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原思想家”的庄子

从个人的生命气质来说，我最喜欢的华夏思想家就是庄子，最喜欢的文章就是庄子之文，如我一样的读者大概不少。但对于庄子，我们其实所知甚少，历史上的记载少得可怜，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庄子的记述也只有如下一段文字：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和后代学者的考证，我们大体上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第一，庄子，姓庄名周，蒙人。此“蒙”属于宋国，靠近今之商丘。

第二，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生卒年不详，大约在公元前369～286年。

第三，庄子曾为漆园吏，生活困顿。

第四，楚威王曾派人聘请庄子，但为庄子拒绝。

第五，庄子继承发扬老子思想，著书十余万言，此即《庄子》一书之诞生。然而《庄子》一书应该经过了从“原本”、“古本”到“今本”的演变。“原本”已不可考，“古本”即汉代流行之《庄子》，共五十二篇，“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此本魏晋时尚存，但在“魏晋风度”的精神激荡下，注家对“古本”《庄子》进行选编注解，形成二十七篇、三十篇、三十三篇等各种选本。其中郭象所注之三十三篇本，“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自唐时起，便渐成通行本，此即“今本”《庄子》。“今本”《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共65000字左右。历代学者对其中哪些属于庄子本人所作，有不同意见。多数学者认为，内篇的思想、文风都比较一致，当属庄周自著;外、杂篇则兼有庄子后学之作，还羼入了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在探讨庄子思想时，学者们多以“内篇”七篇，特别是《逍遥游》和《齐物论》为主。但学者常以《庄子》全书为根据，不限于“内篇”。

关于庄子，人们之所以所知甚少，主要是由于庄子自己造成的。《庄子》一书之“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的书写方式，使我们无从判断书中所记庄子故事，到底是虚构还是实有其事。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本上还是由于庄子坚持“圣人无名”的态度，自觉地警惕任何被“现成化”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不应把庄子归入“诸子百家”中的“道家”一派，因为像庄子这样的思想家是不屑于成为某家某派的一个“成员”或“分子”的，他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他不会主动去构建一个宗派，也不会主动参与任何宗派性的活动。司马迁说庄子“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这种说法把庄子看成宗派的维护者，实在是没有体会到庄子的境界和用心。严格地说，庄子并不处在儒道对抗或宗派分立的格局中，他的事业根本不是为了达成“阐明”“推广”老子之“术”这种“学派使命”。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思想家，庄子只是“面向思的事情”，这种“纯粹的”“思的事情”从本质上就不是宗派性的。老子本人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家，他之所以写作，根本不是为了“开创”一个“学派”，不是为了把天下后世之人限定在所谓“道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老子、庄子都是“本原思想家”，这就是说，他们都不是某家某派的注释家和宣传者，而是直接面向人类生活的本原问题而进行纯粹之思的，面向人的根本生存形势而开显生活的“根本大义”的。人们通常把庄子归于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好像庄子只是在“发展”老子的思想，这是一种错觉。作为“本原思想家”，庄子当然也要面对其他的思想家，包括老子，但在《庄子》中，“老子”也只是一个“寓言”人物，而不是一个“历史人物”，更不是一个“宗派人物”。

作为“本原思想家”，庄子并不是某个“阶级”的代表。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庄子及其思想进行阶级分析，认为庄子“是代表着战国时期一种没落士大夫阶级的陈腐的思想”，“这种陈腐思想，是由于他在当时不敢正视阶级斗争和逃避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杨柳桥，2017年，第1页）曹础基说：“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来，完全体现了没落贵族的意识形态，抒发了对当时社会的极度仇恨，尤其在哲学领域里，广泛而深入地阐明了作者的思想见解，完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心主义体系。”“在客观现实中，《庄子》作者不但感到不能抵挡没落的命运，而且连生存的条件也感到失去了保证，于是只好祈求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安慰，在对他们极端不自由的现实中去幻想自由自在的生活，因而只好设想着自己与周围万物浑然一体，像没有自身的存在一般，这样和客观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矛盾，自由自在就可以达到了。这完全是没落阶级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一种自我欺骗。”（曹础基，中华书局，1982年）这些说法笔者并不苟同。一方面，庄子对时代和社会的矛盾有极其清醒地认识：“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另一方面，庄子追求逍遥于至道之境的“自由”，但这绝对不是出于主观的“幻想”，而是出于一个“本原思想家”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和思考，且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决不可能仅仅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他所致力的一定是人的生存的普遍问题，只有平庸的学者才会自觉地做特定“阶级”的代言人。

