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与黄埔军校建立的底层逻辑

【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与黄埔军校建立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有着振兴中华的共同追求，并在民族复兴目标与实施途径上达成了四大基本共识，即：两党均痛感当时中华民族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两党均期盼中华民族实现从落后挨打到民族振兴的大翻身；两党均体认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两党均深知“打倒列强除军阀”须建立军队进行武装反抗。携手致力民族复兴是两党合作的底层逻辑，共同主张反帝反封建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当然，两党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等方面，还是有差异的。

【关键词】民族复兴；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底层逻辑

20世纪20年代初期，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很快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推动国民革命的开展，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6月，黄埔军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国共合作形成与黄埔军校建立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以下称国共两党）有着振兴中华的共同追求，并在民族复兴目标与实施途径上达成了四大基本共识，即：两党均痛感当时中华民族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两党均期盼中华民族实现从落后挨打到民族振兴的大翻身；两党均体认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两党均深知“打倒列强除军阀”须建立军队进行武装反抗。

共识之一：痛感当时中华民族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深渊。仁人志士发动了以太平天国运动为标志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和同盟会成立至辛亥革命期间的第三次革命高潮；推进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心理层面的早期现代化，但所有的方案、抗争与努力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中共诞生之时，中华民国成立已近十年，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均极不满意，他们沉痛地指出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乃至“完全殖民地”“次殖民地”。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指出了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残酷生存环境，认为当时所处地位是比殖民地还要低的“次殖民地”。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大会宣言指出：“自满洲入据中国以来，民族间不平之气，抑郁已久。海禁既开，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1]孙中山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演讲中指出：“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诮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刚刚传入的、列宁创立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指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甚至要沦为“完全殖民地”。中共文献中较早出现“半殖民”（或“半独立”）提法有：1922年6月，陈独秀在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的《对于中国现在问题的我见》一文中称当时的中国财政权、领事裁判权、铁路管理权等国家主权沦丧，“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此等现状继续下去，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日甚一日的，是要由现在半殖民地状况更变到完全殖民地状况的”；同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将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概括为“名为共和国，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称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的殖民地”；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称中国已“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9月，蔡和森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使用了“半殖民”提法，称“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了”。1923年5、6月间，陈独秀在广东高师所作演讲中指出“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2]。1924年1月，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了“半殖民的中国”一说[3]，他参与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该宣言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成中文，李大钊参加过审定）提到列强侵略使中国“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3月，邓中夏在《论劳动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萧楚女、罗亦农等人当时也认识到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当时也出现了“半封建”的提法：蔡和森在1922年5月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称“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在同年9月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一文中称中国现在处在“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在1923年1月的《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称“现在即使调和四派势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结果至多不过是维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陈独秀在1922年6月的《对于中国现在问题的我见》一文中使用了“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提法。蔡和森还率先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联用，他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除了使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一说，还认为中国是“被侵略的弱国、殖民地”；他1926年底在给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员所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共产党人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均为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深感忧虑，希望中华民族尽快、尽早从“谷底”走出，摆脱其被列强侵略、欺凌的屈辱命运。这是国共两党走向联合的“基点”。

共识之二：期盼中华民族实现从落后挨打到民族振兴的大翻身

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均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希望通过国人的努力改变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屈辱地位，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改变专制制度及所导致的积贫积弱，谋求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民权政治与民生幸福；希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恢复中华民族的世界领先地位并再次对人类社会作出重要贡献。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时，国共两党都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解放作为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作为各自政纲的核心内容；同时，又着眼中华民族的长远大计，勾画了民族复兴远景蓝图。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指出：“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于世界”；宣言把民族主义列于“国民党之主义”的首位，强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由于列强、军阀相勾结使“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故而“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着眼于长远，孙中山阐明了“恢复到头一个地位”的民族复兴目标。他指出，“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但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比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级，“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宰割中国的种种事实后，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人还为中华民族谋长远，提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景蓝图。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国共两党领导人都表示革命的目的，除了外求民族独立，对内就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包括推进民权保障、民生幸福与国内各民族平等。孙中山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的演说中强调，“革命是救国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灾害、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事”；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是公天下”，“论起道理来，民国比帝国公道得多，民国的国民比帝国的子民光荣得多”，然而，中华民国成了空招牌，“人民简直还没有享到民国的幸福，国家还是在变乱的时代，人民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日日受苦痛”，因此，要“从新再造民国”“从新建设中华民国”。中共早期领导人明确表达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主张，强调从事救亡斗争、革命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创造幸福的生活。毛泽东强调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4]；高君宇在《怎样运用政权为人民谋幸福》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基本问题是怎样善于运用政权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幸福、物质平等与生活自由”。

为人类社会谋大同。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和孙中山都表达了希望中华民族再次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的愿望，并以儒家“大同”思想展望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今犹能卷土重来，以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乎？”他表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5]他以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展望人类前景，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预言“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孙中山为冯玉祥、张学良等多人书写过“天下为公”四字，使大同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孙中山强调要传承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美德与中国先贤“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他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热爱和平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之一，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他以“王道”与“霸道”区分中西文化，“中国征服别国，不是像现在的欧洲人专用野蛮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强调中国一旦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不能走列强以强凌弱的老路，重蹈其覆辙，而是“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他指出：“主张和平，主张大同，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6]他相信中华民族复兴，将为人类“普遍和平”带来福音。

共识之三：体认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先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近代历史面临着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推进国家现代化两大历史课题，对如何处理两者关系，国共两党人士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要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先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初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两大障碍；在不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情况下，不可能顺利发展实业，不可能顺利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近代“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包含民族独立及发展实业两个主旨”，没有民族独立，就谈不上发展实业；辛亥革命失败后，“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中共早期领导人纷纷阐述和宣传了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反帝反封建、扫除两大障碍的思想。陈独秀在1922年9月13日发表的《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中指出：军阀“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他在同年11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文中强调要“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并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也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及本国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从而使其“有与无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打倒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客观的需要与可能”。[7]李达在1923年4月15日发表于《新时代》第1卷第1号的《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分析中国的乱源，知道搅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待统一与和平，要获得自由与幸福，非首先组织起来打破这两大障碍物，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李大钊指出：“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