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地方主义：黄埔军校、国民革命与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转型

【摘要】1924年黄埔军校的成立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军事教育转折点。晚清民初，军事教育一直受军阀派系与军事地方主义的影响，各军校普遍带有深刻的地方烙印。1920年代，国民革命兴起，具有全国视野的黄埔军校在广东地方部队杂处的环境中诞生。孙中山不仅认识到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更明了需要以国民党军校为基础创建一支超越地方性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创建之初，不但以北伐与国民革命为目标，而且以政治教育为核心，灌输主义与革命精神，而与国民革命目标相背离的地方主义也逐渐成了“不革命”“反革命”的代词，在黄埔军校早期学生中间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地方主义的革命思想。

【关键词】黄埔军校；军事教育；地方主义；国民革命；孙中山

1924年，黄埔军校诞生，其成立之初便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为己任，以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为目标，成为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全国性近代军事教育机关。

有关黄埔军校历史的既往研究多从军校筹建、苏联与中共在黄埔军校的作用、黄埔军校的历史贡献、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等角度出发，侧重在史实的重建与考证。[1]本文拟转换视角，从近代中国军事教育缘起出发，探讨大革命背景下的黄埔军校反地方主义特性。

一、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职业军人与地方主义

晚清中国，国防军备积弱，改革思变的呼声较早地出现在军事领域。从利炮坚船，到军事制度，再及军事教育，清末军事改革逐步深入，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1885年，中国第一所近代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创立。甲午战败，中国创巨痛深，清廷被迫加大军事改革步伐，开始鼓励各省自建武备学堂。其中，著名的有两江总督张之洞创立的江南陆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的北洋武备学堂。其余各省如河南巡抚陈夔龙奏办的河南武备学堂，山东巡抚张人骏奏办的山东武备学堂等，一时纷纷效仿南北洋武备学堂，各地共涌现出20余所地方军事学校。1901年，清廷正式下令各省于省会建立武备学堂。清帝在谕旨中表示，北洋与湖北的武备学堂已有一定规模，希望他们进一步扩充训练，完备规制章程，而“其余各省，即著该督抚设法筹建，一体仿照办理，以归划一”。[2]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初创时即带有地方性，清廷虽然也强调了“划一”办理，但仍赋予地方督抚在军事教育上相当的自主权。在筹建过程中，各地武备学堂的章制各异，也反映出各学堂较强的地方独立性。在近代民族国家中，军事学校均由中央统一办理，为国储备军事人才，而清末中国以省域为限，分散筹办数十个内容各异、互不相属的军事学校，这实际上便是当时中央地方权力格局畸形的一个表征。

1904年，新政改革拉开帷幕。在军事改革上，清廷启动全国普遍编练新军，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此前各地自我尝试探索的自下而上的模式逐步让位于自上而下的统一章制。军事教育方面，清廷也一改前例，奏定新的统一的陆军学堂章制，在保留各省自办军事学校的基础上，尝试集中筹划统摄全局。各省武备学堂不久废止，各省在清政府中央督导下创建规章统一的陆军小学堂。有学者认为“光（绪）宣（统）间陆军小学堂的兴办，已经走上了统一的军事教育的路，与从前兴办武备学堂的时代不同了”，[3]这一判断大致是准确的。不过，章制虽然统一，但各陆军小学仍由各省将军、巡抚驻城自办，经费也由各地自筹，并且各招收本省各州县学生，实际上地方主义色彩并未完全褪色。[4]正规的学校军事教育如此，各部队临时性的军官培养中地方的自主权更大。各省新军又为已在军营内带兵军官创办了带讲授基础带兵学问的讲武堂，其性质与随营短期轮训军官相似，带有较为浓厚的本军特点与地方色彩。

相较而言，同时期创设的陆军中学堂、陆军官兵学堂、陆军预备大学堂，则中央直接控制管理的意味更强。陆军中学堂由陆军部会同直隶、陕西、湖北、江苏分设第一至第四陆军中学堂，以数省为一区域进行招收相应省陆军小学堂毕业生，打破了陆军小学堂各省自招的规定。以培养具有近代军事学素养的参谋为己任的陆军预备大学堂一所，虽继承自北洋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带有北洋六镇的烙印，但是自其成立以来，招收学员逐步由北洋扩展至南洋，全国性的意味更强。[5]陆军官兵学堂为培养初级军官而设，亦由陆军部管辖，招收陆军中学毕业之入伍生。然而，军事教育中央化的努力多在更高层次的军官养成系统中，初级军官的培养仍然权归于地方。清末军事教育因此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个区隔明显的系统，中央的军校与军事教育系统更侧重培养中高级军官与参谋，生员省籍的限制较少，而地方军校与军事教育系统更侧重为地方所在部队培养初级军官，学校教育与部队教育兼而有之。[6]

