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军旧属到“江东父兄”

江东是楚人最后迎战秦军的基地。楚军将卒败散后，大量蛰伏于江东，并与项梁、项羽相联络，接受项氏叔侄的领导，成为项氏会稽首义时的“江东父兄”。“江东父兄”的楚人属性，从端午节习俗的演变也可窥见端倪。

战国末年，当秦灭六国的国策路人尽知之时，作为军力与地域仅次于秦国的楚国不得不对国运重新谋篇布局，思考一盘“大棋”。

公元前241年，楚郢从陈迁至寿春。这次迁徙，新、旧郢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作为占据江、淮小半个中国的楚国，为何没有把都城向更远的江东（吴地）迁移呢？而那里似乎更适合楚国与秦国进行周旋。

考诸史实，楚国确有迁郢吴城（苏州城）的规划和行动。

公元前247年，黄歇献出自己的封地淮北12县，请重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1]但直到公元前241年楚徙寿春的6年里，没有任何史料证实春申君曾离开楚郢陈城前往过江东封地。

楚徙郢于寿春初年（公元前241），“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此时，楚国军事形势无疑更加危急，政治外交纷繁复杂，钱粮军糈千头万绪，春申君更应在寿春“行相事”，而不应跑到数千里外的吴地履职。何况，春申君“虽名相国，实楚王也。”[2]如此重要人物，在如此重要关头离开新郢，去此前6年未就封的江东，着实悖逆常理。

据司马迁实地考察，“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3]司马迁所适之楚显然是江东。春申君在江东营建这些城宫，已是接近耄年（八十）的老人了，对于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楚人而言，营建墓室应更亟于宫室；如此不惜代价地营建宫室显然不是春申君为了自用。

从上述反常的举动推断出，春申君就封于吴，担负着比营建封地更重要的使命。楚郢徙寿春前，秦军攻势如潮，韩挡取韩，赵挡败赵，更视楚为囊中之物。春申君的门客朱英谓春申君：“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4]稍有常识的人应可看出，秦军攻陷淮北地以及寿春的日子不会太久。作为楚末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春申君应早就看出了秦国的意图和楚国的危险。

从地理方位来看，郢陈至寿春三四百里，无关无隘，这样的距离对于规避秦国的入侵而言，几无军事价值。无论是顺颍水而下，还是从陆路行军，从郢陈至寿春也就两天的行程。因此，楚虽徙寿春，秦军的威胁，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唐人皮日休批评春申君：“徙都于寿春，失邓塞之固，去方城之险，舍江汉之利，其为人谋下矣。”[5]

但寿春滨傍淮水，就运输条件而言，要远优于颍水上游郢陈。作为隆兴于江汉地区的大国，楚国不会不细致地考虑河道的因素。从寿春沿淮水东下，可转邗沟入长江。从寿春更可顺淮直下，到达此前越人苦心经营的琅琊。勾践之后，越人在琅琊建都，经营百年之久。这里航海条件非常优越。[6]直到秦灭六国后，徐巿数千人航海，即从琅琊出发。因此，上述两条路线都极易通达江东。

楚徙郢于吴最棘手之事不是营建宫室，也不是长途运输，而是既要消除楚人背后南方越人势力的敌意，更要准备迎击秦王的数十万大军。吴地关于春申君的传说极多，多与治水有关。治水既可服务于农业，也可用于航运、备战。

尽管现存典籍对楚国营建“吴郢”无确切记载，但从史料及考古器物方面仍能看出其清晰的脉络。考古学者实地勘测后认为，吴故都呈“亞”字形，周长达37里161步，是楚都郢的翻版，与郢“堪称是姊妹城”。[7]根据《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文献的记载，春秋晚期伍子胥修建了城墙和城门。但考古证据显示，“尚难以将苏州城城墙的时代上推到春秋时期”。楚文化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当是起自吴楚长达百余年的战争，大规模进入应是随着楚灭越而进入的。[8]楚灭越后，吴城成墟，春申君是首位大规模整治者。

