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与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民革在第二条战线上与正义学生一起，与蒋介石反动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呈现出三大特点。首先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遵循孙中山推倒军阀推倒帝国主义的遗训，在国民党内部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其次是与其他民主党派，特别是与民盟团结合作，联合行动；第三是冲破国界，将反对美蒋的斗争延伸到美国、联合国，在国际上扩大了中国人民反美援蒋内战斗争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包括成立前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顺应历史潮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支持和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上的一支强大生力军。

一、支持反对美军驻华暴行的爱国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即奉行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一面“调解”，一面帮助国民党运送内战军队，甚至直接出兵帮助蒋介石占领军事要地。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即宣布“调解失败”，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美国还以给蒋介石援助为条件，肆意侵害中国主权。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出卖中国的领海、领空、领土主权。驻华美军在驻地任意殴打枪杀平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底，美国在华暴行事件有3800起以上。全国人民不断掀起反对美国侵华、反对美军暴行的爱国民主运动浪潮。1946年底发生的“沈崇事件”，使反美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1946年12月24日晚上8点，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此事激怒了北大学生。北平市军警当局却袒护美国兵，国民党北平市当局还指使北大校方压制学生的抗议活动。12月29日，学生在北大红楼集会，遭国民党特务警察破坏镇压。12月30日，学生再次集会，抗议美军暴行。会后，3000多学生以“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旗为前导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迅速发展成了反对美国侵华政策的运动。

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在1947年1月2日、3日接连举行抗美暴行示威游行。1月17日，南京学生团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正式成立，声明“将与北平、上海等抗暴学联取一致行动。”[1]2月11日，南京国民党民主人士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反对官僚政治和特务暴行的民主团体，对于学生们反抗美军和国特暴行的英勇行为，表示异常敬佩，对于被殴打受伤的学生，尤表示十二万分的同情。我们并充分相信，学生们的抗暴行动完全出于爱国热诚”，“我们站在国民党忠实党员的立场，不能不恳切盼望政府制止这些败坏本党信誉的特务暴徒们结队殴打徒手学生的卑鄙行为，并惩罚肇事的凶手，和赔偿受伤学生的损失，以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本党中下层忠实党员的不满。……同时我们要忠告顽固派们，暴行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快地自促毁灭”[2]。

在重庆，1月6日，陪都反对美军暴行委员会、民盟重庆市支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下简称民联）重庆分会、民建重庆市分会、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等16个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指出女学生沈崇被奸污，“我们认为决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者以殖民地政策对待我中华民族之表现。”“美帝国主义者军事上之派军驻华攫取海空基地，暨已扰乱中国安宁，威胁世界和平，经济上之中美商约与排山倒海之美货倾销，已使中国工商业濒于破产。加以国内之反动分子，执行其‘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卖国政策”“主权早已被破坏无遗”。如此下去“势非亡国灭种不可”。因此，强烈要求：（一）立即驱逐美军出境；（二） 废除扼杀中国工商业的中美商约；（三） 反对一切丧权辱国的奴性政策。[3]当天，重庆16个民主团体还发表联合宣言慰问爱国游行同学，“你们的示威游行，是正义的爱国主义的崇高表现，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运动，是中华儿女的光荣和骄傲……我们誓以一切力量，支援你们这一运动，直至最后胜利。”[4]2月5日，重庆学生向市民宣传抗暴斗争，遭国民党军警殴击。2月7日，重庆学生又遭国民党军警凶殴，重伤六人，轻伤六人，失踪四人。2月9日，民盟重庆市支部、民联重庆分会等16个团体联合发出通电，慰问重庆学生，“特吁请全国各界，共起援助，抗拒暴行到底。”[5]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促）主席李济深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多次表明爱国立场。1947年1月1日，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意见：“美军侮辱中国人民的各种行动，都是出发于轻视中国人民的观念。唯有撤退美军才能从根本消灭这一类事件。为保全中美友谊，请美军即刻撤退中国。”[6]3月9日，李济深又明确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撤退一切外国在华驻军，切实保护爱国运动及海外华侨。”[7]

同年7月，魏德迈作为美国特使来华时，李济深发表《就魏德迈来华声明》，揭露美国侵华的种种罪行，指出：“美国这样的对华政策，似乎是敌视中国人民要把中国化为殖民地的政策。”今日中国的独裁政府就像当年孙中山指出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它的存在“是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他强调“如美国不改变其现行政策，继续支持独裁内战，则中国人民必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8]

反对美军暴行和美国侵华政策的运动，彻底揭露了美国假调解真侵略的反动实质以及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投靠帝国主义的罪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各级组织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对于去除中间人士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组织起来参加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声援“五二○”运动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费支出庞大，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教育经费也一再紧缩，仅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三，公费学生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5月15日，清华大学学生掀起“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次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举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5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这项反动法令一公布，立即遭到广大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反对。

5月20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学生6000余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示威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野蛮镇压，学生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0余人。[9]同一天，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两校的游行也遭到国民党警宪和特务的干扰和殴打。天津学生被军警和暴徒打伤50余人，被捕17人。[10]北平游行有同学数人被暴徒架走。

