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摘要】孙中山为完成中国革命而重视武装斗争，苏联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支持和帮助其创办军校和建军。20世纪20年代初，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派人到中国面见孙中山，建议其建立军校和创建革命新军。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后，苏联从智力、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为黄埔军校的办学和校军建设指明政治方向，派遣顾问团参与军校管理与教学，指导军队建设并亲临战场作战。黄埔军校开办后，不断从经费和武器装备方面给予援助，共同保证军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和校军发展壮大，推动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

【关键词】联共（布）；黄埔军校；孙中山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国民革命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是孙中山的重要革命遗产，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为国共两党培养许多军政精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推动建立军校，并从智力、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一、建议和推动军校的建立

孙中山矢志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事业，屡遭失败。他不屈不挠，继续奋斗并在探索有效的革命方法。他对联共（布）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感到欣喜，引为同路人，并于1918年致电新俄政权，对联共（布）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正义斗争表示支持和同情。得到消息的列宁“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1]六七年后，担任孙中山总政治顾问的鲍罗廷证实这回事，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2]

联共（布）及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越来越接近，于1921年12月在广西桂林实现首次会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建立军校的建议。马林又名“斯内夫利特”，他是经张继介绍来的。“斯内夫利特在孙中山的总部住了一个多星期，他们的会谈是有历史意义的。斯内夫利特使孙中山确信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事实上与国民党的工业化纲领是相类似的。孙中山对斯内夫利特的建议普遍感兴趣，孙告诉他在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役结束后，中苏联盟可以建立；目前，可以建立非正式的联系。孙还宣布他愿意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马林还提出其他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和建立军官学校。[3]

1923年8月，孙中山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赴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在俄期间，双方就国民党军事干部的培养交换了看法。

鲍罗廷提出在广州创建第一所军校的方案和俄顾问团参与军事筹备工作。1923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的建议。鲍罗廷于10月6日到达广州，着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他在12月10日的《札记》写道：“我具体地向他们建议，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此外，我还向他们建议开始改组整个军队，为此成立军官学校和造就一些政工干部”。[4]“11月25日，在孙主持下的国民党临时执委会最终接受了这里提出的在广州创建第一所军事学校的方案。建校的原则是以营为单位。这所学校区别于同类学校的地方是它名副其实地设立了政治部”。[5]

孙中山创办军校之事于第二年春天落地实现。最早见之于报端的关于国民党创办军校的消息是1923年10月1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该报称：“昨15日上午8时，国民党党务讨论会开会，议决事项第9号议案……建议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参与讨论军校筹备事宜，直到新生入学正式开学。

二、智力支持：指明方向、移植制度、规划教程

办校的教育方针如何，决定着学生的素质和路向。孙中山对于办学目的很明确，对黄埔军校抱着很高的期望，在开学典礼演说词中说：希望培养的学生“能立志做革命军”，肩负起挽救“国亡种灭”的重担，为达此目的，一定要“以俄为师”。孙中山这样清晰明确的办学理念得益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思想启发和引导。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对之一直存在着疑问：“为什么俄国遭了那样大的艰难，遇了那样多的敌人，还能够在六年之内，把所有的障碍都一概打消，革命是彻底的成功；我们革命的时期，比较俄国要长一半，所遇的障碍又不及俄国的大，弄到如今，革命还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国和俄国革命的结果不同，推求当中原因，便是我们的一个大教训”。[6]后来的几年里，孙中山先后接触了维经斯基、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廷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与他们之间曾有多次的长时间的交流，其中最为密切且深入者当数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后，很快得到他的信任，被聘为政治顾问，加快国民党改组步伐，使旧三民主义转变为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主旨的新三民主义，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和行为准则。他还派遣“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赴俄实地考察，终于解除疑惑，答案就是他所说的：“俄国发生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一般革命党员做先锋，去同俄皇奋斗，但是革命一经成功就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许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6]

“以俄为师”，移植苏联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在黄埔军校及校军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鲍罗廷等顾问参与顶层设计和实施指导。军校学习联共（布）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

苏联顾问参与规划教学教程。黄埔军校实施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的教学课程设计，是该校的特色。其时，除了苏联的军事院校外，中外军校均以军事技术教学与训练为主。这种首创的教学课程设计，本土的学校管理人员没有任何经验，即便到过苏联考察的蒋介石也如此，建校伊始，只能听从于毕业于俄国总参谋部学院（后改伏龙芝学院）的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恩·捷列沙托夫、沃·波里亚克、雅·格尔曼等人。在他们规划和指导下，军校采取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政治教育则制定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兼收并蓄的方针和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的教育方法。切列潘诺夫回忆：“在黄埔军校开展工作，成了在广州、在孙中山身边的苏联军事顾问活动的主要内容”。[7]“蒋介石不加反对地赞同了我们的意见。……无论对于军校的组织问题和教学问题，还是后来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第一批团队的问题，他都几乎无条件地采纳我们的建议”。[8]

