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广泛宣介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政党政治的新形态、新发展、新范式，既根植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独特地位，既是对世界政党制度模式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2]国际传播工作是党和国家的战略性工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界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海外传播工作，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向世界讲好中国政党故事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中国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

美国政治学家博尔丁（K. E. Boulding）最早将国家形象定义为自身及他者对国家的认知集合，[3]此后以认知来理解国家形象的概念被世界大多数人普遍接受。一般认为，国家形象指“个体对于特定国家的认知表征”，而由于普通个体的认知不可能是全面细致的，只可能是一种高度概括或简化，因此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国家形象是一种由稳定的刻板印象与流变的对各种信息的认知和具体态度组成的综合性印象。这种综合性印象也可以分解为文化、政治等不同维度加以考察和测量。[4]对于一个国家如此，对于一个政党亦如是。海外社会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包括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在内的政党形象的塑造。就像一提起美国就想到民主党与共和党，一提起英国就想到保守党和工党，一提起苏联就想到布尔什维克党，对一国政党制度的认知与理解关乎对该国政治文明与民主治理维度上的形象塑造。

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20年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可知，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海外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普遍认知中，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形象的正面认知要远高于对中国政治治理形象上的正面认知；其中海外受访者对中国执政党的印象主要集中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具有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选择比例分别为38%和28%。[5]尽管全球公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整体印象在改善，但对中国政治维度的国家形象认知仍存在普遍的空白与偏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实现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创新的重要亮点，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与民主建设的关键环节，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海外传播，有助于提升海外社会对中国国家整体政治文明的理解与认可，有助于提升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理解与认可，从而促进海外中国国家形象与政党形象的改善，“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我国在政治舆论上的国际话语权。

（二）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中国理念认可度

自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奠定了现代政党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并在西方霸权的推动下不断扩散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自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受到严重打击，西方国家在“历史终结论”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舆论推动下将西式政党制度塑造成现代民主国家政党制度的“唯一选择”，乃至成为全世界各大高校政治学教科书中的教条，在国际舆论中将西式政党制度等同于现代民主政党制度。在这样的教条框架下，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普遍被西方政治学和舆论宣传根据政党数量及选举而划分为一党制、一党优势制、两党制、多党制等简单粗暴的分类，并以此作为国家民主程度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一套政党制度的理念和标准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制度建构与话语建构，成为所谓的“国际主流”。在这样的制度霸权与话语霸权下，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模仿西方政党制度，却没有很好地适应本国国情，从而导致国家治理失效、社会动荡；另一方面，西式政党制度的内在弊病和缺陷被长期轻视或掩盖，并在长期积累下不断恶化。特别是近年来，西方政党制度没能很好地解决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族群分化、价值观分化的问题，民粹主义思潮崛起，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美国、英国等国出现了主流政党民粹化的倾向；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出现了新的民粹主义政党崛起。西式政党制度“制度瓶颈”愈发显著。

相比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西方政党制度和苏联政党制度的超越和扬弃，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具备显著的制度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地避免了西式政党间的相互倾轧、政治极化，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各民主党派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的亲密友党，不以意识形态划分你我，充分吸纳代表社会各阶层群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民主集中制的典型代表，是真实有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全程体现社会各阶层代表性，全程参与国家治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选举-休眠”“上台-下野”间往复循环的“选举工具式政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政治创新，既结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国情，又包含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共同价值，是中国人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提供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理念，并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和经验总结。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海外传播，有助于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与话语霸权，为各国民主政治改革创新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式政党或苏式政党制度的道路选择。

（三）有力反击涉华负面言论、消除“污名化”影响

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际话语权斗争愈发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攻击抹黑愈演愈烈，并以此为其对中国施加各种制裁提供合法性依据。将中国体制描述为“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是西方国家最常见的一种“污名化”，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剑桥大学政治系教授斯蒂芬·哈珀（Steven Halper）的《北京共识：中国的威权模式如何主导21世纪》，等等。这一类观点延续了西方自由主义学术传统以及意识形态中的“二分法”，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威权”和“民主”两大阵营。[6]此类观点强调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例如不存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等，将中国的现代化称为“威权现代化”。[7]随着此类观点越来越难以预测和解释中国的客观现象，一些学者又修正理论出现了所谓的“合法化威权主义”“回应性威权主义”“有民主特征的专制”等来描述中国。[8]在当下西方掌握国际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西方主流的学术理论界、媒体界以及大多数政客仍将中国的政党制度表述为“一党专制”“一党独大制”等误导性词汇，从而否定我国政党制度的合法性。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普遍缺乏基本了解，多数外国民众并不知道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政党，一些西方学术与媒体舆论经常将我国民主党派歪曲为“花瓶”政党。[9]面对西方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各种抹黑诋毁，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破除国际上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各类偏见污蔑，消除涉华负面言论影响，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是为了维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法性，也是为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是扩大国际政党交往交流的需要。

