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及文化治理

［摘 要］ 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着垃圾分类意愿强而分类行为发生率低的知行分离现象。从文化治理角度思考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走垃圾分类治理的文化之路，能够突破生态环境治理的“技术”“经济”“制度”的传统范式，是在新时代利用文化软实力来实现垃圾分类治理柔性化、提升社会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在计划行为理论和狭义文化的视域内，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相分离的主要原因包括：正式制度强约束力和非正式软约束力的缺乏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主观规范感知水平较低；大学生虽然具有较高程度的垃圾分类意愿，但垃圾分类“行为控制感知”水平较低；大学生主体责任意识缺乏，行为意志力较为薄弱。应当通过“以文化人”来使当代大学生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新生活方式，这是促进大学生垃圾分类工作的根本。生态文明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和主观道德义务感，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知行合一的实践性、主体性教育则可增强大学生垃圾分类的行为控制感。校园文化建设可以提升大学校园社会资本，进而强化主观规范对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文化治理；计划行为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308（2023）02-0047-10

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是一个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难题。目前，对于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影响垃圾分类行为的因素都有较多的研究，但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的研究相对缺乏；针对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较多，但专门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研究相对不足；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探讨知行关系问题的研究并不缺乏，但将该理论运用于垃圾分类知行分离问题的研究较为少见；关于垃圾分类一般措施研究的文献较多，但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思考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因此，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例，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研究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并试图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提出消弭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差异的对策，以契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一、大学生存在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问题

关于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差异的专门研究表明：目前总体而言，公众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的意愿水平均呈现较高值，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垃圾分类行为水平却普遍较低，两者之间出现差异。［1］168-176；［2］1726-1730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学的扩招，大学校园成为实施垃圾分类的主战场之一，高校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城市垃圾治理和公民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一环。大学生作为一个高文化水平群体，理应成为新生活风尚的引领者、垃圾分类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成为推动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重要先行群体和示范群体，充分显现代际文化传递的后喻特征；故而，倘能消除大学生在垃圾分类问题上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异，必将对大学生家庭中其他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大众的环境友好行为的培育产生深远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垃圾分类工作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为改善生活环境、建设生态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是指大学生个体基于对垃圾本体的哲学反思和特定的资源环境价值观而形成的对垃圾分类行为的价值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关于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概率的主观判断；而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则是指大学生在平时生活中切实正确地实施了垃圾分类。为了揭示大学生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的意愿与行为的现实相关度，笔者曾经开展过相关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问卷和访谈的结果显示：虽然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具有垃圾分类的意愿，但是真正付诸实际行为的却比较少，即垃圾分类行为发生率较低，大学生在垃圾分类上客观存在意愿与行为相分离的问题。［3］27这也印证了其他研究得到的结论，即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垃圾分类意愿强而行为发生率低的现象［4-5］。

二、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分析

阿杰恩（Ajzen）基于理性行为理论，通过引入“行为控制感知”（PBC）概念，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目前，计划行为理论是一种较为成熟地运用于知行关系问题研究的社会心理学理论。阿杰恩认为，个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处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控制之中。尹昕等人基于此理论，研究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6］10-14；石世英、胡鸣明以该理论为框架，对项目经理垃圾分类决策行为意向作了研究［7］；张书赫、王成军引入门槛效应、漏斗效应、异质性和两类特殊外部因素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拓展，构建出农户参与垃圾分类的决策模型，并据此对垃圾分类意向与行为偏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8］。行为意向是行为主体执行特定行为的心理动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主体实际行为的发生主要受行为意向支配，行为是对意向或者意愿的反映，而主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主要经由行为意向的中介而对实际行为的发生产生作用，行为控制感却可不经过意愿的中介而对行为的发生产生直接的影响［9］179-211。行为控制感知包括自我效能感和行为控制能力感知。因此，主观规范、行为态度、行为控制能力感知和自我效能感是导致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相同的因素可能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造成……意愿与行为的不一致性”［2］1727。正是因为意愿、行为各自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的复杂性，所以即使有垃圾分类意愿，也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而未必产生垃圾分类行为。基于上述，下面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感知和个体特征因素四个维度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展开分析。