三、人力支持：派遣顾问团、参与管理教学、躬身战场

应孙中山的请求，苏联从1923年下半年开始派遣政治顾问及主要军兵种和特种军队的军事专家前往广州，其中包括步兵、炮兵、空军、装甲部队、海军专家以及参谋人员。华南军事顾问团的人数逐渐增加，并逐渐补以军纪严明的教官和陆军政工人员。直至北伐战争，苏联还陆续派顾问到广州来。

苏联顾问参与军校的管理与教学。初创时的军校行政组织在校领导层级下设有政治部、教练部、教授部、总教官室战术总教官、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特别官佐，学员的管理与教学主要集中在前四个部门。“军校从组建到训练都是在俄国教练的密切参与下进行的”。[9]“从开学以来，校内主要的组织工作和教学工作都由苏联专家承担。”[10]苏联顾问常常在上课和训练之前组织中国教官备课，“搬上教具箱，在沙盘上示范”，“对连长进行教学法的训练，要求他们采用示范教学法，并且在作示范教学时不出差错”。[8]他们还亲自参加教学。切列潘诺夫回忆：“我们不但善于组织学员的课堂教学，而且能够通过实践讲明一切基本原理。我们竭力使学员在初学阶段最大限度地掌握实际要领。我们希望这些未来的指挥员能够懂得队列训练、一贯精力集中、良好的军风纪、服从命令的重要性，并且自觉准备克服军人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我们注重每一个学员的单兵训练……为了改进射击训练，制作了最简易的瞄准检查仪；我们还教会了学员定步枪标尺”。[8]“我和新到的顾问舍瓦尔金就亲自在练兵场上作战士单独跃进的示范表演”。[8]“在战术训练科目中，我们训练学员在火力配合下快速进攻，并要求不管分队人数多么少，都必须包抄敌人。在防守时也要求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性，善于以反冲锋来预防敌人的进攻。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不久开始的出征中充分显示了训练的效果”。[8]

苏联顾问亲临前线作战，鼓舞士气，助力战斗胜利。1925年2月至3月，广州革命阵营进行第一次东征，加伦等苏联顾问随军东征。且不论加伦对整个东征取得胜利在顶层设计及局部战役发挥的作用，分配在右侧东征军各战斗单位的顾问们牢记加伦在征途上关于“我们顾问在部队里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你们应该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施展军事艺术。你们的建议不应只听留在建议上，还必须善于付诸实施”[11]的嘱咐，不但在战斗中建言献策、现场示范战斗技术，还亲自参加战斗。

四、财力支持：不断注入办学建军经费

财政窘迫一直是孙中山及国民党从事革命事业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国民党改组前后，马林常来常往于广州，对孙中山及国民党的财政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他告诉越飞和苏俄驻北京全权代表达夫谦说：“钱的问题在这里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廖仲恺经常对我讲，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12]孙中山也对他说：“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一点”。[12]

鉴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越飞曾许诺“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13]为落实《宣言》的有关问题，廖仲恺于1923年2月至3月，在日本热海等地与越飞举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会谈的最大收获是：在商定苏联政府援助孙中山创办广州军校计划的同时，又开辟和疏通了莫斯科全面支援国民党政府的渠道。据追踪越飞访日的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布施胜治记述，廖仲恺与越飞在谈话中达成了一项协议，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布施胜治还援引孙中山对张继的谈话：“俄国从1924年前后起，每年给广东提供200万元的援助”，其中70万元是黄埔军校的费用，130万元是“国民党政费”。[14]几乎在会谈期间，即1923年3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越飞的建议，同意“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和“向孙逸仙派去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15]根据苏联政府的通知，越飞于5月1日给广州转来了“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由马林交给孙中山。电文中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款项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0万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资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Opucaka（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利用我国援助的这些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种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16]

苏俄政府的援助直到黄埔军校开办后才缓缓而来。1924年3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作出决定：“委托伏龙芝同志亲自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枝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将早先决定的200万卢布的发放日期推迟至接到加拉罕的文件后执行”。[17]从黄埔军校开学后其经费逐步得到解善的情况看，苏俄“每年支助200万卢布分几次付”开始得到兑现。这笔经费至1925年5月“已经花光”。[18]除此之外，苏俄还不断给黄埔军校办学建军注入或追加资金。从目前解密的1924年9月至1925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发起第二次东征之前联共（布）档案资料记载看，主要有以下几笔：

1.1924年9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援助中国2.5万卢布，其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供1万卢布，其余的1.5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按预算提供，全部援助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提供”。[19]

2.1925年5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资助在南方组建两个新的师团和黄埔军校”。“拨出45万卢布用于组建两个新师团，维持一个老师团以及黄埔军校。指示加伦同志，以上款项为9个月，即到1926年1月1日”。[20]

3.1925年6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除上述（1）的预算外，在两个月内另给加伦拨款10万卢布资助黄埔军校和一个老师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