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的学习观及其对当代德育的方法论启示

［摘要］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性和实践性课题。高校思政课在运用现代技术的过程中，其原有难题得到总体性破解，实效性也得到根本提升。但与此同时，现代技术的过度使用又让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容、方法和考核面临着“技术主义化”的三重误解。而陆九渊“发明本心”以“做人”的心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学习观较为清晰地阐明了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等问题，正可为消除高校思政课教学“技术主义化”误解提供方法论的启示。

［关键词］陆九渊；学习观；高校思政课；思政课教学；技术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1308（2023）03-0046-07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现代技术的运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原有的教条化、程式化、单向性等诸多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趣味性、实效性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技术的至上性、盲目性、膨胀性也随之而来，并产生了新的技术化教学困境”［1］40。高校思政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使命是为党、为国、为人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高校思政课相关活动不仅要服从教学相长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还要遵循道德教育的特殊规律。现代技术手段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活动中的运用有其具体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现代技术手段的功能就可能适得其反。适时回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并挖掘其对当代的方法论启示，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而对陆九渊学习观的考察当然地构成了这种回溯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本文首先揭示“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在“技术主义化”进程中面临的“套、大、空”“新、奇、特”“短、平、快”三重误解，然后梳理陆九渊学习观的“明理、知道、立心”“人情、事势、物理”“存心、养心、求放心”等具体内容，最后探讨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教育的本真精神、如何对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技术主义化”的过度倾向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和校正，从而为最终破解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技术主义”困境寻找可能之策。

一、“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的三重误解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这一重要指示的过程中，借重信息技术、结合“互联网+”时代新特点的慕课和翻转式课堂等教学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但同时，“技术的至上性、盲目性、膨胀性”［1］40导致高校思政课教学往往过度依赖网络化方式和信息技术手段，逐渐游离了道德教育的本质，最终产生了高校思政课教学“技术主义化”的误解。

不可否认，现代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在克服高校思政课传统的“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粉笔讲半天”教学模式枯燥乏味问题的过程中，让高校思政课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并给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性带来了一定的提升，例如图、文、声、像的配合、融合增强了教学内容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慕课的多元化资源、人性化时空、多样化手段有助于优化师资结构、促进教师发展，翻转式课堂运用信息技术能够实现教与学的动态平衡。然而，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消极影响也如影随形地存在着，例如部分思政课堂教学存在技术化、娱乐化倾向［3］，读图解码的认知模式导致学生止步于表面趣味而忽略深层意义［4］，部分学生因对慕课认识不到位而容易发生技术造假［5］，慕课会导致教学过程可控性降低、教学效果弱化［6］。

由上可见，现代技术在教学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也是有其限度的。特别是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现代技术的运用如果“不当”“不合适”“不对景”，就会让思政课教学走向“为了技术而技术”的“技术主义化”歧途，进而导致思政课教学效果无法继续提升，甚至反而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校思政课教学在遵循一般教学规律的同时，还有其自身独特的德育的内在规定性，这种德育的内在规定性在根本上决定了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提升绝非只靠技术的改善、方法的新奇、形式的多样就能完全、彻底、全面地实现。高校思政课教学因现代技术运用而产生的消极、负面、不良影响，特别是因现代技术的过度运用而产生的“技术主义化”倾向，让“互联网+”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在内容、方法和考核上面临三重误解。对此，教育界和学术界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教学内容的误解：“套”“大”“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再一次成为民众关心的中心话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高校思政课具有政治性、民族性、意识形态性等多重规定性：高校思政课首先是“政治性”的课程，培养合格的、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一切教育活动中最大的“政治”；高校思政课同时是“民族性”的课程，高校思政课教学目标的一个内在规定性就是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校思政课还是“意识形态性”的课程，它在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总体要求凸显了其教学活动的根本特质。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学绝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够轻轻松松完成的，而是要在“政治”的站位、“民族”的立场、“意识形态”的旨趣等高度上进行。但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虚拟世界中知识信息的共享性、实时性、真假难辨性等特点加剧了现实物理世界中套话太多、大话连篇、空话不断的现象，这些不良现象在高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也大量存在，使得高校思政课原有的正统性、传统性、惯常性的教学内容受到较大的冲击。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不外乎两点：一是思政课教师因其特殊身份，有的基于教材而照本宣科，有的忠于职责而苦口婆心，有的出于规矩而鲜有改变，这种尽职尽责履行使命的过程也会引起受众群体的各种误解；二是思政课学生因志趣不同而众口难调、诉求异化，“快餐式”文化消费、“看图式”阅读习惯、“浅层式”思维方式等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使得他们面对理论熏陶、品性养成、道德提升等内容难以生发前行动力，难以产生学习兴趣。因此，无论是思政课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师，还是思政课教学活动的受众——学生，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政课教学内容存在着“套”“大”“空”的误解。