二、向世界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后发劣势与西方话语霸权挤压

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占据先发优势。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概念、政党制度、政党理论源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0]西方按照自己的经济基础、社会实践、文化理念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形成了系统而完备的所谓现代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实践，并以此牢牢地掌握着现代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霸权。周恩来曾明确指出，民主党派作为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11]但是西方的政党制度理论和话语体系已发展百余年，片面以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为评价标准来区分“民主”与“专制”、“现代”与“落后”，使得作为后来者的“参政党”“多党合作”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难以被西方话语体系所接受和认同，也造成了海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误解、误读甚至妖魔化。例如在2018年“新型政党制度”正式提出后，“先进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外交官》杂志发表文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外国消费的“多党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对外宣传而对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品牌重塑”。[12]

（二）理论体系与话语权构建滞后

尽管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已经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但是相关的学术理论和话语权建构相对滞后。学术话语严重滞后于政治话语，难以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的有机统一，造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解释力相对不足。虽然近年来，我国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中国学者发表在国际刊物的相关英文成果仍然很少，例如在谷歌学术上检索“中国政党制度”（China’s political party system），截至2024年6月只能找到三篇中国学者的正面研究成果，一篇是发表在《巴西政治评论》上的关于中国政党制度中的无党派人士角色研究，[13]一篇是发表在某理科期刊上的“新时期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4]还有一篇是发表在《国际社会科学与教育研究杂志》上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式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15]同时，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成果往往以解释性成果为主，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待提升，缺乏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现状。而且，批判性和学理性的成果相对较少，不利于世界各国认识和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西方的政党实践来自于资产阶级“国家建党”，其现代民主政党评判的核心标准是“公开表达反对和异见”，并以此为衡量合法性的准绳，而中国的政党制度来自“党建国家”，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均成立于新中国成立前，并在协商建国中获得合法性，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内理论研究以及对外理论宣传，仍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表达反对和异见”的政治过程阐释不够、公开不够，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只有统一和同意”“没有反对和异见”。但现实是，任何政治过程中必然存在反对和异见的表达，只是中国政党制度跟西方政党制度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在化解分歧、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上恰恰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所在，但由于相关理论建构和话语宣传的不足，反而成为西方政党理论和话语攻击中国政党制度的主要靶点。

（三）国际传播方式与手段存在不足

首先，国际传播存在“量”上的不足，尤其覆盖面严重不足。尽管2018年正式提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2021年发布了各种语言版本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但上述官方传播的覆盖面有限，缺乏民间传播的有效配合。传播渠道主要仍是中国政府发布会、官方网站、官方媒体，传播渠道单一。[10]海外的外文媒体和华文媒体经常会有涉及中国政党的报道信息，但是直接介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报道很少，正面宣传则更少。例如，通过信息检索发现，截至2024年6月，比较主流的几大海外华文媒体中，北美《侨报》目前无新型政党制度相关报道，《世界日报》无相关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有9篇相关报道且均为正面报道，《新华澳报》有一篇转载中新社的报道，《星岛日报》有一篇原创正面报道，香港《文汇报》集中有4篇正面报道等；而反华中文媒体《大纪元》、《美国之音》中文版、《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版均有多篇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负面报道，“中央社”等台湾当局媒体也有针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负面报道。并且，上述报道皆是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发布这一事件而产生的，并没有涉及新型政党制度日常运作或具体实践的报道。

其次，国际传播的“质”有待提高。国际传播与对内宣传的受众、目标、要求和标准等方方面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但当前很多宣传部门及有关干部仍然以“内宣”思维指导外宣工作。官方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传播新闻、文字语言、视频等存在传播方式生硬、语言行文僵化，主动表达和创新转化的意识不强，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脱离了国际社会多元化的现实需求。在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传播内容上，政治语言过多、理论论述过多、生动案例太少、接地气的语言太少，导致即便在课堂上、新闻上看到了也难以深刻理解。

再者，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参加国际交往活动是直接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的重要平台和机遇，但现实是目前这一平台作用发挥不足。民主党派跟中国共产党都是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的责任主体。我国八个民主党派的国际交往活动差异较大。民主党派干部在参加国际交往活动、会见海外侨胞或外宾时较少以党派身份参加。多数民主党派除了高层领导参与国家外事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之外，极少以本党派名义开展外事接待或出国访问活动。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多以来自某些特定领域的专业成员为主，民主党派活动聚焦于国内事务、地方事务，有的民主党派成员狭义地理解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没能认识到参政党国际交往在国家政权建设与民间公共外交上的重要意义，对参加、开展国际交往活动不积极，国际交流这一重要职能发挥不充分。特别是以民主党派身份开展政党外交、公共外交的政治意识有待加强。

三、进一步向世界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的路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