根据这些考古资料可以断言，春申君则确切地在吴墟复制了楚郢。按照礼制，“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天子当十二里。”[9]春申君营建的吴城大于天子之城数倍，绝非春申君自用以贻祸，而是作为楚都以备秦。

袁康等详细记载了春申君宫：“今宫者，春申君子假君宫也。前殿屋盖地，东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殿屋盖地，东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户霤高丈二尺。库东乡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户各二。南乡屋，东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户四，下户三。西乡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户三，下户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10]此处所述春申君宫室之宏伟壮丽极为可靠。如此规模的治水、筑城、营宫，仅就经济成本而言，绝非一臣子所能承受，基本是举残楚之力了。

根据《周礼·匠人》，公“宫方九百步”；侯、伯“宫方七百步”，子、男“宫方五百步”。按周代“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计，春申君宫周长合541步。考虑到袁康为东汉人，东汉尺大于周尺，春申君宫与周礼规定的侯、伯宫相差无几，远大于子、男宫①。

此宫不应为卿大夫或其子所居，更不可能是违反常理的“春申君所造”的其子“假君宫”。春申君以原楚郢为标准营建吴墟，城的规制远大于周代王城，而宫室则小于周王王宫，甚至略小于侯、伯之宫，这些宫室显然是春申君为楚君所备。楚君虽僭称王，实为子爵，在战时营建的吴城宫室小于“伯”宫，恰好合于子爵规制；而吴城规模大于周代王城，则是备战所需。

所谓春申君以其子为假君治吴之说，钱穆已作辨析，认为不可信。实际上，春申君子假君居所是在吴城外20里的鸡陂，后更名黄堂。

但《越绝书》所载假君之事，非空穴来风，说明至少东汉以前吴地一直盛传春申君为其子建宫之说。比较合乎逻辑的历史真相，显然是春申君表面上大张旗鼓地以乃子假君营建自己的封地作掩护，实则上秘密地营建楚国国都。毕竟，在寿春王畿的楚军与秦军酣战之时，营建江东楚郢的真实消息极不利于楚军士气，更不利于与秦人进行政治斗争，也不利于与其他东方五国的外交活动。正因为江东楚郢系秘密营建，春申君不久又被李园伏杀，且楚军在江东坚持的时间较短，是以史籍中不见“吴郢”的记载。

无论如何，吴城是最后的楚郢，楚国最后的保卫战不是在淮北，而是在江南。

司马迁写道：东楚“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11]班固则称，春申君“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云：“楚春申君亦好宾客，敬待豪杰，四方并集。”春申君在江东广招豪杰、游侠，是为抗秦作准备。

除了春申君招徕的外方游侠外，数量更多的楚国残部涌入了江东。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史记集解》：徐广曰：“淮，一作‘江’。”梁玉绳认为：“‘淮南’为‘江南’之误”。“秦王游至郢陈，荆将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虏荆王，昌平君遂自杀。”尽管项燕和昌平君在江南反秦之说存在争议，但残楚其他将士在江南反秦则是凿凿事实。

王翦虏楚王负刍后，楚国余部把江东作为反秦的最后基地，王翦又在江东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征战。残楚将士在江东抗秦，曾另立新王，其都城即是吴城。

残楚与秦军在江南的战斗是比较残酷的。

《越绝书》载：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卫公子冢也。”“土山者，春申君时治，以为贵人冢次，去县十六里。”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12]春申君治吴仅3年，没有为自己修墓，却为不同的人预备如此多的墓冢，着实事非寻常。其最可疑者为贵人冢。首先，这些“贵人”不是春申君的门客，门客有专门的路丘大冢。其次，“贵人”也非别国贵族，别国贵族应像卫公子一样，别置墓冢。那么，这些“贵人”只能是迁都到吴地的楚室贵胄。在秦军南征时，不少楚室亲贵或战死，或被剿杀。

20世纪50至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苏州真山墓葬群进行发掘。在D1M1墓中出土了镌有“上相邦玺”的铜印。从墓道的形制来看，则属于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葬。考古学者甚至怀疑墓主为春申君。[13]最准确的判断是，D1M1墓主是地位不低于春申君的楚王室贵族，证明残楚曾在江东立国，是以立有相邦（“相邦”在汉以后称为“相国”，以避刘邦讳）。而江东没有发现楚王墓，除考古概率外，概与《史记》所载的楚王被虏或被杀相关，或是楚王遁逃他境。

