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国初年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方案

在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征程中，孙中山始终秉持为民众谋福祉的初心。宋庆龄曾这样描述孙中山：“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孔中山一生始为时现进，在民强扳中的兴之际，曾尝试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一些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方案，其中蕴涵着深邃宝贵的历史启示①

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在孙中山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征程中，始终秉持为民众谋福祉的初心。宋庆龄曾这样描述孙中山：“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1894年他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物畅其流”，1924年他强调：“要把历史上的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他认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的组织不能改良，道德退步，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对工人的残酷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都要发生，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

1912年1月1日，民国肇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揭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还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从海外赶回祖国的途中，孙中山就明确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他所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即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倡导兴办实业，努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财政部拟定了“商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资本兴办银行。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民有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这些都给有志于投资实业的人们，以信心和鼓舞。

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又先后至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北京等地，宣传民生主义和实业救国的主张，强调“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并且全力投入提倡实业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中。因当时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尚未完全暴露，孙中山觉得以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政体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已经圆满成功，余下的问题，是怎样使人民尽快摆脱贫困，早日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就是怎样去完成振兴实业和改善民生的任务。他指出：“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孙中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都号召大力兴办实业，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他在杭州的演说中语重心长地强调：“今天革命的目的一一建立共和，虽是已达，但建国大业尚未开始，人民还很苦，强邻还虎视。要建设一个富强的民国，首先要实施民生主义。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这是改革社会，提高人民生活主要途径。”

他特别重视发展铁路事业，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实业的关键之处。1912年8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转载英国伦敦《每日邮报》驻天津记者对孙中山的采访：“他（孙中山）自前的努力是致力于国家实业的发展，特别是建设铁路大干线，因为这将打破地域封闭，并创造新的财富。”为此在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孙中山主张充分利用外资，同年9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孙中山建议中国全境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居住和外国企业常驻，但必须服从中国司法管辖，由此将设立特别法庭。”

直到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才从埋头于实业转而更多地关注现实的政治斗争。自那以后，他为重建民主共和与北洋军阀开展英勇斗争，同时进一步思考、建构全面推进中国实业建设的宏伟方案。1917年7月15日《纽约时报》载，孙中山对前去访谈的美国商人表示，“中国必须依照人民的意愿重建政府，消除歧视和治外法权，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真正行使自己的主权。中国应该认真规划国内的发展，并以其理性和智慧贏得其他国家的尊重”。1918年曾在广州与孙中山会晤的美国人甘博，曾引述孙中山的论断，“民生是政府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所有历史活动的中心当我们对这个中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就会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2]。1919年，孙中山完成了著名的《实业计划》一书。同年，他挥笔为上海中华实业协会主办的《实业旬报》创刊号题词：“振兴实业以裕民生，实今日救国之急务也。”

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

为了争取实现广大民众的福祉，孙中山基于他流亡海外期间对欧美国家贫富分化社会现实的观察和真切关注当时中国民生疾苦的炽热情怀，以及对马克思《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在共和制度初创伊始，就认真思索“节制资本”与“富国足民”之间的关系

和设想，并不时宣导和补充。1912年10月，刚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位于上海的社会党本部发表演说，略述社会主义源流，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贡献：“厥后有德国麦克司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他认为：“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并指出：“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当下中国宜实行第一种即集产社会主义，“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以此谋求民众福祉，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他强调：“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

同年12月9日，孙中山在杭州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他的“节制资本”与“富国足民”主张是合乎国情和防患于未然的当行之举：“至于民生主义，有四大纲。即如资本，今民国底定，穷困如故。所幸我国无特别之资本家，若家财数千万万者。故政府以至人民同一穷困，尚无他虑，否则即要演成不平等之风潮。”他强调，此举旨在“国民须自谋生活，免受富豪者之挟制”。他进而以铁路为例阐释：“今我国铁道次第推广，营业浩大，此事理当主张国有。不知者以为商办，其权何必操之于国。但不知国为民有之后，国有即民有也。倘或不归国有，譬如一省出一大资本家，将一省铁路买回，大权独揽，垄断商业，彼时国民受其影响，岂不大哉！”

此后，中国政局动荡，相继经历“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北洋军阀统治，孙中山敏锐地将关注民生福祉与巩固民主共和基础相联结：“深望吾党同人放眼远大，从社会民生方面做切实工夫，庶基础既固，异日虽有不良政府，以国民之公意而去之，犹摧枯朽耳。”1923年元旦，他在上海宣布：“民生主义：防正劳资阶级之不平，求社会经济之调节，以全民之力，开发全民之富源。”同年11月25日即国共合作前夕，孙中山发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对其“节制资本”与“富国足民”的设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前者明确指出：“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后者直言：“民生主义，于人类各种组织之中，所以有国家、社会之遗留者，原以图团体的生存而遂其共同之生活；则凡社会组织、产业制度，有以资团体生存之巩固而益共同生活之繁荣者，在法当认为优良，反此则否。故善群事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国富之总量欲求其增加，而生产之分子必期其充裕，否则偏枯为病，兼并勃兴，瓦解势成，崩坏立见。前此秉国钧、究治术者，社会现象之观察不明，民生主义之条理未达，阶级斗争熟视无睹，藩篱自溃茫漠不知，以为自来社会中心奠基于个人资本主义，个人资本主义之积集愈厚，则社会之生产力愈增，民业化分赖此而广，经济杼轴本此而旋。政府无为，一依个人资本之自动，以为之理。”孙中山强调，这种状况必须设法避免出现：“中国地大，交通乏便，田野不辟，富藏未开，而生产之方，贸迁之道，皆至幼稚。纵令得假时日，任其自然发展，非百年之后，不能济英美今日所得之进步，而仍不能免却个人资本制度崩坏的危机；况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必不许中国有此百年从容之日月以偷其残喘乎！故为中华民国计，欲使国富速增，民生不悴，则必以国家自为大资本、大地主，用集产的方法，凡夫交通机关、基本工业以至原动力之供给、大规模之生产，视国力之所能及，进而经营，与国内经济界以至深至大之刺激，夫然后民众可望蓬勃而兴；同时地主不劳而得之值，不归私人而归公家，则掠夺之机会不多，社会经济之问题递减。我内部既无分崩离析之虑，则外国虽有经济上帝国主义之压迫，断不能为中国害，而将以自害而已。此吾党对于民生主义所以认为救国济民唯一之良规者也。”

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实现了彪炳史册的国共合作。同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对国民党讲习所开学训词》：“革命十三年来，尚未达到国利民福目的，现欲国基巩固，民生乐利，使全国享革命成功后之幸福，固须由全国人民奋起协助。”同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大学礼堂开讲民生主义：“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我今天就拿这个名词来下一个定义，可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一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解释：“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他进而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并指出：“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马克思所求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时中国仍处在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并没有确立，孙中山所规划的民生主义更无实际推行的可能，如他在1924年7月所述：“因为民权、民族两个主义还没有成功，民生主义还更是没有工夫去做。”但他殫思极虑为消除贫困、避免贫富分化，谋求中国民众福祉的真切设想和炽热情怀，永远值得尊敬和缅怀，特别是他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设想运用于改造中国造福民众的新方案，蕴涵着深邃宝贵的历史启示。1940年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1945年4月，他又强调：“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作者简介：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参考文献

[1]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社会篇[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68，370.

[2]邢文军等.风雨如磐：西德尼·D·甘博的中国影像（1917—1932）[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47.

[3]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233，244.

（编辑：王富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