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繁荣：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的政策逻辑与启示

一、出台背景：“神武景气”后的增长瓶颈与社会矛盾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迎来“神武景气”（1954—1957年），随后进入高速增长期。1955—196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8.5%。然而，“繁荣”背后潜藏着收入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全球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建工厂、搞出口的发展模式已难以持续，必须探寻一条既能保持经济增长，又能让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的新路径。

（一）经济繁荣背后的隐忧：增长快但老百姓获得感低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普通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农民收入仅为城市居民的56%。中小企业数量虽然多，但效率低下，其工人工资仅为大企业的57%。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达到0.38[1]，超过了0.3的国际警戒线。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开放市场的压力与挑战

1960年，日本出口依赖度高达19.3%[2]，但全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美国迫使日本降低关税，工业品平均关税从1955年的22%降到1965年的10%[3]，这使得日本传统产业面临巨大挑战。1960年“安保斗争”引发社会动荡，日本政府深刻意识到，必须通过经济改革来稳定民心。

（三）政策目标调整：从“增长优先”到“共享发展”

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不仅要增长，还要让增长惠及更多人”。为此，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将人力资本和收入分配纳入经济增长框架，经济发展基调由“增长优先”转变为“共享发展”。

二、政策设计逻辑：一揽子政策“组合拳”及其有效协同

为使经济增长红利切实惠及普通百姓，日本政府实施了一揽子政策“组合拳”：既扶持高科技产业，又助力中小企业升级；既致力于提高农民收入，又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既重视学校教育，又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这些政策相互协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岗位，百姓收入增加带动消费增长，而消费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产业进一步发展。这种“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的策略，推动日本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

（一）产业升级三维驱动

技术跃迁机制：日本政府通过《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56）与《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57），形成政策叠加效应。1961—1970年间，机械工业研发强度从1.8%提升至3.4%[4]，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比达到1∶3的黄金比例。汽车产业国产化率从1960年的48%跃升至1970年的95%[5]，形成“逆向工程—工艺创新—自主开发”的技术进步路径。

资本深化路径：日本创设“重要机械特别折旧制度”，允许战略设备第一年计提30%折旧。1965年，制造业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达18.7%[6]，资本劳动比年均增长7.2%。三井银行等主要城市银行对重化工业贷款占比从1955年的32%提升至1970年的61%[7]。

组织创新系统：日本建立“产官学”合作机制，通产省牵头成立了38个产业审议会，将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学界专家等聚集在一起，通过研讨会等交流平台，共同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多方参与为产业发展制定科学的规划，发挥了有效的指导作用。1965年，汽车产业形成“专业分工网络”，零部件外包率从35%提升至72%，交易成本降低43%[8]。

（二）收入分配的动态优化机制

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1961年，日本政府出台《农业基本法》，开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1960—1970年，土地改良项目投入4.3万亿日元[9]（按1960年价格计算），水田标准化率从42%提升至78%。政府支持农业共同体建设，鼓励农民成立农村合作组织，农业协同组合覆盖率达93%，生产资料集中采购成本降低37%。价格支持政策使大米生产者价格指数年均增长6.8%。通过上述“三支柱”体系措施，1960—197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87%，农户非农收入占比从32%增至58%，城乡之间的收入明显缩小。

助推中小企业生产率跃迁。196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设立专项基金，为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供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利用专款购买成套设备、引进新技术和改造生产工艺流程，企业生产力大幅提升，产品质量显著改善。1961—1970年，中小企业工资增速达9.8%[10]，超过大企业的8.2%，劳动生产率差距从43%收窄至22%。

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1961年，日本建立全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使社会保障覆盖全民；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大财政投入，使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由3.2%稳步增长至5.7%[11]；无论城乡，还是大中小企业，职工及企业均能享受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使民众基本生活有保障，民众无后顾之忧，使社会更有凝聚力和活力。1961年，全民医保实现时点参保率达98%，国民年金替代率设定为40%。医疗支出中个人负担比例从1955年的72%降至1970年的30%[12]，推动边际消费倾向提升0.17。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乘数效应

教育普及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日本政府提倡“高中全员入学运动”，加大教育投入，新建学校、改善教学设备、提高师资待遇。1960—1970年间，高中入学率从57.7%大幅度提高到82.1%[13]，国民素质显著提升，为经济发展储备了大量具有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人才。同时，实施“理工科扩招计划”，1965年工学部毕业生占比达38%，工程师存量突破60万人[14]，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职工培训与技能提升。1969年，日本设立《职业训练法》，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员工培训投入。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支出，可按150%与应税所得抵扣，这极大激发了企业开展员工培训的积极性。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如岗位技能培训和管理培训等，有效提高了劳动者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职业训练法》规定500人以上企业必须设立培训中心。如丰田汽车建立“三级技能认证体系”，使装配线效率提升65%。1970年，制造业人均培训时长达到年均72小时[15]，较1960年增长3倍。

