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光明、革命奋斗一生的丁超五

丁超五（1884—1967），字立夫，福建邵武人，1903年中秀才，1910年毕业于福州格致书院。1912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又参加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曾任民革第三届、第四届中央委员。他一生追求光明，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奔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笃定真理随中山

1905年，基督教会在邵武创立汉美书院，已中秀才的丁超五在汉美书院学习英语并接受新式教育，由于学业优秀，后转学福州格致书院。丁超五在学校开始接触反清革命思想，秘密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后，回到邵武担任旧制中学英语、数学教员。是时丁超五已经深切认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经常向社会人士宣传推翻帝制的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丁先生应同盟会召唤，离开家乡邵武，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革命运动，开启了民主革命的一生。

1912年底，各省进行国会议员选举，丁超五当选为福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众议院议员。国民党在国会中获得了多数议席。这时在湖南参加竞选的宋教仁信心十足，认为大局已定，可以成立以他为首的国民党内阁。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北上共商国是。他从湖南转道上海、南京回北京，一路上宣传他的主张，结果在上海遇刺殉难。当年夏天，丁超五在众议院质询宋教仁案，分析案情，证明暗杀的主使人是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并对袁世凯严词抨击，大快人心，显示了大无畏的勇气。之后，丁超五在上海公开发表演说，反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表示要“誓死一致以建设共和新事业”，针对袁世凯复辟倒退的所谓“维持现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尖锐地质问“试问当局所维持之现状究竟优于革命以前耶？劣于革命以前耶”？同时指出：“不能再为‘维持现状’四字所束缚，不能坐视国亡而无术挽救！”

1913年10月，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大总统。丁超五不顾威胁利诱，毅然投票给孙中山，成为投票给孙中山的 13 人之一。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追缴议员证书和徽章，视丁超五等人为乱党分子，将其遣回原籍令地方官严加管束。丁超五回到邵武重新任教，但仍然与各省同志联络。1914年，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丁超五积极响应，成为首批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丁超五恢复众议院议员身份。1917年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树起“护法”旗帜，丁超五便南下加入广州护法政府，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为护法运动出谋献策。护法军政府成立后，由于内部矛盾重重，不久地方军阀串联弹劾孙中山，讥笑孙中山是“孙大炮”。丁超五站出来为孙中山辩护，说孙中山是“正气充沛，勇于表达自己的见解”。1921年，护法军进军福建前夕，孙中山任命丁超五为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福建省主盟人。丁超五在厦门、福州联络同志，为陈炯明率军进入福建做准备。陈炯明得志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系，阴谋反对孙中山。丁超五在福建公开表示：“陈炯明过去拥护孙先生，我们就拥护他；如今，他既然背叛了孙先生，我们也就当然反对他。”

1922年10月，北京国会恢复，丁超五再次入京担任众议院议员。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每张选票标价5000银圆。曹锟以480票当选民国第五任总统，而孙中山仅得33票。丁超五严正拒绝，是少数拒绝受贿的议员之一。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组织惩戒贿选委员会。丁超五深得孙中山信任，被推选为惩戒贿选委员会七委员之一。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指定丁超五为国民党一大福建三位代表之一。第二次及第三次大会上，丁超五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大会，丁超五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丁超五笃定拥护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及其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丁超五是守灵人之一。1929年丁超五参加孙中山灵柩在南京的奉安大典，并轮班守灵。1925年11月23日，谢持、邹鲁、林森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考虑国民党的去向问题和解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问题。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右派首领林森曾以参谊为由拉拢丁超五参加活动，丁超五不为所动，至此与林森失和。

1926年底，北伐军入闽前，丁超五再次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驻福建特派员，秘密从广东回到厦门筹备、主持全省党务。国民革命军光复福建后，丁超五任国民党福建党部筹备处主任，兼福建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及政务委员会委员。1927年福建省政府正式成立，丁超五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筹款抗日显情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丁超五极为愤慨。正在南洋一带视察侨务的他当即密电中央，建议团结国内一切力量，联络苏联，共同抗日。同时他在菲律宾发表演说，鼓励华侨拥护政府，为抵抗侵略募捐，当场获得华侨的不少捐献。回国后，他继续致力于联苏抗日活动，在上海组织中韩民众大同盟，并派朝鲜人金仲文赴美国组织团体，与朝鲜人民联合抗日。派曹励恒赴苏联，要求准许东北抗日游击队进入苏联，并给游击队提供枪械及便利。当时，中苏断交，苏联方面要求恢复邦交，丁超五以国家的危亡为己任，四处奔走呼吁。丁超五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联名提案，要求同苏联复交。又与孙科、李烈钧、冯玉祥等共同建议中国参加“法苏协定”。期间，丁超五还担任反日宣传的华联通讯社董事长，发布日本的动态和我国人民抗日斗争信息，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

