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的实践

【摘要】黄埔军校的创办以及围绕军校展开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时期政治、军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成果。共产党人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组织、教学，利用军校培育杰出人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时期力量发展的重大事实。黄埔军校为中共领导军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时期的实践所具有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地位。

【关键词】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中一段重要的历史，它凝聚着国共两党、苏联和共产国际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埔军校的创办以及围绕军校展开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时期政治、军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实践的重要特征，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斗争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一、黄埔军校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黄埔军校是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由苏联和共产国际促成和援助开办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创建、组织、教学，特别是政治教育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黄埔军校是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开办的。马林的建议：“1.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2.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3.谋求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这三项内容非常清晰地表明军校创办与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孙中山依靠苏联的支援，联合共产党人，在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布置各地代表为军校推荐考生。

中国共产党对于军校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就注意到需要在兵士中开展工作。在中共中央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指出：“中国北部及中部的兵士里的宣传，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小的C.P.小组织，除此之外，必须印发关于兵士利益的出版物，最好是这种出版物上有我们队里的同志，记载军界生活的新闻消息。这种出版物，不必一定是定期的。再则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广东政府的领域里，应当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画的宣传，便[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在[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要求国民党做这件事。”[2]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大批共产党人在黄埔建校之初大量地参与军校各方面工作。加伦记道：“中国共产党对军校极为重视，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到军校工作，整个军校的政治工作很快就转到了共产党手中。”[3]特别是对军校意义最大的政治教育中，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领导人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主持，军校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秘书、科长、科员、政治教官、各级党代表，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在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军中，从纪律性和政治成熟程度来说，居第一位的当是第一军，即所谓黄埔‘党军’。这是因为这个军队从最初组建时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从中国共产党内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些同志从事这项工作。……事实说明，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4]

正因为如此，黄埔军校建立后，在相关英文报纸上，总是被称为“广州布尔什维克学校”（the Bolshevik School in Canton）、“红军学校”（Red Army School）[5]。无独有偶，从黄埔军校筹备开始，与广东革命政权持反对立场的《香港华字日报》就传言黄埔军校是“为将来训练赤军之预备”“盖为造成赤卫军将官人才”“赤卫军之训练”。[6]这或许从反面说明了黄埔军校在当时的革命色彩。

二、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工作

中国共产党利用黄埔军校培育了杰出的军事人才，是党在这一时期尝试领导军事工作的重要实践。

黄埔军校的创办给了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要的军事工作实践的机遇。据曾庆榴先生的研究，早期参加军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人数虽然不算多，但中共党内早期实际从事过军事工作的人员，几乎囊括已尽。[7]共产党的各地组织运用组织措施，为军校选送优秀青年。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为军校推荐过考生，选派了一大批优秀青年进入军校，培养了许多中共党员学员。[8]在中共控制的国民党直隶等党部，则采取中共党组织物色人选、以国民党名义派送。众所周知，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中，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比重比较大。1925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选派推荐考生的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向各地通告：“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名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此事关系甚大，各地万勿忽视。”1926年10月，虽然已是整理党务工作案之后，中央又通过动员非中共党员、但可以由中共影响的国民党左派青年和其他进步青年投考军校，通告云：“黄埔军校现在正招收大批的入伍生，除湖南、四川两地一因已去千人不必再派，一因道路太远派送不及外，其余各地均应鼓动K.M.T.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使此国民革命的军事训练机关勿为右派分子所拿去，造出一般反动的军事人材。……我们的同志宜少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9]这是在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形势下一种更有利于维护统一战线、同时也更有利于中共继续保持对军校影响力的方式。有学者详细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党团员和推荐进步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和派遣优秀党员、干部参与军校招考和管理工作的情况。[10]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背景下，才能够顺利实现。

中共所需军事工作人才，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补充。1926年9月中共中央通知湖南区委，“所需军事工作人才，请开明用途，可以向粤中调取，因黄埔最近毕业了一批学生。”通过从军校毕业生中抽调骨干，改组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正规武装之嚆矢。黄埔军校也为当时的工农运动提供军事训练人才，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许多军事课程教学人员，由黄埔军校的学生充任；各地的农民自卫军，也由他们负责训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学生“以农民运动之人才不能缺乏军事智识，故现定将其修业期延长一星期，并商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校长，于此星期内准该所学生前往学习军事，俾将来服务时便于应用”。送各生到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共计10天，除有少数学生因有特别工作不能同去外，共有25名学员参加。[11]黄埔军校专门开设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农训班”，李之龙为班长，严凤仪为教官。[12]第二届、第三届也都采用同样做法，第三届还从受训人员中再选拔人员承担第四届学员的军事训练。第六届的学习，更是政治与军事并重，“六期共有学员300多人，实行军事组织管理，整编为1个营、3个连、9个排。各级军事长官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人员。”[13]一直到北伐取得重大进展后，1927年2月，苏联方面还认为有必要再招收10名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入军事学院学习。[14]黄埔军校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这是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在军事工作方面先行一步的重要体现。