震惊全国的“五二○惨案”发生后次日，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张澜、谭平山、朱蕴山、马叙伦、沈钧儒、柳亚子、许广平、郭沫若、马寅初等17人举行座谈会，认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行为“绝对值得敬爱”，“请愿是一种人民基本权利”，《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未经过合法手续，用来限制人民基本自由是违法的。[11]

5月25日下午3时，民联南京分会给中央大学送来一封慰问信并致慰问金10万元，信中说：“我们惭愧的是，水龙、武器、绳子底所有者并不是旁人，恰恰是自命为三民主义底信徒们。然而二十年来，他们在中国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们早就走上与中山先生所指示的相反的道路了。我们郑重地向各位指出，我们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徒是以他们的行动为耻辱的，他们的行为是与三民主义没有丝毫的关系，我们，以及本会所有的同志，毫无保留地都将永远作你们的后盾，为中国底和平、民主、统一、进步而共同奋斗到底！”[12]

当天，民促主席李济深在香港就全国各地学潮发表谈话指出：“青年们为着反抗饥饿反内战，不断地以罢课、巡行及请愿向执政者表示抗议并有许多因此而流血，是稍有心肝者，都应寄以无限的同情。”他强调：“虽然反动的执政者不惜以极卑鄙的手段阻挠中国人民的进步”，但是“参加这英勇行动的人数天天增多，区域天天扩大”，这是国民党当权者“二十年来贪赃枉法”，才使得“民怨沸腾，群起反抗”[13]。

5月26日，正在美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他说：“青年学生是中华民国的青年主人，因为吃不饱穿不暖”要求不要再打内战，南京方面“听也好，不听也好，何至于忍心害理，丧尽天良把子弟们打死打伤呢？”[14]他提出，“即日停战议和。……请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戴戟，马占山诸位先生和沈钧儒先生等民盟的朋友主持和议大计。”[15]

随后，李济深与何香凝在《致全国军政人员书》中指出：“迩者冯焕章先生，发表国是意见……平情衡事，语重心长，爱国人士，当有同情。”“今者，全国大学教授，学生工人，相率罢教、罢课、罢工，以反内战、以反饥饿，足证人民生计，实已濒于绝境，亦足证民主和平，确为全国一致之要求。”“望我军政诸君，本先儒‘人溺已溺’之名训，总理救国救民之宏愿，一致敦促中央政府改弦易辙，与民更始，放弃武力政策，是非决诸公议。倘不为主政者所谅，则诸君为国家民族计……应一致采取有效行动”[16]。

在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仍继续向前发展。到6月初，全国有20个省数十万学生纷纷罢课游行。“五二○”运动已由南京、平津蔓延到上海、南昌、开封、重庆、成都、武汉、广州、长沙、桂林、昆明、青岛、沈阳、西安等国统区六十多个大中城市。

1947年5月，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宣告：“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17]

三、声援同济大学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斗争

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后，李济深多次要求民革成员全力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并积极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不久上海爆发了以同济大学学生为主的“一·二九”争民主反迫害斗争。

1月23日，同济大学经选举产生了新的学生自治会，但校方不予承认，并借故开除两名学生。学生抗争，结果又被校方开除、处分了数十人。1月29日，决定进京请愿的学生与军警在寒风中对峙了两个小时。在谈判时，向前移动的学生遭到骑巡队马刀、枪托的镇压，学生拾起路边的石块砸向对方。在搏斗中，69 名学生受伤，33人失踪。当晚，学生队伍退入同济大学工学院举行血债晚会，军警特务包围大礼堂后，冲进会场，举起皮鞭、钉棒、枪柄打学生，蒙面特务拿着黑名单指名捕人。各校共有98名学生被捕。

“一·二九”血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群众》周刊及时报道了事件真相，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民革也投入到这场反迫害运动中。

2月16日，何香凝等42人在《华商报》上联名发表了《声援上海抗暴运动宣言》。宣言强调：“在卖国独裁的反动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早已被迫得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最近上海发生二千多舞业姊妹和申九纱厂七千多劳动姊妹的抗争行为，她们虽然职业不同，处境不同，但同样都是站在饥饿线上，勇敢地向反动统治者作争生存的斗争。……还有同济大学学生被军警特务殴打摧残的‘一·二九惨案’。”各民主党派从香港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地方法院陆续释放了被捕学生。

当时，蔡廷锴等人向各民主党派建议，应该成立救济委员会进行筹款，以支援经济上处于困境中的学生。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决定成立统一的救济组织。民革中央还专门召开会议，朱蕴山报告了救济上海学生的工作情况，号召大家努力筹款。会议决定举办画展筹款，因一时不能实现，而救济事急，于是举办茶舞会募捐。事后，民革将捐款的半数支援各地学生，其中京沪学生得到1200万元，平津学生得到1000万元，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四、投入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实施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将日本作为其控制远东的工具，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直接威胁中国与世界和平。从1947年秋开始，美帝开始扶植日本，提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口号，企图造成美日蒋的联合。[18]但是，国民党政府为维持独裁统治迫切需要美援，置民族利益、国家安危于不顾，顺从美国旨意，竟让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充任内战的高级军事顾问，大量日货以公开贸易和非法走私的方式涌入中国倾销，使民族工业遭受进一步摧残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