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价值定位、内容构成和实践进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这意味着改革不仅要在各个领域进行，而且要深入到体制机制层面，形成体系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一方面，既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物质生活富裕；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文化生产力和创造力，实现精神生活富足。在文化建设领域，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提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从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层面厘清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内在要求。

一、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价值定位

“文化体制是国家文化意志的充分体现，既包含经济层面的政策考量和绩效诉求，又涵盖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目标及制度设计。”[1]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冲破制约文化发展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释放全民族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生产力的过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国家政策层面实现了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之间关系的重构，“它们之间的互动、博弈，共同决定了文化改革发展的方向”[2]，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在满足公民文化需要、适应社会转型发展、推动民族文化进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实现了统一。

（一）公民层面：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在要求

从文化发展与公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实现层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践行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指向的是文化领导权的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发展所坚持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用“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3]“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4]，明确回答了“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自此，“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此后，“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5]“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6]等依循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推动人民在文化建设上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人民的文化需要作为一种历史自觉，受经济基础和时代变迁影响处在动态的变化发展过程之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文化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多元混合体制转变，进而使文化在公共供给之外增加了市场供给，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国民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获得和享有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群体差距在市场体制下并未消失，甚至呈现出扩大趋势。尤其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于获取知识、陶冶情操、提升自我的精神文化需求愈发强烈，并呈现多样化、地域性、个性化的特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不仅仅是领导者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文化操纵’过程”[7]，更为重要的是使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更加优质、更加多样、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和充盈精神世界，涵养和提升精神力量。

（二）社会层面：适应数字化赋能和信息化转型的迫切需要

从文化发展与信息技术发展同频共振层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通过推动数字化赋能和信息化转型，回应了新的技术条件下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场域的全方位革新是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的最大变量。当前，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一方面，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以技术赋能的形式为文化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使得文化样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极大满足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尤其伴随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对西方中心主义迷思的冲击和解构，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话语场域相应发生改变，“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形象”拥有了冲破西方话语藩篱、重构话语权力、打造话语优势的契机。从这个层面而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颠覆性改变和革命性重构实现了满足个体需要与服务国家大局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媒体形态、舆论生态和文化业态的重塑使得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更加普遍化、常态化、扩散化，“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空间，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更有甚者一些错误和歪曲的信息演变成社会舆论风波，诱发诸多不良社会影响”[8]。习近平总书记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9]揭示了新的技术条件下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如何在网络空间营造思想舆论的主阵地，加强网络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使网络成为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媒介，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10]新的技术条件所带来的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新的问题场域超越了以往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既有经验范畴，从而对党领导文化建设的范式革新提出了新要求。

（三）国家层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时代要求

从文化发展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系层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用坚持文化主体性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指明了价值原则。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共同构成社会系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果，并充分显示出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11]。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局面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改革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要求愈发迫切。一方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对内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的内在要求，对外则是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识和理解，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西方世界长期以自身为中心地位和普世标准，通过设定话语议题、主导话语进程、提供话语内容、裁判话语真伪、创造话语范式等手段，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价值观念等领域构建了一整套完备的话语体系。西方世界还利用强大的传播平台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向全世界推行其文化霸权和普世价值，不遗余力通过“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大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霸权论”等权力话语试图歪曲中国、抹黑中国、打压中国，“有没有话语权、是否善于掌握话语权，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重要判断标准，是一个政党是否善于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标志”[12]。就此而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应有之义。

二、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内容构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以及具体战略部署。在文化领域，《决定》提出了“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3]的总体目标。文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长期性和系统性，其目标追求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同向并行，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前置条件和核心目标。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14]。从国内环境来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社会转型面临严峻风险挑战，传统体制机制亟须作出相应调整。马克思主义在某些领域失语、失声、失踪，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从国际环境来看，“后西方”“后冷战”“后秩序”时代，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等均在调整变化和动荡失稳之中，世界经济版图深刻调整、全球治理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刻调整。西方国家对世界的操控不仅从经济层面蔓延到社会政治层面，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化与价值层面。西方国家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霸权通过隐蔽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对我国进行“颜色革命”，如企图通过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等社会思潮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颠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和集体主义观念，解构和消弭我国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凡此种种，均指明了“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5]。

（二）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目标。文化主体性表现为文化价值的独特性、文化发展的主导性、文化立场的独立性、文化选择的自主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中华民族这一主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自觉性。”[16]文化主体性构建的过程实质是文化从自觉到自信再到自强的实践过程。“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今天，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领域里的趋同化乃至标准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事实”[17]，因而，“这种主体意识的出现，无疑是当代中国在实践中全面介入当代世界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在概念上开始‘返诸自身’的努力的双重历史过程的写照”[18]。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文化的主体性和国家主权的独立性息息相关。丧失文化主体性，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国家主权地位的跌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在进一步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文化发展活力的同时，也愈发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这在于文化主体性“不仅关系到我国文化的主权，而且关系到我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主权和独立地位”[19]。因此，巩固文化主体性也构成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追求之一。

（三）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

文化生产劳动所具有的创造性特性内在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关键在“人”。换言之，人的主体力量是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动力源泉。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党在文化建设领域便进行了诸多探索，这些探索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以及瞿秋白的《欧化文艺》等著作中均有所体现，集中表现为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整顿文艺工作队伍、改造和培养知识分子、推动文艺大众化等。其中，重视文艺工作者队伍建设是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宝贵经验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提出“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20]，通过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的配合“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21]。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葛兰西同样将有机知识分子作为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导力量，通过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指导、组织、教育和传播作用，促使民众获得批判的革命思想意识。新时代，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品质化和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推动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尽管文化建设目标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文化发展对于人才队伍的需求始终存在并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当下“基层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依然存在结构性短板和非均衡性发展特征，优质多样的文化资源、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匮乏”[22]，这些制约文化发展的现存短板，均对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培育优秀的文化人才队伍不仅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同时构成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实践进路

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要且充满挑战。其重要性在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其挑战性在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全局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习近平文化思想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用“两个结合”“两个巩固”“双创”等标识性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