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多维要义的哲学阐析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文化强国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为此，着眼于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党和国家多次作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部署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这一论述深刻揭示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价值。在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中巩固文化主体性，首先要在认识层面形成对“文化主体性”的全面理解。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如何认识和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多维要义？这是需要研究回应的原理性、基础性问题。

一、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性要义

主体性是不断生成发展的产物，是“在与客体互动中得到发展的自觉、自主、创造和能动的特性”[2]。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不懈探索中逐步建立的。可见，文化主体性内蕴着生成性的要义，强调文化主体在实践中的自主性、自觉性、创造性和能动性。

（一）文化创造主体的自主性

从文化与主体性的逻辑关联看，文化创造既是文化主体不断形塑和逐步强化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也是文化主体充分彰显和有效表达文化主体性的表征。文化主体性作为建立在中国大地上的创造性产物，对文化创造主体的主体特性具有天然要求性和内在规定性。具体说，文化创造主体所呈现的文化主体性，集中体现为一种认同自身、立足本土的自主性。“认同自身”，即文化创造主体以充分的自主品质，对中华民族发展、中华文化发展、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根源、发展脉络、优秀成果予以深刻理解、动态把握和高度认同，将其作为文化创造的深厚基础。“立足本土”，强调文化创造主体以强烈的主动特质，充分研判中华文化发展的时代际遇和社会境遇，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培育和创造出合乎时宜的中华文化，使其文化充分契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期盼。

（二）文化传承主体的自觉性

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发展本身就蕴含着文化传承主体的能动作用。文化传承主体的自觉性，是文化主体性在文化传承主体维度提出的价值要求。就其类属而言，自觉性是文化主体本质力量的意识性外显，是一种在大历史视野中反思历史、思考未来的主体意识，一种甚至可以被视为“文化主体性前提之所在的主体意识”[3]。具体地说，文化传承主体反思历史的自觉性，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文化演化的回顾反思，以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审视中华文化的来历根源、形成过程、作用价值等。文化传承主体思考未来的自觉性，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前瞻性思考，以突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审视中华文化所面临或面对的时代影响和发展方向等。

（三）文化创新主体的创造性

文化主体性不仅反映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还反映其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当然，这种文化创新在不同时代境遇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当代视野中，这种创新可高度凝练和集中概括为“两个结合”，因为文化主体性本身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对于肩负文化创新使命的文化创新主体来说，文化主体性主要表征为以充足能力推动推陈出新和辩证取舍的创造性。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创造性，就是主动发挥自身主体素养，在文化发展演化中深刻理解和理性应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不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辩证取舍、洋为中用的创造性，就是充分调动自身可行能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以开放姿态和包容胸怀主动学习、积极借鉴、批判吸收各种不同文化，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四）文化传播主体的能动性

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必要环节，文化传播主体是文化主体的重要构成。文化传播主体的主体性状况，影响着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着眼于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部署要求，党和国家深刻认识到，传播力是影响力的决定因素。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寓于文化传播体系中，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是文化建设实践对文化传播主体提出的要求。因而，呈现于文化传播主体维度，文化主体性彰显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能动性。构建话语体系的能动性，就是文化传播主体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炼新议题、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时所呈现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叙事体系的能动性，就是文化传播主体在借助数智化传播媒介，创造更多具象化、国际化、大众化宣传传播方式，更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所体现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文化主体性的本质性要义

文化主体性是主体性概念在文化维度的延伸。就其范畴而言，文化主体性归属于社会意识，是特定民族、特定国家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心态的高度聚合和本质呈现。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主体性是一种文化在与另一文化进行比较时反思到自身是其所是的自我意识”[4]。文化主体性的结构相对复杂，文化自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等质的规定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构成要素。“在与外来文化相遇时，这些要素能最大程度确保中华文化既自觉自省、又自尊自重，并彰显相对积极的适应性和创造性。”[5]

