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地域效应与黄埔军校

【摘要】兴宁地处粤东北偏僻山区，但黄埔军校前五期学员兴宁籍学员人数却位于广东省各县前列，而且被誉为“百将军县”。其原因有多种，客家人家族关系紧密、崇文重教及离乡外出谋生传统，孙中山在广州建政、创办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为兴宁子弟提供了外出发展的机遇。兴梅人较早赴日本，1905年十多位留日兴宁人参加同盟会，多位兴宁人参加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其中何天炯追随孙中山20年。1922-1925年陈炯明军扰乱粤东，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在兴宁作战及驻扎。两次东征的胜利，鼓舞更多兴宁子弟投考黄埔军校、加入国民革命军，为北伐和抗日战争作出贡献，并涌现出许多优秀军事人才。这一案例反映了中国近代革命进程的本土特色和地域文化底蕴。

【关键词】广东兴宁；辛亥革命；黄埔军校；革命军东征

100年前的1924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这是他人生最后的重要事业之一。黄埔军校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基层骨干，奠定了国民革命军的基石，也成为国共两党军事人才的摇篮，为此后二十余年间先后完成东征统一广东、北伐统一全国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军队基础。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人才群体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集中的地域同乡关系，这一特点对国民革命军内部形成派系关系及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了解黄埔系地域同乡关系的渊源及形成是理解国民革命军派系关系的一个渠道。

据资料统计，黄埔军校在广州1924至1927年第一至五期学员人数共计约7380人，虽所属省籍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各省籍分布很不平衡，甚至可说相差悬殊。如有两个省份人数高居前列，第一位湖南籍2189人，第二位广东籍1036人，后面为四川、浙江、湖北、江西四省，都在500-600人之间，其余省份或100-200人，或个位数。[1]湖南人高居第一位的原因，在此暂不作讨论。广东人数也位居前列的原因，首先是孙中山为广东人，其创建革命组织及进行革命活动中，广东人都是主力之一。其次是孙中山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及1917年后三次在广州建政，直至北伐成功的十余年间，一直以广东为基地，黄埔军校也创建于广州，周边广东地区自然是革命队伍的主要人员来源地。但在广东省内有一百余个县，这些县的黄埔系军人数量多少并不平衡，有的县人数较多，有的县则偏少，造成各县人数多少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可想见的首要原因应当是距广州的远近及交通状况等地缘因素，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如前述黄埔军校前五期学员广东籍共1036人，全省一百余县，每个县平均数应为10人左右，但资料统计显示，居前列的为兴宁46人，梅县42人，明显比广东其他县人数多，而这两个相邻的县，都处于远离广州的粤东北山区，是广东比较偏僻、封闭、交通不便地区。那么，这两个县为什么那时有那么多青年考入黄埔军校？特别是兴宁，与明清以来一直作为州属的梅县相比，更属偏僻小县，至今也只是属于梅州市辖的县级市，但当时考入黄埔军校的人数却如此之多，而且在民国时期至1949年前有近百位将军，因而后世有“百将军县”“将军之乡”的美誉。造成这样的原因显然不是地域远近及交通便利，而应是其他因素，那么是什么原因？“将军之乡”的兴宁与作为军官摇篮的黄埔军校有什么历史渊源联系？本文拟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探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与地域关系的历史脉络。

一、兴宁与辛亥革命

（一）兴宁地域特点及人文传统

兴宁所处的粤东北内陆山区，丘陵和山地占60%，因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魏晋以前为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魏晋时期北方及江南长年战乱，大批流民南迁避乱，进入粤东地区，聚族而居，渐成群落。官府设立流民营安置管理，为了对这些南下流民与当地原住民相区别而称“客民”“客家”“客属”等。后纳入州县官制，东晋成帝司马衍（公元4世纪）时，始设兴宁县治，东邻梅县，清代设嘉应直隶州（民国后称梅州），兴宁、梅县属之，故当地人常以“兴梅地区”连称，是客家人聚居地区，至今仍被称为“客家之都”。

