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与 “杂家” 的 “大智慧”

一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曾言：“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这个时代的新因素，是人在到处都感觉到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感到自身的存在和他的能力的限度。他经历过人世的恐怖和他自己的束手无策。他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为追求解脱和赎罪，已接近深渊。而且由于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度，他为自己安排了最高的目的。在自我深处和超然存在中，他体会到自己的独立存在。”

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是一个世界历史性概念，是为“所有的人”提供的“一种共同的历史观点”。在这个人类共同的“轴心时代”，“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同的道路全被试探过”一样，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也探索了“所有的思想道路”，即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生存境遇中所蕴含的“所有的思想可能性”，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医家、诗赋家、小说家等都各自开辟出了自家的“思想道路”，展示了“中华思想”乃至“世界思想”的一种“可能性”，且将其推进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到了“大秦帝国”统一前后，似乎再也难以产生新的思想巨人和新的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也将称为绝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抱负的思想家的最大功业也许就是“汇通”各家学说之长而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性”的思想体系，这类思想家被称为“杂家”。

关于“杂家”，《汉书·艺文志》有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之说颇为可疑，因历史上著名的“杂家”皆非“议官”，而历史上的“议官”中亦并没有出现过一个“汇通”各家思想的一流人物。至于“兼儒、墨，合名、法”，“见王治之无不贯”，则确实表明了“杂家”“综合百家，以求思想上的一统天下”（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的思想倾向。不过，对于“杂家”的“杂”不能单纯从政治动机上进行解读，还需从“大智慧”的“博通”“融通”“贯通”“通达”上去理解。

“杂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有《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但留存至今的只有《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其中《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杂家”的代表作。

二

《吕氏春秋》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秦丞相吕不韦。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史记·吕不韦列传》曰：“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综合司马迁的叙述和《吕氏春秋》中的相关文字，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吕氏春秋》成书的具体时间当在前241至前239年之间。《吕氏春秋·序意》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此处明确指出成书之年在“秦八年”，对此后人主要有两种解读：一是指秦王政八年（前239年），此年，秦王嬴政年满二十周岁，开始亲政；一是指秦灭东周后第八年，即秦王政六年（前241），“岁在涒滩”是“太岁在申”的另一种说法，即为“庚申年”。前241年到前239年，前后相差仅仅两年，考虑到策划、写作、编辑、成书的整个过程，故定为前241至前239之间。司马迁《报任安书》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意在说明吕不韦乃“倜傥非常之人”，突出其“迁蜀”之遭遇不能磨灭其编书之功业，并非是说《吕氏春秋》之编成是在“迁蜀”之后。

第二，《吕氏春秋》的形成与战国时代之“游士”现象与“养士”制度有关，而“士”的作用既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思想学术上。吕不韦“招致”各家之“士”并给予优厚待遇的做法，既是对著名的“战国四君”的效仿，也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势和发展自己事业的内在需要。而吕不韦之主编《吕氏春秋》，可能还有作为秦王嬴政的“成人礼”，以便为大秦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之意。

第三，《吕氏春秋》“在思想与知识上也呈现出一种一统天下的姿态”（葛兆光），“它在秦国国力日益强大，统一六国的前景在望的情况下出现，有着总结先秦诸子学说，为大一统的国家制定一部‘钦天授时立政之典’的企图”。《吕氏春秋》的“大综合”体现在典籍引用和思想综合两方面。从典籍引用方面看，据不完全统计，《吕氏春秋》一书引用情况如下：明确指明是引述经典及诸子的，有《易》（3次）、《诗》（12次）、《书》（12次）、《孝经》（1次）、《黄帝书》（7次）、曾子（5次）、子华子（5次）、庄子（1次）、慎到（1次）、詹何（1次）、孔子（4次）；不指明而实际上是引用典籍及诸子的，有《论语》（3次）、《墨子》（1次）、《左传》（1次）、《老子》（7次）、《庄子》（16次）；化用经典及诸子之语者，则很多无法细细统计，有《论语》《老子》《庄子》等。从思想综合方面看，此书兼容先秦诸家之说而取其所长，如老聃之“柔”、孔子之“仁”、墨翟之“廉”、关尹之“清”、列子之“虚”、陈骈之“齐”、阳生之“己”、孙膑之“势”、王廖之“先”、儿良之“后”等。“它并不是对各家都一视同仁，简单地陈述罗列各家的学说而已。相反，它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对各家的学说有不同的态度，在取舍上也有自己的原则。总的来说，它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在符合儒家基本思想这一前提下，吸取墨家和道家中那些能为儒家所接受的合理的东西，对于兵家、农家也给予了重要的地位。至于对法家、名家、纵横家，则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

