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促进路径

目前我国依然面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促就业、稳就业之间的现实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过程面临着个体与社会层面的突出矛盾。本文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梳理促进其稳定就业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切实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一、引言

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本文以下不具体区分这两个概念），多数是农村居民中的“精英”。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体系。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庞大，作为就业支持重点群体的典型代表，农业转移人口的高质量就业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预防规模性返贫和实现共同富裕十分关键；农业转移人口的高质量就业也是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关键抓手。

目前我国依然面临着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迫切性与大量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之间形成的突出矛盾2，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部门转移是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部门转移的过程中，非农就业通过显性收入与隐性权力的回报激励实现个体现代化的赋权，促进农业转移人口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3。因此，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与职业上升空间和通道，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发展的立身之本，以及实现其他各项权利的基础4。当前我国虽已基本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但显然尚难以满足激励劳动力积极寻找就业机会并激活其就业能力的要求，社会政策体系转型已刻不容缓5]特别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城镇就业遭受较长时间的冲击，在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劳动力人口数量和结构转型影响下，劳动者将面临周期性失业与长期结构性就业矛盾。在社会支持政策体系还需持续完善的背景下，伴随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市场对劳动者的要求逐渐提高，劳动者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就业挑战。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不断减少服务业中的传统工作岗位，就业形势愈发呈现不稳定和动态化特征。特别是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提升自身就业能力，应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数字经济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要代表，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领域，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大新动力。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高度融合，促使数字经济向数智经济快速转变，并重塑当今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不仅对劳动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使数字红利对于不同能力的劳动者群体产生差异。农业转移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对传统村庄“公域”的交往卷入不深；另一方面，流动导致的家庭功能弱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在成长经历中对家庭“私域”的认同与依恋不足；这种内在于行动者主体，由认知体现出来的农村社会断裂，塑造了这个群体独特的“心智结构”，深远地影响着其经济、社会行为。受制于知识与技能的积累，在数智经济推动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转型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逐渐表现出“技能脱嵌”的特征。由于技术进步与智能化转型对重复性工作的替代，农业转移人口容易陷入结构性困境。因此，以数智经济为驱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关注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困境，赋能农业转移人口稳定就业、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是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二、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现实困境

1.个体现代化转型中的城乡困境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嵌人市场的程度加深，城镇化通过都市生产和消费扩张等机制增强了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化生活的趋势，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下，家庭的发展要求与代际责任压力又将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向家庭化生活转型，使其再度依附于乡土社会网络。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在个体就业发展与家庭化发展需求的双重推拉下，难以在固定工作地点积累起长期有效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这种现代性与乡土文明的冲突和互动中，基于家庭伦理与代际关系的城镇化实践，一方面在家庭结构的变化中消解了个体发展的压力，反映出中国式城镇化路径与代际伦理价值的结合；另一方面体现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过程既受制于家庭整体发展的需求，同时又由于个体与家庭的互动影响其就业选择与就业结果。

2.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隐性排斥

尽管户籍制度在不断改革，但附着在城市户籍上的福利依然存在；户籍制度作为城乡福利资源的分配工具，存在隐性的权利挤出效应，农村转移劳动力很难获得与城镇劳动力同等的待遇，削弱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文化教育服务获得[]。长期以来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与户籍制度严格捆绑在一起，虽然近年来我国已宣布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并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但是户籍管理依然存在，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支出责任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已有研究指出，在排他性服务领域，约1/3的公共服务面向农业转移劳动力开放；此外，城市只向 5 4 . 9 8 % 的能满足约束条件的农业转移劳动力开放所承诺的基本公共服务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12]

这种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对外来人口的开放程度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与发展，户籍制度及其附着的一系列福利政策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被边缘化，一直处于低工资、低福利状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约束，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过程中的保障不足，导致其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存在劣势。企业为了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在满足合法性的同时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将拓展更多的非稳定就业机会，由此在劳动力市场中与城市人口形成了稳定与非稳定的城乡就业分割[13]。这种市场分割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约束，限制了其就业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与向上的社会流动。城市福利资源获取的差异加剧了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分化，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机会的获取。