辛亥后，北洋政府继承晚清新政时期初步建立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军事教育仍分中央与地方两部分。地方军事教育机构中，延续时间较长、独立性较强、军事教育培养较规范的有云南陆军讲武堂（1912-1928年）、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19-1931年）、西北陆军干部学校（1925-1930年），分别为滇军、东北军、西北军培养军官，其地方性与独立性自不待言。

在中央层面，1912年成立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军官学校与初级军官养成教育的中心。民国成立初，保定学校接收清末陆军官兵学堂入伍生及陆军中学堂部分未毕业学生，不久开始录取陆军预备学校（继承自清末陆军中学堂）毕业生，至1917年陆军预备学校学生全部升入保定军校。保定军校生源逐步转向从全国各普通中学学生中招收。纵观保定各期毕业生，直隶籍学生仍占多数，受北洋军系影响较深，不过各省均有不同数量学生毕业于保定，尤以第三期至第五期为特殊，浙江籍、湖北籍等南方学生占得多数。保定军校一方面确有培养全国初级军官的职能，但另一方面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阀并不信任保定学生[7]，毕业学生多被分发回原籍，“由各省当局自由录用”“由这班学生自谋出路”。[8]加之北洋政府时期以地域和地方观念为纽带形成的地方军阀派系，使保定军校毕业生的出路无法完全摆脱以地缘为主导的各军事集团争权之大环境。

从晚清湘军兴起到北洋军阀，职业军人间往往由血缘、婚姻、地缘、业缘、学缘等相联系。而中国传统社会中颇受重视的家庭血亲关系与同乡关系则似乎更具重要性。[9]当然，业缘与学缘同样在晚清民初职业军人与军阀派系的诸多案例中有突出体现，但是，军事教育领域无疑是自晚清以来军事地方主义化的一种镜像投射。尽管近代军事教育逐步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始终受制于军阀派系林立与军事地方主义影响而畸形发展。

二、革命根据地的再造：黄埔建校与超越地方主义

1920年代初，北方军阀混战之际，孙中山开始以广东为根据地，预备北伐。然而，广东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军阀争利与吸血的地盘。孙中山和国民党不仅没有自己的武装，更没有一批忠于革命的军事干部。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锐意改组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改组，加强党权的同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内部力量之整合却仍未见曙光，特别是各色武装盘踞其间，各怀目的相互掣肘，始终无法凝聚合力。单是广州市内，便充斥着“各省各色各样的队号旗帜”。

孙中山将广东视为革命再起的根据地，实际上却又高度依赖本省与外省的地方军阀部队。苏联顾问鲍罗廷指出：“有40年革命经历的孙逸仙坐守广州，没有任何权力。全部权力掌握在几个将领手中，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其实也不存在……我们（指苏联代表与顾问。引者注）到来以前，3、4年前，孙逸仙认为，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他能够把核心力量，主要是军人中的核心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并且借助北伐能够推翻北方政府并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10]高度依赖成分各异的地方军阀，却又没有掣肘军阀的武装实力，仅靠“威望”来影响他们，希望其为革命所用，事实上最多仅能结成脆弱的联盟，一旦利益冲突便极有可能从结盟状态走向分崩离析。1922年，追随孙中山的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因北伐与地方自治两个不可调和的路线，最终矛盾爆发。陈炯明发动军事叛变，孙中山出走广东，标志着以情感与威望联结的脆弱联盟的解体。而在陈炯明叛乱后对广州各界代表谈话中，孙中山仍然认为武力不足恃，公道才能服人。[11]

不久，以杨希闵为总司令的联军以弱联盟的态势，将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但孙中山的全国性目标与各系军队地方性的矛盾不仅没有褪去，反而愈发突显。在广州及其附近，无论是土著的粤军，还是滇、桂、湘等省客军，都是地方色彩烙印深刻的地方军阀，丝毫没有着眼全国的姿态。这些“军阀们觉得自己在广州，就象是在火车站候车的乘客。每个人都尽力积蓄足够的力量，以便打垮广州的竞争者或收复‘各自的’省份”。[12]

1924年以前，国民党在广东不仅没有真正从属于党的武装，更没有自己的军校以培养对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忠诚的军官。而在广东的各色军队却在当地分别举办自己的军官培养机关。如滇军的干部学校，粤军的西江讲武堂、桂军军校以及其他各部队的随营学校、军官讲习所等，皆杂处于粤省。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国民党曾创办了两所名义上从属于自身的军官培养机关——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又名军政部讲武堂，后并入黄埔军校一期）和广州警备司令部军官学校。不过，前者由程潜主持，学生籍贯以湘籍为主，明显透露出其湘军底色。而教学内容中，除军事学术科的训练外，并没有关于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主义的政治教育，仍是旧军队作风。后者由吴铁城主持，实际仅为广州警备司令部培养军官人才，有私属军校的倾向，同样不具备全国视野。[13]

晚年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通过建立国民党军校，培养属于真正属于国民党的军队，除了认识到武力在实力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外，也明白需要创建一支超越地方视野的真革命的军队。