古代江西有楚王谷。据说，“昔秦始皇并吞六国，楚康王昭为秦将王翦所窘，匿于此。”同时，在吴地留有周康王的许多遗迹和传说。“金山卫，相传周康王筑城以镇大海。金山，海中山也。”苏州府曹桥有周康王庙。周康王从未到过吴地，这最有可能是秦时江东楚嗣有意以“周康王”指代“楚康王”以寄思念之情，并避秦廷刑祸。

六国灭亡之际，浮海逃秦之人如恒河沙数，民众大量徙居海外。秦灭楚，大量的楚、越之人对秦制并不认同。史载：“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这里的“百越”更像是地域，而非族属；如细究族属，“百越”当包含楚、吴、越之人。《三国志》载，不少倭人为越人之后。《晋书·倭人》载，倭人“自谓太伯之后，皆自称大夫。”概与秦初江东的大量残楚官卿浮海东渡有关。至少表明楚、越民族对秦制的不认同。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对龙川令赵佗曰：“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14]显然，大量迁到番禺的“中国人”，多是反秦人士。

战国后期，与秦军相比，楚军本有易散的特点，这与其部族制有关。史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有人言于项羽部将龙且：“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但纵观楚史，楚兵虽溃，也极易收聚。楚昭王时，吴人五战及郢，楚几灭国，“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不久，“败吴于稷”。公元前278年，“楚襄王兵散。……二十三年（公元前276），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15]

楚域最广，反秦最烈，江东是最后的抗秦基地。当然，君走相亡后，被王翦击溃的大部分楚军旧属只能留在江东地区。逃脱了秦军剿杀的旧楚武人将卒，蛰伏于江东，寻机觅遇，以反秦复楚。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16]可见秦初匿亡人众之多。西汉初定时，“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17]后来项氏麾下将领多不著里籍，非常符合逋亡人的特征。

史籍所载：“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这很令人怀疑。项羽一人随时能斩杀数十百人，能让其叔侄奔避千里之“仇”，似乎只有秦国的大军。刘邦、樊哙避秦之猒，也只是在家乡周边地区躲避。而项梁到吴中后，根本不像一般的逃人隐名埋姓，反而极为张扬高调，名闻于郡县。“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他的私下所为，正是秦始皇最为担忧之事：“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会稽守殷通欲起兵反秦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选即项梁，可见，项梁在江东的活动至少是半公开的。

项梁江东首义，起八千精兵；项羽至乌江，愧见江东父兄。然项氏麾下却鲜见江东籍亲信名将。考项氏核心将领，多为楚国旧属。相反，汉初所封的侯爵中，却有多名越将出身的江东籍土著“父兄”，可见，土生土长的江东民众对项氏并无特殊情感；对项氏有着父兄般情谊的江东民众均来自客籍。

支持项氏的江东父兄若多是本地人士，已决定与项梁一道反秦的会稽守殷通无疑是他们的最高领袖和最合适的代表。凭借殷通主导的秦朝原有的行政体系和组织系统，在舆论宣传、兵员招募、钱粮计征、诱降其他郡县等方面具有无比的优势。但项梁并不愿与殷通合作反秦，而是直接将其击杀，至少说明他并不看重殷通，甚至不太看重殷通所代表的那部分江东土著势力。

项梁在江东的活动，若与项燕江南抗秦之传闻联系起来，当更好理解。显然，残楚在江南的将士多是项燕旧属。全祖望称：“盖项燕于国亡之后，扶义立君，力竭而殉，国人哀之。故陈胜犹假其名，以为收集人心之计。即后此项梁一呼，而八千子弟响应，亦燕之余烈耳。”[18]范增说项梁曰：“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陈婴在广陵起兵，事成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项梁军队一渡过淮水，黥布、蒲将军立即归附，军队很快壮大到六七万人。于此可见，楚亡后，项梁叔侄在东西楚具有很强的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