三、黄埔军校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力量的壮大

黄埔军校的创办，以及围绕黄埔军校的斗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时期力量发展的重大事实。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所形成的重要力量和产生的巨大影响，或许可以从敌对一方来得到观察。1933年出版的《当代史剩》中载有一篇署名杨甫所写的《周恩来在CP》，内中说：“因为那时黄埔军官学校刚才成立，‘党军’刚才发生，而军队的政治工作，亦刚才萌芽，共产党在各方面有机会可以混到军队或军校去，特别是军校方面，成了共产党活动的大本营。而周恩来的中心工作，也就转移到黄埔来了。他是代表广东区委来指导黄埔支部的，这是后来造成他的赤色黄埔系领袖的起点。”[15]

1936年，刘天在《社会新闻》又发表《赤黄埔系的形成与没落》一文，同样提出了“赤黄埔系”的说法，后来在许多关于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的专题研究中被引征。文中指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党为要在本党革命大本营中造成潜势力，故对于黄埔军校的工作，特别重视。……（周恩来）以黄埔的共产份子来作他事业的基础，形成所谓‘赤色黄埔系’。”[16]

黄埔军校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在军校和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编制的军队中发展壮大。在黄埔军校内部，中共掌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远远超过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时，到会会员有黄埔军校600多人、滇军干部学校700多人等总数2000余人，会后组织游行参加人数达5000人，[17]极一时之盛。正是看到共产党力量在各方面的发展尤其是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发展风起云涌，国民党右派势力充满担忧与戒备，深感“如任此以往，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偷天换日的，替代国党了”，出于这种“大难危情之下”的忧虑，国民党右派才组织了所谓孙文主义学会，作为对抗。[18]鲍罗廷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1926年2月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的汇报中提到：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国共关系不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势单力薄时，问题不是特别突出，但最近几个月，在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相当多，正因为如此，很难避免某些共产党人犯错误，没有分寸。共产党人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忽职守行为，而他们工作出色、诚实，他们不能保持沉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不能以恰当的分寸来对待，至少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在由老指挥人员组成的军队中的复杂情况下玩弄权术，所以也产生一些误会。”鲍罗廷虽然是从工作的策略方面来认识的，但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民党军事指挥人员（当时指的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李福林等）对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力量的壮大的担忧。“中山舰事件”后，1926年6月，共产党员被迫退出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宣布结束，但总体而论，蒋介石的反共势力其时并不能占据绝对优势。《晨报》一方面报道“黄埔军校中之共产派退出”，同时也观察到：“蒋最近对于驱共问题，忽露其游移态度。日昨蒋鉴于环境，以黄埔仍非安全之地，特将该处所存军械，全数移落安福舰中，率同中山舰，出驻虎门，以冀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徐图解决之策。”尽管后期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右派所集中控制，极力在军校排斥共产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仍有不少共产党人在军校工作（而且后来还有许多共产党员继续从各地调入军校工作），“第四期学员竟受左派健将、总教官恽代英之陶镕，尽变作共产主义之信徒，因而该校之左派势力，又复澎涨，对于主持黄埔军校同学会之右派，辄施以排斥，务欲去之而后已。”[19]而且左派的力量获得其他形式的发展，“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按：广大指广东大学，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改称中山大学）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黄埔军校内部，百分之九十几变成左派而反对黄埔同学会的负责人（中派分子）。”反而为中共后来辅助国民党左派独立地形成自己的群众基础，提供了经验。[20]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能够直接参与军校的创办、参与“党军”的创建，派遣叶挺等党员指挥的部队进入作战序列，进而参与领导广东境内的统一战争和全国的北伐战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为其他各国共产党的实践所不得见、不可见。

结语

中国共产党广州时期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为革命实践的主要形式，构成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显著历史特点，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军事工作、包括围绕黄埔军校斗争的特点。黄埔军校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不仅从争夺军事教育权方面，而且在建军、治军、攻敌作战等方面，为中共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军校培养的共产党员军事人才在后来各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21]黄埔军校从各方面印证了这一时期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参考文献

[1]关于黄埔军校的一般论述，除部分专史外，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者，有王奇生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关于中国共产党与黄埔军校的重大关系，曾庆榴著《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一书有全面系统的论述。关于中共早期的军事工作，以往学术界一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作为总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没有意识到军事工作重要性，或在军事工作方面无所作为。已有学者认识到，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前提下，始终没有放弃军事方面的工作，并在军事理论、军事人才培养和军事实践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和积极有益的探索（参阅王光银：《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王光银、朱俊瑞、魏永强：《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军政人才培育路径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