1938年，遭到国民党当局排挤后在重庆赋闲的丁超五不甘无所事事，向中央赈济委员会申请十万元拨款，回到故乡邵武县大埠岗芜窟村创办赈济第十四厂，利用邵武丰富的毛竹资源和传统工艺生产连史纸，所得收入用于赈济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后代。丁超五亲任董事长，在邵武宝积乡设办事处。1939年8、9月间，纸厂建成，年产量达千担。当时，邵武作为抗战的后方，协和大学、之江大学等纷纷迁到邵武，需要大量纸张代印书、翻译、编辑讲义报刊之用，纸张需求不断增加。但该厂生产的连史纸易渗水，不宜于钢笔书写。为了改良纸的质量，1940年春节一过，丁超五就到永安建设厅索取新制纸配方，但建设厅不肯交出配方，于是丁超武就对厅长说：“我是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现在生产纸的利润用于支援抗日前线，赈济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后代，不是出于私利！”于是厅长将制纸配方献出，还调拨珍贵的制纸原料明矾、松香等物资给赈济第十四厂。从此，赈济第十四厂所产连史纸大受欢迎，不仅解决了师生急需，还有大量的盈余。

赈济第十四厂所在地为高海拔山区，纸品外运完全靠肩挑背扛，成本高昂。为此丁超五寻机建一条可以通汽车的公路。1944年4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为了挽救南洋孤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是年，赣南告急，原驻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司令部迁至邵武南郊莲塘。10月，因急于调运军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立即修通邵武到泰宁的公路。工程队测量的结论是走明代的官道，这样道路更短、更直、成本更低，但丁超五力荐邵泰公路改走经过纸厂的沟子岭，虽然路途有所增加，但可以一举两得，增加投入部分由赈济第十四厂的盈余支出，并应允亲自主持修建道路。在丁超五的主持下，公路修建工期大大缩短。直至如今，邵泰公路仍是福建省的重要省道。

追求光明迎解放

北伐军入闽时，丁超五接管福建省国民党临时党部，创办《民国日报》，聘请了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朋友、亲共知名人士潘谷公担任主编，中共党员董涵球任副主编。其间丁超五接受了大量共产党的思想熏陶，并产生深远影响。

抗战期间，丁超五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深表痛恨并加以抨击。他儿子中共党员丁日初从延安抗大毕业，到重庆做地下工作。在丁日初的联络和陪同下，丁超五在重庆秘密会见了董必武。董必武向丁超五宣传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抗战胜利前夕，丁超五敏锐地感觉到内战的危险，他积极联系谭平山、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倡议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促使国家在抗战后走上民主和进步的道路。

经过与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进步民主人士的接触，丁先生找到了新的政治方向，拥护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1945年，他正式加入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

抗战胜利后，丁超五利用担任福建省参议会议长的身份进行反对内战的斗争，通过反对在福建征兵征粮的决议，通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参议会”，呼吁“恢复和平，实行民主，以慰群情，而纾民困”，并将决议通电上海等地的新闻媒体公开刊登。同时，丁超五还接纳了一批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进入福建参议会担任要职。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丁先生在《星闽日报》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蒋介石应当下野”。这篇书面访谈发表后，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共鸣，也让蒋介石大为恼怒。

1948年夏，受中共华东局派遣，丁日初回到福州。他利用父亲丁超五的特殊关系在福州开展地下工作，并将秘密电台安置在丁超五家一座楼房的小阁楼里，地下党员谢胶乃和报务员姜平也住在丁超五家。丁超五默许了丁日初的地下工作。从1948年夏到1949年8月福州解放，丁日初等三人在小阁楼里频繁地向中共党组织发报，红色电波飞越星空，华东局三野司令部对闽省敌情乃至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敌人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国民党特务机关虽然知道华东局派来了搞情报的人，还带来了电台，但始终未能找到目标。

1949年春节，丁超五回到家乡邵武，对家人说：“目前时局是共产党必胜，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5月19日邵武解放前夕，堂弟丁得义成为维持地方治安的主要召集人，也是组织邵武开明士绅到建阳迎接解放军的主要倡议人。回到福州后，一次他对着负责筹备军粮的杨光说：“国民党政府已完蛋了，应该早完蛋好，免得百姓遭殃！国民党政府的失败，都是蒋光头独裁和无能造成的结果。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迅速，是因蒋已失尽人心，共产党得人心也。”自此，在福州解放前很长一段时间，丁超五借病在家休养，很少到议会理事。

福州解放前约一星期，在福州工作的一些邵武籍官员在聚春园聚餐，参加的有：范诵尧（保安司令）、傅为翘（省保安司令部处长）、张博（省保安团长）、丁超五（议会议长）、杨廉（省粮运处长）、何杰（省粮运处副处长）等三十余人。当大家谈论时局时，问丁先生有何打算？他含糊其词，不作明确答复。其实丁超五心中已有答案：决不去台湾！就在福州迎接解放！

之后丁超五与刘通、萨镇冰、何公敢等联名发表文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次日上午，丁超五和福建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袁国钦及福州市市长何震三人陪同解放军到省政府进行接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丁超五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丁超五被民革中央任命为民革上海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对外，他代表民革上海地方组织发表声明或讲话，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内，他团结民革上海分部筹备委员会，竭心尽力整顿和发展民革组织，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推动民革党员参与各项政治活动，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丁超五于1967年12月5日病逝。1979年3月，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为丁超五举行追悼会，对丁超五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他一生追求光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及民主进步而奋斗；他从政数十年，不贪污、不腐化、不树立派系、不讲地域关系，兼差不兼薪；他信而有征，不轻于然诺，一经应允，则一诺千金；他认为青年是时代的继承者，应鼓励他们求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