三

《吕氏春秋》以“春秋”命名，既有效法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之意，更有依照天道循环变化的“四时”之意。其中前一意是内隐的，后一意是外显的；前者是政治追求，后者是学术理据；前者宣示其人生的“隐秘渴望”，后者则表明其义理的结构原则。有人把《吕氏春秋》看作是一部先秦时代关于中国人思想、学术、哲学、伦理的“百科全书”，此说不然，因为《吕氏春秋》并不是一个可以把一切一股脑儿全装进去的无所不包的大口袋，“百科全书”中的“知识”也并不具有《吕氏春秋》的义理结构和“隐秘渴望”。

《吕氏春秋》全书总体框架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这种框架本身就是“杂家”的“大智慧”的体现。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在这种框架安排中，“十二纪”指四季十二个月，此无可置疑，但关于“八览”、“六论”及其与“十二纪”的关系，则学者们颇有争议。徐复观认为“八览”暗指八方，“六论”象征六合。葛兆光认为，《吕氏春秋》的主干部分是“十二纪”，“十二纪”构成了一个整齐的体系或完全的结构，至于“八览”“六论”，似乎与“十二纪”重复相当多，结构也比较乱，其中“八览”中的《有始览》又仿佛是经文，每篇末尾的“解在”则似乎在提示人们注意，后七篇是解释经文的“传文”；至于“六论”，有《开春论》而没有其他提及季节的文字，似乎也不太容易理解，仿佛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构。田秉锷则认为，“十二纪”是以“时间轴”展开的，“八览”是以“空间面”（含自然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展开的，“六论”是以“思维态”展开的。依我之见，《吕氏春秋》既以“春秋”为名，故只要有“十二纪”其“大义”就已具备，人之存在的“时间性”本质就已被揭示出来。然而，“十二纪”所蕴涵的存在义理，只是一种宏大的时间性“义理”，此种“义理”对个人的开示仍需借助于“观览”和“论究”才能实现，而所有的“观览”和“论究”都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完备化”，而只能在人的历史中无限进行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在“吕氏春秋”之中。

四

《吕氏春秋·序意》曰：“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据此，“十二纪”就是一个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它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节律，将天象、物候、农事、政事、人事等统统联系起来，“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董仲舒），综合各种思想、知识与技术，从而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春秋”系统。

“春秋”系统是四季系统，又是十二月系统。一年分四季，每季分孟、仲、季三个月，合之为十二纪，从孟春始至仲冬终。《吕氏春秋》在每月之始，不仅描述此月的天象（太阳与星辰的视位置，如“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神祗、动物、音律、数字、味臭、祭祀、物候，还安排天子居处、车乘、服色、食物，规定政府的事务、仪式以及军事、农事的禁忌等，将天时变迁与人世规划作统一打理，以构建一个“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吕氏春秋·孟春纪》）的日常观念与行为的秩序。

而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的编写虽然出于“政治动机”，但书中处处体现了自然的关切和生命的意趣，充满了音乐的情调和艺术化的人生趣味，《仲夏纪》中“音乐美学”就是证明。更重要的是，《吕氏春秋》的整体思想似乎并不符合“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导向，因为它“令人惊异地显示的是个人优先于社会的价值观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所谓“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明显是以“完身养生”以“尊生”、“全生”为人生的根本价值之所在。“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吕氏春秋·仲春纪·先己》），这是《吕氏春秋》的思想，也是儒家、道家的共同思想，这种“身体政治学”思想也许是“中国智慧”最为深刻同时又最具现代性的“洞见”之一。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表明：只有以广阔的胸怀向百家“开放”并能保持其自身之“自由”的思想家，方可称得上真正的“杂家”。

（李广良，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责编 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