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走向生活：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对“美好生活”的现实意义

［摘要］新时代“美好生活”议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内核。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在唯物史观框架下提出，为现阶段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正确走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理解新时代美好生活观的理论渊源、价值内核、动力要素、实践路径提供了科学的学理支撑。对两者关系的理论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资本主义生活样态的局限性，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美好生活；物的生产；人的生产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1308（2024）06-0014-11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和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新消费主义”“数字主义”等庸俗价值观的影响，“金钱至上”“数据崇拜”观念甚嚣尘上，精神矮化现象丛生，人们生活状态日渐呈现“泛娱乐化”“低级化”“庸俗化”发展趋势，部分民众将对“美好生活”的解读简单地等同于追逐物质享受和精神刺激，“诗意的生活”似乎成为现代人回不去的理想“彼岸”。同时，随着过度追求物质的庸俗价值观从生产领域溢入家庭生活领域，人的生产即生育被夫妻纳入“经济理性”驱使下的价值考量，人口生育率下降趋势从发达国家向部分发展中国家蔓延，人口萎缩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成为全球难题。物的生产如何影响到人的生产？生产领域与生活领域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为我们解蔽上述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国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文献研究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两种生产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以来的国内外学术界曾先后出现“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二元决定论”“两种生产一体论”“物质生产一元决定论”［1］“归根到底决定论”［2］等观点，在对错误的“二元论”观点进行澄清的基础上，最终对两种生产理论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认为“两种生产”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构成要素性质、特点、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方法”［3］，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整体框架。第二，两种生产理论为国内关于人口规律、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逻辑遵循，以达到人口政策的制定同物质生产形成良性互动［4］，同时也关注到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区别，重视政策上的人本关怀属性并建立先行的系统配套［5］。第三，两种生产理论用于解决我国当今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劳动价值认同缺失的问题，为女性的复出和回归指明方向，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以实现在就业和生育方面的两性平等［6］，重视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意义和妇女生产的价值补偿问题。［7］第四，两种生产理论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两种生产理论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实现主要集中于人类自身的繁衍、生存与发展问题上，将人道主义关怀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彰显出通过人、为了人，实现人的解放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反向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取向。可见，现有研究成果虽然从多角度阐释了两种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但是并没有在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转换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阐明两种生产理论与实现美好生活的内在逻辑自洽性。基于这一认识和判断，本文拟从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溯源和内涵阐释入手，厘清两种生产理论和美好生活之间的逻辑理路，挖掘两种生产理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美好生活的指导价值。

一、两种生产理论溯源与内涵阐释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及了“两种生产”的思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对“两种生产”思想进行了完善和总结，最终形成两种生产理论，这一思想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历史溯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探讨人类最初创造历史必需的四种活动时，对第一种生产进行了阐述：“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8］531对于第二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道：“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8］532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通过对人和物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考察，引导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自然关系、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其他社会关系。［9］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进一步对两种生产思想进行了完善和阐发，他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人对人的生产，都对社会制度、法律、组织和人自身观念、意识形态、风俗习惯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不仅生产人和物本身，更是生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特别强调，人类的生产行为会创造一种不以人类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即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它不仅制约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类个体的一切生产行为和生产观念。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阶级性，使得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也附带有阶级特性，因而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存在不同的特征和性质。基于这样的理论推演，恩格斯阐述了现代文明社会最终必然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愿景。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阐述两种生产思想，指出两种生产正是生产领域内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两种资本的生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运动围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展开，商品必须实现由生产到消费的转移才能使资本流通过程顺利实现。生产出的商品是物，消费归根结底是人的消费，因而人自身的生产除了提供生产所需的劳动力以外，还在消费领域中发挥作用并反作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固有的矛盾，社会总产品的实现经常发生困难，于是便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物的生产总是与人的生产不协调。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指出人的本质的异化状态使人类主体被贬低为物的生产的手段和工具。当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现象从生产领域溢出，蔓延至生活领域时，人的生产也就异化为从属于物的生产并为物的生产服务的牟利性、商业性的经济行为。