作为“本原思想家”，庄子最关心的是人的存在的“终极形式”问题。与孙子、韩非子等人不同，他没有将老子的“道论”运用于人生的某一方面，更没有像后来的“黄老”学派那样将老子学说“宇宙论”化，而是“深究人的生存本身的含义，将其中的内蓄之势变通和舒显到了个人经历的各个独特方面”（张祥龙，1996年，第307页）。《齐物论》有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这种对人的存在的悲剧性的敏感，即使在现代也是极其少见的。不仅如此，《齐物论》更是从有无、是非、彼我、生死、真伪、同异等各个角度开显了人生的“被概念名言框架遮蔽得非有非无，无可无不可的底蕴”，即人生的“终极形式”。以“有无”关系为例，庄子就不把“无”视为万物之“始”或“本体”，因为“无”并不比“有”更具有本源性。“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者也。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不是“以无为本”的王弼式“本无论”者，因为对于“有”的任何否定或限制也同样适用于“无”，需要的是一种比“有”与“无”的对立更根本的生存形式，一种纯粹构成或生发的真实人生。

作为“本原思想家”，庄子并不是如一般哲学史教科书所说的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所谓“相对主义”是指“庄子对老子的某些辩证法思想加以夸大，发展了老子‘玄同’的思想，根本取消了事物的‘彼’‘此’差别，得出了‘齐万物为一’的相对主义结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2003年，第68页）其实，庄子讲的“齐物”，并非只是将是非、成败、有无、大小、美丑、善恶、彼我、高低、贵贱、生死等“二元”等同视之的“辩证法”观念，不是在对立面之间封闭循环或固执于其中某一方面，而是一种“道通为一”的纯粹的人生形态，庄子称之为“天”、“明”、“道”、“枢”等等。庄子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所谓“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或“莫若以明”，其实都是要开示一种超越对象化、概念体系化而让“天道”的“光明”朗照的存在境界。

作为“本原思想家”，庄子的理想人格是“真人”。真人是“得道而露真性之人”，“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故“真人”之“真”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大宗师》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这样的“真人”，是彻底参透了生存的终极意义者，是“在人生的境域中可千变万化、泼染无方而又冥会暗通者”（张祥龙，第330页）。在《庄子》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有道之士”，除了那些“技进于道”者如佝偻丈人、梓庆、庖丁、汉阴丈人等之外，还有如《德充符》中描绘的“才全而德不形者”，他们或者形残丑陋，或者病而濒死，却都能“与物为春”，“寓诸无竟”。这些人不是所谓的“身残志坚”，因为“身残志坚”犹然受困于体制所定义的“志”。

作为“本原思想家”，庄子对于语言高度敏感。他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对语言进行反思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个语言艺术的大师。《齐物论》云：“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语言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言者有言”，但“所言者特未定也”，如果所谈者从根本上是“特定的”，是有“是非”可言的，那么语言反而不可能自由地应化生活。“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应无穷”就是“应化生活”，就是彰明人的生存本身的含义。在《庄子》中用来昭示生存意义的语言是所谓“寓言”、“重言”、“卮言”。《天下》篇云：“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理解此“三言”，方可理解《庄子》的根本大义和思想态势。对于庄子来说，这不是“洸洋自恣以适己”的“创新”机巧，而是思想的自由舞蹈。■

（李广良，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