3.技术进步引致的就业影响

数字强国的国家战略需求与数智经济的客观发展，使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多方结构性作用汇集的主要群体。从数智经济的现实影响来看，一方面，数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产业数智化与数智产业化的变革，重塑了工作特征[14]。数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劳动者面临的就业任务结构，信息技术可以从常规任务中取代劳动力，同时在非常规任务中补充劳动力。人工智能发展的任务偏向性特征，提升了就业过程中非常规任务的需求[15]，对人际互动、协调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以产业智能化为主的数字化发展冲击了传统行业，产生的就业替代效应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保障与就业稳定性。在新一轮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冲击下，技能与知识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影响着个体的工作机会，技能需求结构的变化使农业转移人口重新面临就业中的工作分配7]。数智经济发展加速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显著增加了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各省就业质量。新业态的出现与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可持续就业与发展的能力产生了新需求。

就业与发展，表现为不同技能群体之间的“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使异质性群体之间由于信息优势的不同，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会由于“滚雪球”效应而获得更多的信息优势，由此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形成“赢者通吃”的市场结构[18]

4.各种风险导致的就业冲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将不得不以较弱的抗风险能力面临更多的风险冲击。中国社会风险是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叠加的综合性风险。一方面，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传统风险在新时代依旧存在并可能有新的表现；另一方面，国内环境以及全球格局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频发，特别是近年来中美两大经济体在贸易、科技、地缘等方面的多重博弈正在重新定义国际秩序和发展的基本框架。就业冲击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生活和生产面临的最直接的风险。

传统和非传统风险直接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岗位供给，这些风险的增加，一般都会减少相应就业岗位，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岗位损失很大一部分压在农民工身上，2000余万农民工因失去工作提前返乡[1；目前中美贸易战升级，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冲击进一步加剧，由于农业转移人口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往往处于劣势，当就业岗位结构性减少时，其在城市就业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农业转移人口大量回流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也可能因农业现代化加速、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导致对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加之自然风险和土地已经流转等可能的现实原因，其在农村劳动就业很大概率会受到冲击。

三、农业转移人口稳就业的促进机制

数智经济还从微观层面影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农业转移人口就业中的现实困境揭示了灵活市场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选择、工作流动与就业感知是个体与组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重要互动途径2。本文进一步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促进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的路径。

1.平衡灵活就业的机会与风险

新业态的发展使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逐渐灵活化、短工化[21]。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而言，由于劳动市场分割与生计资本的累积弱势，灵活的就业安排对劳动者而言同时意味着就业的非正规性。雇用单位通过灵活的劳动安排，将市场风险与责任转移给灵活就业者，降低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这种就业实践产生了边缘化的就业群体，导致稳定与灵活就业之间的就业分割和收入极化。灵活就业中频繁的工作流动中断了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且向市场释放出低生产率的信号，因此较难有机会实现向稳定、高质量工作流动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频繁的工作流动意味着在更长的时间内，甚至可能是整个职业生涯中，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应减少灵活就业的风险性，提升灵活就业向正规就业的过渡作用。一方面通过弹性的工作安排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资源的支持促进个体技能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职业生涯中重复失业的可能性。

2.拓展工作流动过程中的竞争优势

劳动者在市场上的流动性一方面提升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了就业过程中的“锁定效应”，从而有利于拓展流动资本、提升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有利于降低就业过程中的信息壁垒，在信息整合过程中匹配就业岗位、提升就业能力，从而使个体在就业市场上的收益最大化。与此同时，行业的地理集中往往使某些地区能够积累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专业技能。这种专业技能体现为劳动者的知识资产，可以扩大就业过程中的竞争优势，从而进一步积累流动资本、提升就业能力。

出于避免资源损失、保存并获取资源的动机，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流动中的行为动机与选择逻辑存在差异。首先，具有较高资本禀赋的劳动者更加敏感于潜在的资源损失，在职业选择与区域流动中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较大的环境。这种生计决策降低了因职位流失或职业转型带来的资源损耗，使农业转移人口规避了产生资源损失的潜在风险，从而专注于具有高保障性福利、长期发展潜力和稳定性的工作，以积累专有技能与特定行业的知识资产，从而提升了他们的市场竞争力。

此外，劳动者在职业选择中不仅关注静态的资源保存，还会根据市场环境动态调整资源配置，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具有稳定人格特质的劳动者个体倾向于主动参与培训、技能提升或跨领域的学习，以拓展其资源储备的广度与多样性，从而更好地应对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积累竞争优势。个体倾向于选择能够提升社会认同、职业声望的岗位，以强化自身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22]，这种流动策略与就业选择，也将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非经济资源中的优势提升，从而积累流动资本、提升就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