（二）两种生产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对于两种生产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论述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519人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没有人的出现和需要就不会有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总是以“人口的增长”为开始，并以人的交往为前提。单个人作为有限的生命体，没有种族的繁衍，人类便无法持续实现对物的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如衣食住行，是人的活动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保障，人才能够生存并进一步进行再生产，物的生产始终为人的生产提供服务。所以，物的生产是人的生产的保障和首要活动；人的生产是物的生产存在基础和归宿。两种生产同时具有两种属性，“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8］532。人对他人的生产表现出一种双重性，即人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生产出生物层面上的类存在物的同时，还生产出同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并在生产中得到自己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以实现自己和他人本质的双重确证。所以，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两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人不仅生产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也生产自己的生活本身，他不仅生产自己的生活，也生产着他人的生活，是他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生产关系的不平等造成了各阶级生活条件的参差不齐，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往往处于对立状态。

对于两种生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将这三个方面概括为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和人的生产与再生产。这里，物的生产不能决定人的生产，纯粹的人的生产也不能决定物的生产，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运动过程中的两个面向，并在相互作用及发展过程中，共同对社会形态的变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动态的角度看，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活动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分为四个环节，它从生产领域流出，经过分配环节和交换环节，最终进入消费领域，服务于人的生命活动的需要，最终被消耗殆尽。人的生产过程不是机械化地对固定模式的简单遵循，而是在生产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发展自身、完善自身，最终占有自己的全部属性，即“得之守之、蓄之养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10］，以达到对人的生产实现内容上的丰富、扩展和连续空间上的广衍。这种丰富和广衍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在物质性活动中成为其对象化产物得到外显。可以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生产的本质性质、历史阶段和文明程度。

虽然两种生产在每个社会形态下普遍存在，但两种生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受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马克思批判地指出，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生产和物的生产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人的生产往往从属于物的生产，如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带来了物的生产对人的生产的奴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被贬低为物，并在物化的过程中成为物的生产的养料，为物的生产提供服务；物的生产对人的生产起支配作用，占主导地位，制约人的生产及其关系的发展。人的生产活动成为交换生活的条件而非实现生活的自发性的劳动；无产阶级所追求和创造的“美好生活”也在异化过程中成为奴役自己的枷锁，因为他的生产活动是在为“私有制的生活”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中，进一步提出了从“生产”向“生活”转向的价值遵循，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意义就在于其能够从为资本家的生活进行生产的工具，转向成为追求自身生活质量提升的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并在从事生产的劳动中改善自身生存状态，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在对自身的生产过程中的自我筹划、自我构建和自我重塑，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全部占有，是对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享受以及自己的财富的充分占有。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以人为主体地位的生产将挣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并逐渐占据生产的主导地位，到那时共产主义将会到来。

二、两种生产理论与美好生活的内在逻辑

美好生活，作为满足现实的、感性的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提出的愿景，极具亲验性、主观性、动态性。正由于个体对“美”和“好”的感官体验的多维性和复杂性，造成了学术界对美好生活难以形成统一的定义，基于唯物史观可对“美好生活”进行如下理解。

（一）“美好生活”的内涵阐释

美好生活，由“美好”（good）和“生活”（life）两个词组成。生活包括“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二者分别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外显，只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人的活动才能称为“生活”。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活动界定人和动物的区别：“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人类种族的繁衍是生产活动的前提，也是生活的第一要义，只有优先保证人的存在才能使“生活”有确切的承载对象和主体指向。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生产活动对人从动物的“生存”状态脱离进入“生活”状态所发挥的历史性、基础性作用，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生活的创造性建构。生活是生产力的体现，人在生产中连接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生活又是生产关系的体现。人在社会性活动中，历史性地形成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决定和制约着人的生活样态、人的内在规定性及一切社会关系，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会呈现出不同的生活的样态。“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11］24追求“美好”是人的本质的呈现和张扬，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自然界并非一开始就满足人的一切发展所需，这就为人依照自身意愿改造客观世界——进行实践活动，提供了空间。人的实践活动是“感性的现实性活动”，是以价值实现为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也是超越性的理想性活动，“就是使事实更合乎人所向往的‘善’或‘好’的活动”［12］。苏格拉底指出，以人为目的的最高的善就是幸福［13］24，而“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13］7。个体的美好生活是社会普遍的美好生活在微观层面上的反映，同时也是个体的主体性对集体的主体性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