（二）教学方法的误解：“新”“奇”“特”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活动涉及两方主体，即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作为被教育者的学生，其中任何一方主体“不在场”都会导致思政课教学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对于思政课教师而言，“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7］这一论断之所以能够得到极为充分的体现，原因在于思政课教学活动是在思想交流、观点交锋过程中进行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活动中展开的，思政课教师在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自身也会有所收获和受益。而对于思政课学生而言，一方面学习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进行品行提升——这是思政课教学的终极目的之所在。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学不仅要遵从一般学科的教学规律，还要符合高校思政课所特有的道德教育的教学规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思政课教学除了通用的教学方法外还应该有其特殊的教学方法，这种特殊的教学方法正是思政课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教学的根本所在。在“互联网+”时代，为了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高校必须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来更新教学方式方法，这在实践中确实解决了传统思政课教学模式的若干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现代技术的使用带来教学方法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新局面的同时，许多高校思政课教学却走上了“为了方法而方法”的歧途，让教学的“内容”围着“方法”转，并导致思政课教学方法发生了“技术主义化”所带来的种种“技术异化”现象，使得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面临着“新”“奇”“特”的误解。

（三）教学考核的误解：“短”“平”“快”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原有的考核方式、考核目的、考核导向再次处于合理性危机之中。高校思政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健康”学生人格、“高尚”学生灵魂的重任，毕竟培养合格的、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思政课的终极目的和学科使命。一般而言，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考核，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在特定时间、特定空间中一次性地进行，这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而对社会规范塑造和内心德性修养的考核，如果仅仅通过某种一次性方式来实施完成，就多多少少有些勉为其难、不得要领。这种一次性考核背离了思政课教学的根本旨趣和总体目标，且极易导致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思政课考核也就是“在纸上写写字，在网上答答题”而已。从原则上说，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的考核应该是一个时间跨度长、空间延伸广的总过程，是一个涵盖受教育者一生所作所为的全过程。然而，从现实来看，这种“盖棺才能定论”的“终身考核”显然不可行，因为学生结课时就需要分数来表明其学习状况，毕业时也需要成绩来证明其学习水平。因此，思政课教学不得不选择某种具体的考核方式来对受教育者进行学习效果的测度，而学生在接受测度的过程中可能会“沦落”为某种纸上谈兵、知行分离的“考试型人才”。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更是强化了这种选择，加速了这种趋势，在“技术主义”的威力之下让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考核深深地陷入“短”“平”“快”的误解之中。

二、陆九渊学习观的具体内容

陆九渊（1139—1193）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大教育家。南宋时期，程朱的理学盛极一时，陆九渊的心学横空出世，理学和心学共同成为南宋思想文化史乃至整个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陆九渊的心学“虽然关涉哲学、政治、道德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其核心还在于道德和教育”［8］。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阐释“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在寻找学习目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的进程中，陆九渊形成了丰富的治学思想和独特的教学理念，并身体力行地成为一位“立言、立行、立德”的大儒，影响了一大批读书人。陆九渊学习观的具体内容包括“明理、知道、立心”的学习目的、“人情、事势、物理”的学习内容和“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学习方法等多个方面。

（一）学习目的：“明理”“知道”“立心”

中西方哲学的终极指归在中西方哲学产生之初就大异其趣：西方哲学是“为了知而知”，中国哲学则是“为了做而知”；西方哲学因其“对智慧的热爱”而被称为“爱智之学”，中国哲学则因其“让人如何行动”的旨趣而被理解为“经邦济世之学”。陆九渊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卓越代表，其心学主旨“发明本心以做人”是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集中体现。对陆九渊而言，“本心”就是人“本来”就有的“心”，它内在于人之中，而不假求于人之外；“本心”是人人都有的，无论这个人是圣贤之人还是愚钝之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9］149；每个人的“本心”只有一个，“心只是一个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其心亦只如此”［9］444。而所谓“做人”，就是人之为人的终极追求。陆九渊认为，“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9］470；他还强调，人要通过学习来“做人”，“人之不可以不学，犹鱼之不可以无水，而世至视若赘疣，岂不甚可叹哉！穹壤间，窃取富贵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羡之耳。识者视之，方深怜甚悯”［9］170。而对于“做人”的具体要求，陆九渊通过“明理”“知道”“立心”这三个由低到高的学习目的来渐次展开。

（二）学习内容：“人情”“事势”“物理”

在学习的内容上，陆九渊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具体构架。首先，陆九渊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圣贤书固然重要，但对于圣贤书不能盲信，更不能迷信，而要“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9］461，要大胆地存疑，大胆地质疑，不然人们就会落到“终日依靠人言语，又未有定论，如在逆旅，乃所谓无所归”［9］5的地步。其次，陆九渊认为，纸上得来终觉浅，学习不能停留于读书的表面功夫，而应该深入日常生活的具体活动当中，“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9］432。最后，陆九渊认为，学习是为了探求根本之大道，不能迷失在细枝末节中，“道理只是眼前道理，虽见到圣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9］395，为了求得根本之大道，学习就要“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功夫”［9］485。因此，“人情”“事势”“物理”构成了陆九渊学习观中学习内容的具体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指向“做人”这一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