观。“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是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求”就是我们要去探索、研究和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说实话、想实法、做实事、求实效的务实精神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淳朴之风。将以上这些哲学理念融入“原理”课教学中，有利于学生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从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度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