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作者: 赵妍 王树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回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过的70多年,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有序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集中展现了人民民主、利益协调、政局稳定、集中高效、政策连续的优势,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反观现实,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对外传播中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遭到误解、质疑乃至歪曲攻击等现象依然存在,尚未获得应有的认知认可。为此,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彰显制度优势,传播正确声音,回应国际关切,提升这一制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成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需要着重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通过提炼打造建立独具中国特色、中国内涵、中国标识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打破西方政党政治一以贯之的话语霸权。二是要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在“扬弃”中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将承载传达中华民族“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追求、规范形式和精神特质融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构建中,形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性的文化底色。三是要处理好“理论阐释”与“效能呈现”的关系,在“理论阐释”文本话语构建的同时,通过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传播能力,集中展示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效能、党际效能与社会效能的优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更加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
西方思想家福柯有句名言:话语即权力,强调指出了话语权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国家间力量竞取、影响力的较量中至关重要,在现代政党政治中亦是如此。有“破”才能“立”。
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首要前提就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解构其话语体系的立论基础和现实效能,在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大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从“被人刻画”到“自我塑造”话语权的转变,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原创话语体系”。
(一)在效能对比中,从实践上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霸权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逐步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获得先发优势,也在对外扩张和野蛮的殖民掠夺中,将其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捍卫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统治霸权,巧妙地将其奉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等通过“学术包装”的形式建立起一套貌似“科学”“中立”“客观”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以论证西方政党政治的优越性、合理性、合法性,从而获得国际话语霸权,进一步强化其统治地位。在政党政治话语体系中也是如此,西方理论界手握政党政治的定义阐释权、效能优劣的评判权,以“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等为立论基础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政党制度进行攻击、污蔑、歪曲。在这股强势的理论宣传下,不仅出现了“第三波现代化浪潮”“历史终结论”等观点,更针对中国炮制了频频见诸报端的“中国威胁论”“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威权主义”等“话语陷阱”,以此打压中国。
在“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中,伴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以及诸多负面事件的冲击,使得其长期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话语与国家治理的低效混乱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其他照抄、照搬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水土不服带来的国家治理失效、社会动荡的乱象。与此相伴生的也就出现了西方话语霸权公信力的下降,话语体系出现了解构的迹象。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优势逐渐彰显:在中国之治中,充分体现出其在“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奋斗目标同向性”“决策施策的科学性”“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上的优势,实现了“两大奇迹”即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同时,也带来国家综合实力的跃升,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提供了鲜活的实践。因此,我们应借助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在面对世界性问题时,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效能上的高低对比,打破西方政党政治的话语霸权,界定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表达,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二)从“被人刻画”到“自我塑造”话语表达中,建立新型政党制度“原创话语体系”
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下,我们长期始终处于话语劣势的境地,“中国声音”长期被贴上西方话语体系制造的“刻板僵化”的标签,处于一种“被人刻画”的舆论场中,导致中国长期被抹黑、误解和歪曲。因此,在“两个大局”的全新历史方位和历史坐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因此,“去西方中心化”的话语表达,构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也变成了题中之义。众所周知,政党政治中的核心概念,如“政党、民主、人权”都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产物,西方惯常用它们引领塑造的价值观念评判中国政党政治的优劣,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逐步阐发出从自身从实践探索中得出的并能为世界治理提供方案和参考的“原创话语”,实现话语体系的“自我塑造”。这些体现中国立场、蕴含中国智慧、彰显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已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孕育生成的和谐型、合作型、同心型政党关系也日渐成为国际论述关注的焦点。
二、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也是践行“两个结合”的实践,即既要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养料”,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中华文化底蕴,赋予其中国风格;又要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多党合作合力脱贫攻坚等鲜活的事实、典型的案例融入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当中,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基础勾勒出新型政党制度真实的实践图景,从而提升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说服力。
(一)在守正传承中,赋予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独特的中国价值内涵,打造“本土话语体系”
文化是制度之母,一切政治制度都源于特定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上看,形成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就内在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基因;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来看,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点也是对“天下为公”“民为邦本”思想的传承;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基本职能发挥的角度来看,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也是对“大一统”思想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塑造其实是生成于中国土壤、吸吮五千多年文化营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在发展规律、历史发展环境的本质表达和时代化的叙事。因此,新型政党制度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涵上的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上的转化及语境上的重构,有效开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党制度话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4]一方面,立足中国思维为人文内核的知识与价值理念是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必须持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能,不断总结提炼能更好指导完善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理念、思想和表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5];另一方面,要以新型政党制度独特的禀赋规律来区别可参考的传统文化元素,逐步改变以外来政党理论粗暴剪切本土政党话语的状况。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起源不同的视角寻根问源,讲清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的“前因后果”,打造贯通过去、现代、未来的话语体系。尤其从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不同层次,理解中西方政党制度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个根本价值取向的深层次区别,找到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特色的话语元素,助推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
(二)在创新实践中,凝练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特有时代标识,塑造“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一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时代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达范式,我们应在一定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提升和阐发。回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过的70多年,其“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形成于协商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日臻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充分彰显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强大优势与治理效能。因此,要从实践经验中找到正确的话语体系建设路径,凝练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特有的时代标识,塑造“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兼具科学性和政治性的话语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构建的话语体系其主体框架、核心要素、主要观点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保其科学性。与此同时,政党制度建设虽属于政治学学科的范畴,但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涉及政治学,还涉及组织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诸多学科,跨学科特征尤其突出,这决定着其话语体系构建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这也就要求我们要借鉴政治学以外诸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方法,拓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设领域,提升其科学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经由宪法确立的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话语体系必须具有政治性、权威性、统领性。所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必须重视话语所蕴含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深刻把握并体现其政治性。另一方面,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原则,建构兼具人民性和时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利益代表的维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观点,在其制度框架内,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其所联系和代表的群体的利益;由此从而实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因此,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表达也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集中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构建贴合人民群众思想实际、生活实际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新型政党话语体系的建设中,不仅要传承已经具有较强说服力、真理性的话语,更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的新问题、总结的新经验,抛弃过时话语,完善现有话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赋予时代内涵。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积极推动构建契合时代发展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科学性、时代性的最新表达,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引导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研究和讨论,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对其实践探索、经验总结进行概括和提炼。
三、处理好“理论阐释”与“效能呈现”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6]这一共性问题放在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构建上,集中表现为话语体系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缺乏阐释好这一政党理论的能力和对外传播展示呈现的能力。因此,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需要深化理论研究,逐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理论研究体系,以多范式的理论创新来增强话语供给;与此同时,还要逐步提升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理论传播能力,宣传好、介绍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前因后果”、实际运行状况、特点功能优势、体现的协商民主价值等,坚定制度自信,不断提升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