三、阶段性成效：增长质量与社会转型的双丰收

经过10年改革，日本不仅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还让经济增长红利惠及更广泛的民众。工厂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工人工资显著增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偏远地区居民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建立了一套可持续的发展机制。以下从三个方面评估这场改革的实际效果。

（一）经济增长：从“量”到“质”的飞跃

从经济总量指标来看，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从16.2万亿日元增长至40.6万亿日元[16]，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从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度高达56%[17]，较前10年提高22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贡献38%。这表明日本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从依赖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从产业升级成果看，重化工业的产值占比从47%提升至62%，出口商品中机械类产品的占比从24%跃升至46%，翻了一番。

（二）收入分配：从“贫富悬殊”到“共同富裕”

劳动者报酬显著提升。1961—1970年，制造业实际工资年均增长7.9%[18]，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42.3%提高到55.1%，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分得的“蛋糕”更多，劳动价值得到更好体现。消费升级特征明显。1970年“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普及率达95%[19]，恩格尔系数降至32%。区域发展更加均衡。通过实施新产业都市建设法（1962），在地方建设15个工业基地，1970年九州地区等偏远地区人均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6%（1960年为72%），城乡差距显著缩小；基尼系数由0.382大幅下降至0.311[20]，社会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三）社会转型：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

中产阶层不断壮大。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和收入分配逐步完善，日本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白领阶层比例由1960年的19%增长到1970年的28%[21]，中产阶层达到总人口的60%左右，形成了庞大的稳定的社会中产阶层。家庭金融资产突破100万亿日元[22]，民众储蓄和投资能力增强。消费信贷余额增长15倍，“大众消费社会”逐渐形成。

制度遗产不断积累。日本建立日本生产率本部（1955）、中小企业厅（1948）等长效机构。1970年，终身雇佣制覆盖率达68%[23]，员工离职率降至4.2%。终身雇佣制和全民医保等制度，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启示与借鉴

日本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不能只注重效率，还应确保广大民众从中受益。这种“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的发展思路，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一）制度创新的协同性

日本收入分配改革的成功经验显示，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非孤立的政策调整，而是多领域政策相互协同的结果，形成了强大的政策合力。其中，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能够创造大量高收入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是民众基本生活的“稳定器”，消除了民众的后顾之忧，刺激了消费市场；教育投资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高素质人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智力保障。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要警惕“福利赶超”陷阱。若福利水平提升脱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企业成本上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态势。福利水平应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以确保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可持续性，避免因社会福利过度扩张而引发经济失衡。

（二）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日本政府仅提供了17.3%的公共投资，更多依靠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市场化手段拉动民间投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投资回报率；金融支持使得企业资金有了保障，进而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和技术创新。这启示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通过合理有效的政策引导，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高效发展。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先性

在计划实施期间，日本教育支出始终保持在GDP的5.3%以上，教育收益率达10.7%[24]。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带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了经济增长。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新领域层出不穷，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各国应更加重视加强STEM教育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提高学生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素养，增强其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综合来看，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功，得益于构建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社会”的三元治理结构。政府通过合理规划，引导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一系列制度创新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重新定价和优化配置，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作者简介：王美华，国研科技集团国研网研究员。

参考文献

[1]日本内阁府统计局.国民生活基础调查[M].东京：内阁府统计局，1960.

[2]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M].东京：日本银行，1961.

[3]日本大藏省.关税政策史[M].东京：大藏省，1972.

[4]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业统计表[M].东京：通商产业省，1971.

[5]日本汽车工业协会.自动车产业五十年史[M].东京：日本汽车工业协会，1975.

[6]日本经济企画厅.国民经济计算年报[M].东京：经济企画厅，1966.

[7]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M].东京：日本银行，1972.

[8]小宫隆太郎.日本的产业政策[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

[9]日本农林水产省.农业生产统计[M].东京：农林水产省，1971.

[10]日本中小企业厅.赁金构造基本统计[M].东京：中小企业厅，1971.

[11]日本厚生省.社会保障费用统计[M].东京：厚生省，1971.

[12]日本厚生省.医疗保险统计[M].东京：厚生省，1971.

[13]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M].东京：文部省，1971.

[14]日本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白皮书[M].东京：科学技术厅，1971.

[15]日本劳动省.职业训练实施状况调查[M].东京：劳动省，1971.

[16]日本经济企画厅.国民经济计算年报[M].东京：经济企画厅，1971.

[17]日本经济企画厅.经济分析[M].东京：经济企画厅，1971.

[18]日本劳动省.每月勤劳统计[M].东京：劳动省，1971.

[19]日本总务省.家计调查年报[M].东京：总务省，1971.

[20]日本内阁府统计局.所得再分配调查[M].东京：内阁府统计局，1971.

[21]日本总务省.国势调查[M].东京：总务省，1971.

[22]日本银行.资金循环统计[M].东京：日本银行，1971.

[23]日本劳动省.雇用管理调查[M].东京：劳动省，1971.

[24]Mincer，J.◎Schooling，Experience◎and◎Earnings[M]. NBER，1974.

（编辑：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