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外认知现状及其传播策略研究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伟大政治创造，通过中国官方宣传、国外研究者研究以及海外华人传播等途径提高了传播影响力与国外认知度，为世界政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但也面临对外传播的主体单一、渠道狭窄、能力不足、环境欠佳等多维困境。亟须汇聚主体向心力、渠道影响力、技术支撑力、环境吸引力“四维合力”，推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外认知；传播策略

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讨论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向外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影响力，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基于此，通过深入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外认知现状、困境省思及其传播策略，以期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外传播质效。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外认知的现状透视

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经过多年努力，依靠国内新型政党制度宣传和国外本土化研究和传播，国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但国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仍需进一步廓清。

（一）国外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渠道

1.中国官方的宣传

从对外宣传渠道来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对外宣传渠道，有助于外国人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要包括：一是设置管理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就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总署下设有国际新闻局，统一管理对外新闻宣传报道。该机构是新中国第一个面向国际传播中国形象的机构，也是中国主动传播新型政党制度的发车点。二是纸质材料持续宣传。1950年1月，中国创办了第一份面向国际的英文版期刊——《人民中国》，之后又先后设计出版了俄文版和日文版。该杂志第二期发表胡绳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10周年》[1]等都是对外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典型。随后，中国又陆续创建包括世界语月刊《中国报道》《中国画报》等其他的外文报刊。由宋庆龄领衔组织的《中国建设》杂志是这一时期对外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窗口。当时《中国建设》是对外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也是唯一可以自由进入美国的中国出版物。[2]除了纸质刊物之外，中国充分利用广播电台对外宣传。三是视听媒体逐渐起步。1950年4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广播编辑部成立。国际广播编辑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3]。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一步完善了对外宣传机制。一是管理机构更为规范。1980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负责统筹和协调整个国际上的宣传工作。为了便于协调党政部门，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二是宣传载体更为多元。1978年5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门负责包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对外的广播宣传。除此之外，中国积极利用电视平台对外宣传。中央电视台1991年7月专门成立对外中心。1992年10月，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国际卫星电视频道开播。另外，中国也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对外宣传。三是继续支持纸质媒体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之前的纸质刊物，如《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后改为《今日中国》）等报刊依然保留。另外，对外宣传部门又特别重视加强中国第一份全国性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对外宣传。值得注意的是，自2007年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每年都会面向国际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后改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这是向国外系统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键性文件。

2.国外研究者研究

除中国主动对外宣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外，国外也有不少机构和个体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机构来看，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比较关注，设立了很多研究机构。1955年，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政治研究项目部，重点观照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其中又特别重视中国政党的研究。2007年，哈佛大学成立赖肖尔日本研究所与韩国研究所后，为了纪念中心的第一任主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改称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这一中心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除蜚声海内外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之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都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1951年，日本学界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1966年，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英国牛津大学开始从事中国问题研究。1968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1969年，荷兰莱顿大学成立了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197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所）都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有所涉猎。此外，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囊机构和协会较为关注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

3.海外华人的传播

与官方的对外宣传不同，海外华人的政党研究更具有民间性质和研究性质；与国外的外来研究不同，海外华人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发展更为了解。可以说，海外华人研究群体既能够较好地吸收国外的研究方法，又能凭借对于本土材料的熟稔，提出不同于前面两种渠道的新见解。当前，已经有不少的海外华人学者在国外形成了学术影响力。如邹谠、余英时、陈志让、郑永年、裴敏欣、黄靖和李成等。至少在十年前，在美国从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华人群体就已经突破300人了。[4]他们的很多观点都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认同。他们的很多成果也被国外学者和主流群体所接受。

（二）国外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突出问题

一是国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注需要更为全面。当前国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注重心是中国共产党。其他的民主党派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除极个别学者有意识地关注民主党派以外，很少有国外的学者与普通大众去了解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关注度还有待提升，关注的重心有待扩展。

二是国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知有待继续廓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外常常遭到误解。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人逐步认识到了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但仍有不少人没有注意到民主党派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实际作用。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认知不清，尤其是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缺少认识。这不仅说明，西方学者和普通群众对于中国缺乏深入的了解，也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外的宣传力度还需要加强。