兴梅客家人在这种地域环境下世代繁衍生息，形成两个突出的族群特点。第一是聚族而居，亲族关系紧密，尚武好勇。由于是从外地迁入，落地求生，且自然环境恶劣，生存艰难，土客之间、族群及村落之间常因争夺资源而发生争斗，加之山林密布，易藏匪盗，而地处粤、闽、赣三省交界偏远地区，官府管制能力低弱。故民人多聚族而居，以求互助自保，住居形制为外筑高墙、形似碉堡，有防卫设施，内建环绕房屋至多层，族人各家比屋而居，称“围屋”，往往同姓族人数十人乃至一二百人聚居一处，形成资源共享、守望相助的内部紧密关系。民人子弟多自少习武，遇有外族争斗或匪盗来袭，即起而自卫。

第二个特点是崇文重教、男人多外出谋事。兴梅客家人从中原避乱南迁而来，其中不乏旧族世家、官宦士商等中上人家，文教素养及崇文重教的传统传承下来，加之当地土地贫瘠、生计艰难，有余力之家皆让子弟读书，以求上进入仕或出外经商，不惧远行。故虽地处偏僻且交通不便，但并无闭塞固守乡土观念，而是以男子出外谋生闯荡为出息。历代有读书入仕成功者，如宋代兴宁人罗孟郊，早年丧父，但秉承家风，刻苦读书，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其事迹为家乡后世所传颂。外出经商成功者如清乾隆年间嘉应罗芳伯，出身耕读之家，自少学文习武，年逾三十屡试不第，与同乡亲朋百余人结伴远赴南洋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岛），先在这里为挖金矿的华人设塾教书，后组织嘉应客家人为主开办兰芳公司，开发金矿并管理当地事务，形成辖下逾百万民众、势力很大的庞大华人商人聚落，并吸引嘉应客家人更多前来。[2]

进入清朝以后，兴梅地区这些民风特点形成了对清朝统治的疏离与潜在抗拒，这里一直有民间秘密帮会“三合会”等会党活动。晚清时期祖籍梅县、后迁花县的洪秀全，领导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曾先后两次进入兴宁，有不少兴宁人加入太平军队伍。所以兴梅地区民间一直有反清势力的影响。

（二）兴宁青年赴日留学

日本是孙中山领导建立同盟会、举行武装起义等辛亥革命活动的早期基地，兴宁人参与孙中山领导革命活动也是首先从日本开始的。

兴梅虽东邻潮汕而近海，但清代长期实行海禁政策，仅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故兴宁人到海外并不方便，只能沿东江南下从广州出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汕头开口通商，打开了兴梅地区海上交通通道，中外商船由汕头来往香港、上海等口岸，进而与日本、南洋等海外航路连通，中外人员往来，信息风气开通。1876年清廷任命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即是同属嘉应州、与梅县相邻的大埔客家人。他时任翰林侍讲，当时出使外国既非任官“正途”，且被鄙为事奉“外夷”，于仕途上进并不看好，故为士林官场所不屑，而何如璋愿当此任。他还招募了数位嘉应同乡作随使人员，其中有刚考中举人的梅县人黄遵宪，放弃继续科考上进，跟随何如璋赴日任参赞，成为何的得力助手。还有黄锡铨、梁诗五两位贡生，他们此后都长期担任出使外国的外交官。[3]他们是最早走向日本进而走向世界的嘉应人。他们的使日也带动了兴梅乡人与日本的联系。如黄遵宪的弟弟黄遵楷、儿子黄冕及侄辈多人赴日留学，有的后来从事对日外交职业。[4]黄遵宪在驻日期间编撰《日本国志》，提倡学习日本仿效西方进行改革以图强，此书在甲午战争后出版问世，风行一时，成为维新变法的模本，黄遵宪也成为名满天下的维新名士。慈禧镇压维新运动后，黄遵宪被贬斥回乡，在家乡办新学堂，培养新学人才，促进了兴梅地区新学、新思想的传播。这些最早走向日本的嘉应人，为乡人与日本之间建立了人员往来联系。