不过，即便是国民党改组和黄埔军校筹备启动后，孙中山似乎仍然认为，地方主义并不绝对妨碍全国视野的实现，不革命的部队同样能在某种条件下转换为真革命的军队。1924年3月，孙中山对驻广州滇军演说，恳切期望滇军能成为“不要地盘”的真正的革命军。孙中山在演讲中以顾品珍为例，赞扬顾氏放弃云南地盘，以北伐为目标。“顾总司令当时要北伐，他的用心是和普通人不同的。普通人的用心，都是想升官发财。……顾总司令不要云南的地盘，立志北伐，就是不要升官，就是不想发财”。[14]在对湘军演说中，孙中山不但期望湘军能借机“全体变成革命军”，而且阐明了革命军的底色，即革命军要有“奋斗精神”和“革命主义”“革命目标”。在演说中，孙中山通过描绘新的国家蓝图，意图将具有全国视野的革命主义与目标灌输给听讲的湘军官兵。此外，孙中山还在多个场合勉励各地方军队转变为“党军”，同样是期望于那些地方色彩的武装能转型为国民党领导下的具有全国视野的北伐军队。

1924年5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新生正式入学。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9日，特派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在军中资历尚浅，且与驻广州各地方军队无特殊关系的蒋介石则对地方主义与地方军队颇具微词。早在1923年8月，蒋介石在致苏俄党政负责人的意见书中便强调，中国革命“不能藉今日南方之革命军为主力军”，这些各色地方军队名曰革命军，实则“囿于一城，已成为地方军队，不惟无革命之精神，而且借革命名义以谋其私人之权利。流弊至极，其障碍于革命之为害，实甚于北方军阀之抵抗吾革命”。[15]蒋对地方军队与地域意识亟欲排除的态度，在其刚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与粤军参谋长时也曾通电表态。他严厉批评广东各军无统一之精神，各友军相互猜忌，“不外乎各军内部溃烂，滇与滇启衅，桂与桂构兵，而粤军亦无不然”，蒋不仅对滇、桂客军颇有恶言，对粤军内部成分复杂，不堪重用，亦明里暗里有所指涉。[16]1925年，蒋介石专门向军事委员会上书建议“除旧秽”“以新势力之武装，替代旧势力之武装”，以黄埔军校之革命军替代地方军队的主张颇为明显。

黄埔军校筹备时，在招生名额分配上便可以看出，黄埔军校不同于过往一般军校，有着放眼全国的姿态。1924年2月10日，筹备处校务会议确定在全国各地区招生的分配名额。预定第一期招考324名学生，其中东三省、热河、察哈尔三地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各12名，共168名，湘、粤、滇、豫、桂五军，各15名，共75名，国民党先烈家属20名（其余11名不在分配名额中）。[17]在第一期招生时，廖仲恺曾电告蒋介石，招考学生仍以粤、湘、桂、闽、滇省为主，其中粤省1200余人，其余四省数百人。廖仲恺认为这些学生程度较好，但担心这些省份原先分配名额并不多，筛选较难。为此，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以招考南方数省学生为主，认为“取录学生，宜以各省定额为标准，北人以多取为是，虽程度略低，亦希降格求之”，体现出蒋倾向多录取北方学生，意图使新成立的黄埔军校在学生构成方面超越南方地域色彩。[18]1924年5月5日，黄埔一期350名学生入校学习，编为第一、二、三队，5月7日又有备取生120名进校，编为第四队。9月，四川省招考学生入校。11月，以湖南籍生为主的军政部讲武学校158名学生并入黄埔军校，与第二期学生共同受训（以一期生毕业）。黄埔一期毕业学生实际虽然仍以湖南籍（197人）、广东籍（108）为多数，但仍然包括北方数省在内的多省学生。其中，陕西籍57人、江西籍42人、浙江籍37人、江苏籍24人，均超过筹备期预定非西南诸省的12名分配名额。黄埔二期毕业449人仍以广东籍（107人）为主，但浙江、安徽、江西、四川等省籍学生同样占比较多（共167人）。不过，第二期北方学生较少，最多的山东籍仅6人。黄埔三期毕业生浙江籍学生已接近广东籍学生人数，此外江苏、江西、四川籍学生均过百人。黄埔四期招生委员会数人直接分赴开封、汉口两地，并委托北京上海各党员个别招生。来自黄河以北省份的学生迅速增加，四期毕业生中河南、陕西、山西均超百人，共占四期毕业生总数约15%。黄埔军校成为当时全国唯一一所“籍贯遍于各省”，甚至“各特别区及东方各弱小民族”的军校。“他们共同以同志的资格站在党的观点上，如兄弟一般的研求革命的学问，无论是广东人、蒙古人、高丽人所讲的话，都是中国的普通话。除了党的组织之外，绝无以感情结合的小团体，或以地方主义结合的同乡会等狭义的组织”。[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