三是国外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估计有待重新研判。国际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者多是西方学者和媒体人。他们很多时候基于西方的政治环境，生搬硬套，戴着有色眼镜观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他们研判，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然会走向崩溃。中国只有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和“民主”的政党制度。显然，这样的估计是背离了中国实际的主观臆想。这些研判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海外的正面形象。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外认知的困境省思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为当代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智识贡献，而且对外传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当前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困境，亟须深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提升对外传播实效。

（一）国外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单一

一方面，主观来看，国外民众认知的“意愿低”。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公民教育”，常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众对本国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以美国为例，它在教育过程中将“美国精神”等带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民族特色的价值理念融会贯通到所开设的“历史课”“爱国主义课”等课程之中；营造带有本国文化色彩的社会氛围，将本国的国旗、国徽等悬挂、张贴或印刷在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地方；注重打造具有本国文化内涵、精神特质的商品、影视作品等。西方民众在国家政党制度、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对政党、政党制度等形成了一套固有认知框架。因此，当他们在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时，其思维便局限于固有的认知框架之中，更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

另一方面，客观而言，国外民众认知的“途径少”且“难度大”。其一，就信息内容“供给”而言，国外民众获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途径较少。长期以来，国际舆论西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西方国家为巩固自己的话语霸权，可谓软硬兼施。一方面，利用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软措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自居，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包装成超越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的永恒价值”[5]，排斥其余一切多样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还施行一系列“硬措施”，凭借自身的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和军事实力，在重大国际事件上质疑、诋毁和抹黑中国政党以及中国政党制度，并通过强大的信息技术限制中国外宣渠道，抑制“中国声音”。这种“软硬兼施”极大地减少了民众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途径。其二，从信息内容“生产”来看，国内虽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研究和阐述，但在对外传播上仍缺乏本土化战略，尚未形成融通中外的大众话语和传播方式，致使国外民众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范畴难以理解和接受，进一步造成了国外认知的主体范围难以扩大。

（二）国外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渠道狭窄

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对外传播的媒体进行限制。“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近年来，西方民主国家频繁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甚至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究其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失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立足自身实际，兼顾了发展与稳定，国际形象得以展现和提升，这让西方国家深感制度危机，且国际传播往往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西方国家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媒体、平台进行限制，例如国际社交媒体推特对中国政府的“官方代表、官媒实体和与这些实体密切相关的个人所控制的账号”进行“标注”[7]，试图引导大众认为我国的宣传都出于各种政治目的，进而降低我国传播媒体的落地率。

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外传播的渠道难以形成合力。当前，国外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渠道主要为官方主流媒体，缺乏与民间传播的有效互动与配合协作。然而，官方宣传渠道的传播方式较为单一、传播内容较为生硬、语言行文僵化等问题，导致官方媒体的隐性传播能力不足。就近年来民间传播渠道的发展而言，“我国民间传播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国际传播有益的、必要的补充”。[8]然而，尽管我国已经认识到了民间传播的有效性，并着力拓宽民间传播渠道，但依然尚未构建起与我国独特国情紧密相连、高效运作的对外民间传播体制机制。此外，民间对外传播的力量在参与国际交流、传播时，缺乏统一的政策指引和传播策略。其中，我国主要的几个民间力量“国际性社会组织力量薄弱，跨国企业的外宣意识薄弱，国民个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9]，难以与官方宣传媒介形成合力，是国外认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渠道狭窄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外传播的能力不足

一是就传播内容而言，我国政党政治学体系建设相对滞后[10]，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阐述和解读方面缺乏话语生产力。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由亚里士多德奠基，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发展历史。反观国内，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可以追溯至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置了政法学科——“政治学门”，其后的发展历经曲折，直至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1]历经40余年的发展，我国的政治学发展迅速，学科体系不断优化融合，但由于起步较晚，大多数学者在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理论标准都来自西方政治学理论，一些核心概念更是简单地“拿来”，而没有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