（一）基于垃圾分类态度的分析

垃圾分类态度是指主体从工具性和情感性两方面对实施垃圾分类行为进行评价而产生的心理情感。工具性方面是指主体基于垃圾分类行为后果的价值判断而对该行为的判断，情感性方面是指主体对行为本身的情感和态度。例如：基于对垃圾的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批判和反思，以及关于垃圾分类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意义的价值认知，主体一般会产生积极态度，认为该行为是有意义的；而从个人生活经济便利、生活自由和审美的角度出发，主体可能会认为垃圾分类行为劳心、费时费力、破坏家庭生活舒适感和审美感，从而对垃圾分类行为持抵触态度；主体也有可能从道德认知角度认为垃圾分类行为代表社会公德和美德，故对该行为持一种正向情感心理。就行为态度的工具性成分而言，它反映了个人对这一行为是否有助于达到有价值的结果的心理认知，或者说该行为态度是以特定的价值认知为前提的，即常说的“认知决定态度”，不同的认知可能会形成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态度。所以，态度应当视为行为结果以及个体对此结果的认知和信念的函数。与其说行为结果决定行为态度，不如说对行为结果的认知和信念决定行为态度。一般而言，正向的行为结果认知和信念形成积极的行为态度，而负向的行为结果认知和信念则对应消极的行为态度。因此，行为态度可作为行为意向的最有力的预测变量，“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态度越积极，其分类行为意向越强”［6］11。故而，笔者在前述另一拙文中针对大学生关于垃圾分类必要性的价值认知设置了相应的问题，以此来测量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大学生认为垃圾分类具有必要性，表示愿意进行垃圾分类”［3］27，大学生的垃圾分类态度是积极的。因此，行为态度并非造成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二）基于垃圾分类主观规范感知水平的分析

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如果不行动就会感受到的来自社会（尤其是熟悉的社群和圈子）的压力。这种压力实质上转换成了使人们在不愿意行动的情况下被迫行动的动力，因为行动能够获得面子、赢得尊重，而不行动则会失去面子、遭到轻视和鄙夷。根据行为嵌入理论，那些对人的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人的行为具有影响作用。对于重视脸面、讲究场面而喜欢与周围群体行为保持一致的中国人情社会而言，尤其如此。“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10］主观规范所形成的压力感知是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压力足够大，那么人们即使并没有这种行为意向，也会迫于外界压力而实际采取行为；相反，如果这种压力足够小，那么人们即使有这种行为意向，也会由于行为意愿强度不足以抵抗长期以来形成的盲目从众心理和习惯性心理，或者由于较小压力意味着不行动仅有较小的面子损伤且行动也仅有较小的脸面和尊重收益，而在功利主义的“收益-成本算计”之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进行垃圾分类。在实地访谈研究中，笔者就“为何没有产生垃圾分类行为”对被访者进行了询问，他们都表示，对于垃圾分类工作，我国目前仍主要处于一般倡议阶段，普遍缺乏能够落地的强制性奖惩规定和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垃圾分类主要依靠个人自觉，而垃圾分类本身又比较麻烦，所以他们在平时，特别是在学习和生活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不会进行垃圾分类。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周围的同学都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行为时，他们更不愿意自己率先去做而显得与别人不一样。此外，有被访者表示，他曾经去一个垃圾分类比较成熟的国家游玩，在那里，因为有完善的垃圾分类管理法规，且其约束力很强，他就只好遵循垃圾分类制度的规定，按照标准将不同垃圾进行分类。综上，如果缺乏足够的有利于促使垃圾分类行为发生的制度约束力和非正式群体压力，那么个人即使存在垃圾分类意愿，也未必会实际采取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异也就由此产生。

（三）基于垃圾分类“行为控制感知”水平的分析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垃圾分类实际行为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垃圾分类态度和意愿，还取决于人们在特定的垃圾分类情境中的行为控制感知，它既包括对行为实施的控制能力的感知，也包括个人行为效能感。

