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特质的结合机理

“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机制和贯穿其中的理论精髓。“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两个结合”为弥合“体用之争”提供了明确答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辩证统一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整体”。“体用贯通”意味着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和对中国传统体用观的创新，实现文化思想源泉与文化建设实践的相统一，从而通过体与用的贯通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民族性与实践性。

体用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具有多重的关系维度。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历史以来，中华民族便遭遇如何调和“古今中西”体用争论的难题。对于解决这一争论毛泽东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强调既要总结中国具体实际的直接经验，也要尊重辩证法地重视向历史、向外国学习间接经验。“两个结合”凝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精神，为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辩提供了正确答案，即“体用贯通”的具体方法。“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澄清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源泉之“体”，即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也指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指向之“用”，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了文化源泉的根本遵循又有了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学术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同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整体”，秉持将马克思主义之“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有机结合的原则，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中国传统体用观的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贯通”特质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理论指引。①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理论特质的结合机理，对于理解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体用贯通”：赓续中华传统体用观的生动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标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等特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创新支撑漫长历史发展的无畏品格，它蕴含的许多优秀元素如治理思想、家国情怀和思维方法等都是需要被更加自觉和主动地“激活”从而向现代化转型的文化精华。从“文明蒙尘”到文明焕新面临着文明赓续与更新的艰巨任务，由此体用之辩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基本概念，主张“体”是本源、是根本，由“体”而化生之物为“用”，“用”是依赖于“体”的，“体”与“用”具体有主体与功能的统一、现象与本质的联系、原则与方法的结合等含义。中国哲学注重“体”与“用”的贯通，“体用一原，显微无间”[1]，强调“体”与“用”的紧密联系；“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2]，强调“体”与“用”的辩证统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体”与“用”被赋予新的内涵，逐渐体现出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用范畴具体到文化层面，则强调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功能性的统一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特质要求文化思想与文化建设的辩证统一。

近代以来因为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而产生的“中体西用”观点无法解决文化危机的困境，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后面临着与时代背离、与世界脱节的问题。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我们解决体用之辩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理论特质是对中华传统体用观的赓续和创新，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体现着“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者，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基础之上“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的文化思想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在五千多年的历史之中，“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4]，所以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依然承担着紧扣时代主题，结合民族特色和实践内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和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文化建设任务。

体用范畴包含着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而且“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问题域”[5]。“体用贯通”坚持通过传统与现代的贯通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以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前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才能更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发展任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是提高文化自信从而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的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6]，要坚决破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要从文化认同、文化自觉跃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互相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就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坚实的文化认同基础才能实现“体用贯通”。坚持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否定囿于体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要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赓续中华文脉，创造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内容、新表达形式从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二、“体用贯通”：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结果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本身就包含着“民族化和当代化”的本质要求，[7]毛泽东也早在革命时期就提出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一定要与民族的具体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结合的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8]，中国人开始在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下主动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历程。1942年毛泽东在探讨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候阐述了“古今中外法”。他指出研究党史要遵照马恩经典作家讲过的根本方法即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是这个根本方法的另一方面。这一方法强调向历史、向外国学习间接经验以服务于今天的中国，它要求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世界视野的角度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性的内容。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为解决如何研究党史问题、回答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以及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问题等都提供了科学的方法。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长期探索和努力，我们总结得出了“两个结合”的最大法宝，掌握了结合的法宝因而也就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备“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条件和能力。

习近平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9]的原则，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创造性发展，以“体用贯通”的大智慧和大实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和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的守正创新。“体用贯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新境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境界。在方法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方法，它在破解争论中发挥会通作用[10]，“两个结合”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答案，“体用贯通”则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具体方法。“体用贯通”秉持“以我为主”的理念，强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辨别和运用一切古、今、中、外文化成果的核心和标准，它旨在打通“古今关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也旨在重新定位“中西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互动互鉴。“体用贯通”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民族文化与具体实际相联系、把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联系、把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联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开放包容是文化发展重要的活力源泉，不同形态文化的深度结合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始终强调“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11]，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从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用贯通”打破古今对立的二元论与中西对立的二元论，从“中体西用”到“体用贯通”充分彰显了新时代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11]，在强调中国本位的同时尊重“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改变世界”的追求和自信要求中国不仅要融入世界发展并且要不断推动世界发展。“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长，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博大气象”[12]，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先进文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多元化则是人类文明的应有特征，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第二个结合”从而推动两种形态的文化深度结合的同时主张用多元文化汇聚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文化，指出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成果，将世界的多元文化转化成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动力。

三、“体用贯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整体”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意识的支配，因此理论的价值要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习近平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怎么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主张“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强调重视融会贯通的人其可贵之处更在于运用知识。[13]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3]，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前提是二者的统一，在中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要坚持“两个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体用贯通”既是在文化思想层面的创新，也是在文化工作上的安排部署，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在文化层面的价值就是指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工作，即用科学方法论之“矢”去射文化建设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思想创新的根本遵循和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既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体用观的生动体现，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体用贯通”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民族性与实践性。文化思想的发展要求“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4]，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体”之基本架构，在继承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广泛地吸收古、今、中、西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而推动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之“用”，具体表现为将文化思想的创新与文化建设的实践辩证统一于“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整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项整体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自己在文化领域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更加丰富、更具新意的内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用”明确了未来的文化建设指向。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符合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客观选择、是接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选择、是反映新时代文化建设具体实际的时代回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特质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15]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整体”的工作既涉及纵深的古今问题，也涉及横向的中外问题，“体用贯通”的方法论为我们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提供了正确的具体方法。“两个结合”否定碎片化的、词句式的结合方式，主张进行整体的、系统的结合，而“第二个结合”带来的思想解放决定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面向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面向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面向未来文明发展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要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和必由之路，拓展文化发展的历史纵深、世界视野与实践场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民族文化的互动，从而形成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文化成果，建设一个系统的、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参考文献

[1]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7.

[2]王守仁.传习录[M].长沙：岳麓书社，2020：90.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663，707.

[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5]唐爱军.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重视角[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2）.

[6]习近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01）.

[7]龚育之，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9]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9（12）.

[10]张梧.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J].哲学研究，2023（11）.

[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78，318.

[12]肖伟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2）.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14]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

[15]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