（一）鲜明的文化自主

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劫难，文化主体性遭遇巨大挑战与沉重打击。如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倍加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没有丢掉思想文化这个灵魂。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懈探索，不断重塑和巩固文化主体性。长期实践中，党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强盛，以文化兴盛为支撑，国家、民族的独立性，则以文化独立性为基础。只有独立自主的文化才能赋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以文化自我这一精神内涵。失去这种保持独立的文化自主意识，文化主体性便失去其赖以生成发展和形塑巩固的根基。在文化主体性结构中，鲜明的文化自主是树立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强的意识前提。是否具备鲜明的文化自主，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二）高度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在反思中华文化发展时指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6]。这种“自知之明”，可以理解为文化主体性和高度文化自觉的同义替换。高度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中华文化的来历根源、形成过程、内部结构、所具特色、现实意义、所受影响、发展方向等内容的深刻认识和充分理解。就其价值主张来说，这种文化自觉不仅与所谓的“全盘西化”和“全面他化”相区隔，更与文化意义上所说的“文化回归”和“文化复古”相区别。若是从现实意义的生产来说，高度的文化自觉绝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化发展起作用，其在更大范围内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演进产生影响。“没有文化上的‘自觉’不知道社会应向哪个方面发展，不能自觉地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7]换言之，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民族和人民，往往具备参与社会实践、投身社会建设、推动民族复兴的社会性自觉意识和主动精神，能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社会建设提供主体意识支撑。

（三）坚定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8]从本质意涵来说，文化自信是一种彰显文化主体深层次确信的文化特质，是心理状态、精神状态、价值认同、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的高度统一。“文化主体在其所处客观环境中，通过文化认知、反思、比较、批判、认同等一系列作用过程，文化自信得以建立，因而其具有不断确信和充分肯定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稳定性特征。”[9“]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10]深刻揭示出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内在关联：文化自信表征着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外显，又落实在文化主体性的建设巩固之上。更确切地说，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和生成根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心态彰显和外显向度。只有具备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才能在“两个大局”的交织演化中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文化主体性才能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生成发展、持续重塑演变、更加坚定巩固。

（四）突出的文化自强

文化自强是文化自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逻辑旨归。这一文化特质，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新时代新征程的实践情境直接联系和深度匹配。就文化主体的能动实践而言，突出的文化自强要求文化主体凭借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传播等文化实践，共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就文化客体的呈现形态而言，高度文化自强要求文化主体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注重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积极提升。在文化主体性结构中，文化自主的确证、文化自觉的树立、文化自信的坚定，分别为文化自强的突出奠定认识基础、框定意识前提、提供心态保障，文化主体性正是在这样系统性、递进性的逻辑发展中得以形成和彰显的。

三、文化主体性的对象性要义

作为内蕴于文化主体中的特性，文化主体性的呈现需完成从内隐到外显的变革。文化主体立足于现实的客观世界中，其主体性表征在不同维度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有了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1]。这一论述既突出文化主体性的现实作用价值，更划定和廓清其在国家发展、民族演进、政党实践、人民生活等对象化世界中的作用范域和作用边界。

（一）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经过百余年的奋斗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各种文明形态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总和形态，是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与人的文明的高度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为新时代新征程的国家发展锚定目标、划定方向，彰显出其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世界意义。文化建设贯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人才保障和文化支撑。文化主体存在与国家发展具有深度契合性和共轨发展性。文化主体置身于文化强国建设情境中，社会意识范畴中表征为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文化主体性是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要素。换言之，在当前历史方位，文化主体性在更高层次上内蕴着发挥文化力量、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要旨。就其作用性质说，这种丰富和发展理当是积极的、主动的。

（二）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明确提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这一明确要求和战略部署，充分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使命感，为民族复兴标示文化坐标、锚定文明航向。对新时代文化使命的自觉担负，既是文化主体外化表征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维度，更是文化主体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式。从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脉络和当代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民族层面的文化主体性外化表征，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基于此，文化主体性的对象性要义要求充分发挥文化主体在文化创造、文化传承、文化创新和文化传播层面的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生产和发展出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而奠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

（三）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建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必然要求。文化主体性在政党维度表征为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始终坚持，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推动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的内在要求，这一要求内隐建立调动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可能。从历史逻辑来看，党领导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部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党充分建立文化主体性、始终坚持和持续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历史。从实践逻辑来看，只有在把方向、抓导向、建内容、管阵地、强队伍等实践难度上协同推进，才能充分保障党对文化领导权的实现，由此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