在垃圾分类问题上，行为控制能力感知是个体对自身克服和控制垃圾分类过程中那些由于时间、空间、知识、设备等因素而产生的障碍和困难的能力的感知。它刻画了个体在实施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难易程度。行为意向和行为态度并不是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行为知识和行为能力也是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们影响到人的行为控制能力感知。一般而言，行为控制感越强，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意愿与行为的吻合度也就越高。显然，“垃圾分类标准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体验越高，居民的垃圾分类环境行为表现越好”［11］。有研究指出，“向居民普及环保知识是促成其产生环境偏好，激发其环境行为的根本举措”［12］，人们掌握垃圾分类标准、投放地点等知识和信息越多就越有可能分类［1］169。还有学者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提出“知识治理”概念，认为它“能够为垃圾处理提供共享观念、行动工具和行动资源”［13］。因此，笔者就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和标准的了解程度设置了相关问题，经过调查，发现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者占样本总量的62.4%。由此可知，造成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生对垃圾分类知识和标准了解得不够。

行为效能感一般被定义为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能够产生有效结果”的评估。它是个体对于自身行为所带来的个人及他人福利增加效应的评估，区别于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概念，因为后者表述的是上文所说的“行为控制能力感知”概念。行为结果不等于行为结果感知。效能感知对个人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个人如果认为自己的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并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那就意味着他有较高水平的行为效能感，他也就会乐于采取垃圾分类行为。对此，笔者也专门设置了一个问题，即“个人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大吗”，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个人的垃圾分类行为对环境保护没有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对垃圾分类的效能感知水平较低。相关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被访者D平时多次看到分好了类的垃圾最终还是被垃圾清理人员混倒在一起，因而认为个人的垃圾分类行为没有任何意义。被访者E说：“当我目睹校园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认为自己一个人这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和实质性效果。”被访者F指出：“如果国家政府不在强制垃圾分类的人员和设施基础上下功夫，那么即使我进行了垃圾分类，也没有可以让我扔这种垃圾的分类投放点，我的分类行为也就毫无意义了。”综上，即使个人认为垃圾分类对环境保护是必要的，但如果个人行为效能感较低，认为自己按照相关标准和要求进行垃圾分类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无实际意义，那么他自然也不会这样去做，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异也就由此而生。

（四）基于主体责任意识和道德行为意志力的分析

大学生垃圾分类主体责任意识欠缺和道德行为意志力软弱也是导致垃圾分类行为实际发生率较低的重要主观原因。

作为主体生命自觉的一种表征，主体性是人在自察、自省、自识基础上的自为、自主和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是人对自我生命意义的体认和觉知，是对自我本质生成的主宰。主体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它意味着人通过对人生的反省和觉悟而重新获得对自己人生选择的自由权和支配权，并因为这种自由选择和主动作为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决不怨天尤人。具有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的人正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人不知而不愠” （《论语·学而》） 、“君子求诸己” （《论语·卫灵公》）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论语·述而》） 的人，即自觉、自足、自为并自律的人。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会对垃圾分类实际行为发生概率产生正面影响，因为，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不但会使大学生自觉地认识到垃圾分类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而主动承担、积极作为而不是逃避责任、言行不一、行为不稳定（包括人前一个样而人后另一个样），而且有助于增强大学生对于垃圾分类的行为控制感知，从而避免他们为自己的不作为寻找客观原因。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大学生之所以环保参与意识高但相应行为发生率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14］。如果“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观念不能够真正深入人心，人们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能否做到“以垃圾分类为己任”，因而存在等待、观望、依赖等消极心态，那么他们即使认为垃圾分类非常重要、很有必要，也未必会真正去实际进行垃圾分类，这样就产生了垃圾分类知行分离问题。在访谈中，笔者就“您认为实现垃圾分类主要责任在谁”这一问题询问了五位在校大学生，结果他们的答案均限于“政府”。他们当中有人认为，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其实比较麻烦，因为它不限于一时一地，所以必须借助政府的强制性规定，才有可能落实；也有人认为，政府不在垃圾分类工作上大力投资，垃圾分类各个环节的基础设施、人员配置、奖惩措施不完善，个人进行垃圾分类就没有意义。由此可见，大学生缺乏垃圾分类的主体性精神和责任意识，这也正是导致他们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主观思想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