庚子国变后，清朝统治已丧失民心，清廷被迫实行新政，科举制度已趋废止，读书青年为个人及救亡图存寻找新出路，开始兴起留学日本热潮，这股风气也影响到兴宁。1903年，兴宁青年何天炯、刘维焘、饶景华等，在家族资助下自费赴日留学，开启兴宁青年留学日本先河。1904 年，南洋潮汕籍华侨集资兴建潮汕铁路，日本人企图夺取路权，激起当地绅民反对，留日学生也起而响应，派何天炯返乡调查谋求抵制。他回乡鼓励家乡亲友来日留学，回日本时携堂兄何天瀚、堂弟何铁群等赴日留学。何天炯自称：“居家不及一月，偕堂兄公博（何天瀚）等复渡日京。”“我兄弟育此家庭，好古敏求，日有新知，遂倡留学，为邑人范。”[5]在他们的影响下，几年间兴宁赴日留学的青年就有十多人。

（三）兴宁人与辛亥革命

1.兴宁留日学生与同盟会

何天炯等兴宁青年怀抱救亡图存志向赴日后，多人参与留日学生的反清革命运动。1905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东京创建反清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就有多位兴宁青年加入，有的被任命为干部。如何天瀚任司法部判事，刘维焘任本部会计，因他不在东京，由何天炯接任。何天瀚、何天炯兄弟先后担任同盟会广东支部长。[6]同盟会各省支部长的主要职责是发展会员并主持入盟仪式。在何天瀚、何天炯兄弟的引介与主持下，兴宁籍同乡留日学生在1905年8月至1906年一年半时间里即有14人相继入会。在此期间，在东京入盟的17省登记在册者共860人中，他们主持接收入会的广东籍入会人数有112人，仅次于湖南和四川而位居第三，其中兴宁籍14人入会，在广东籍会员中占1/10强，也是人数较多的县。[7]后来有些人陆续回国，在兴梅地区发展同盟会员，吸引更多国内乡人加入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

2.兴宁人与武装起义及护法运动

1907年后，孙中山、黄兴等离开日本南下组织武装起义，至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四年间先后发动8次武装起义，有6次是在广东省内，其中2次在广州以东的惠州，1次在与兴梅地区相邻的潮州黄冈。虽然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为最后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在这些起义中，兴宁人也是其中的参与力量。

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是参加起义的重要力量。兴宁人首推一直担任同盟会东京本部会计兼广东支部长的何天炯。他自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担任此职，1907年后孙中山、黄兴及多数同盟会员离日参加起义，何天炯一直留守东京本部，一方面联络在日同盟会员、接应来往革命同志，一方面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筹集资金、购买武器运送到起义地方。1911年4月，黄兴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何天炯先在日本购运武器送港，随后奉黄兴之招来香港参加起义，负责招募敢死队“选锋”。起义之日，他率50多人的敢死队前往广州。不料到达广州时，黄兴领导起义已先期发动并已失败，遂与黄兴一起返回香港。[8]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前往武昌指挥与清军作战，何天炯随后也赶往上海，后受黄兴派遣，前往日本筹款及购买枪械，购得野炮五十门、机关枪五十挺、弹药及三百万日元，装船发回国内，支持革命军与清军作战。孙中山回国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委任何天炯为驻日代表，在日本继续进行筹款及购械，至南北和谈才被孙中山召回国。[9]

参加同盟会武装起义的还有在国内的兴梅人。如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嘉应州人谢逸桥、温靖侯1906年回国后，分别担任同盟会岭东地区正、副主盟人。他们在嘉应松口师范学堂任教，向学生传播同盟会反清革命主张，并物色吸收其中优秀分子入盟。还有留日学生黄信回国后，成立桂里学堂，办新式教育，并联络吸收多人入同盟会，后来此校成为同盟会岭东分会的活动联络点。1907年，同盟会发动潮州黄冈起义，嘉应籍同盟会员多人参加。失败后谢逸桥、温靖侯等创办松口体育传习所，以培养起义军事人才，由留日学生担任教师，首批招生120人，加入同盟会的60余人，后来在广东各地举行的起义中，多有学校师生。1911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夕，有嘉应州籍南洋华侨温生才，在广州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被捕后被杀。在随后黄花岗起义人员中，多有嘉应州人，已知姓名的就有包括兴宁的嘉应籍30余人参加。此次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各地革命志士受到鼓舞，仅数月之后，就发生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形成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嘉应同盟会员也联络组织地方光复，对驻州巡防营策反，组织人员武装起来，成立梅州军司令部，到处张贴《讨满檄文》，宣布独立，迫使知州等清官投降，组成州议会，宣布改名梅州，下属兴宁等各县也随之和平光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