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2025年全国两会是在“十四五"规划收官和"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生态层面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阐明了新质生产力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诉求，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科学阐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3]，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诉求，打开了新质生产力在生态领域的发展新思路。重视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耦合关系，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路径，才能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的杠杆效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内驱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

新质生产力能够革新传统高耗高排生产模式，构建低耗高效绿色生产体系，符合社会运行规律，在绿色发展根基、绿色科技创新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旨归等方面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脉相通的耦合关系。

（一）新质生产力贴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根基

生产力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可归纳为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理论正是通过优化组合这三大要素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进而构建绿色生产力体系，贴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发展根基。从劳动者维度看，劳动者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在生产力系统中居于最活跃的地位。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一批具备优秀生态文明素养、掌握丰富生态绿色理论、能够运用绿色创新思维武装头脑的高素质劳动者层出叠见，壮大了绿色生产模式的人力资源队伍，实现了劳动者的"新质"跃升。从劳动资料维度看，劳动资料在社会演进历程中度量着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分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一大标志就是生产资料中生产工具科技属性的强弱，与新质生产力相应出现的生产工具有智能化、高效能、更低碳、更安全的特征，实现了劳动资料的“新质"提升。从劳动对象维度看，更广泛的劳动对象正逐步拓展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底，核能、氢能、风能等新能源以及数字形态的元素被新质劳动对象所容纳，相较于传统劳动对象范围更广，绿色底蕴更为深厚，实现了劳动对象的“新质”递升。

（二）新质生产力切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科技创新理念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4]。近代社会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四次科技革命，通过技术革新重构生产力系统，促使生产力发生“新质”飞跃，新质生产力拥有绿色科技创新主体，能够凝聚多方联动合力，促进绿色科技成果转化等优势，与绿色科技创新理念不谋而合。首先，新质生产力涵养了绿色科技创新主体。在政策引导与技术驱动双重作用下，企业创新要素集聚效应显著，确立了绿色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在创新载体建设、项目孵化及资质认定等环节实施生态化标准认证，从源头塑造创新主体的生态属性。配套制度环境持续优化，形成涵盖知识产权保护、侵权追责及生态监管的复合型治理框架，将企业生产行为纳入生态监测网络，强化企业生产主体责任认知，推动形成市场导向、标准引领、监管协同的绿色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其次，新质生产力凝聚多方力量，催生强大协同效应。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社会组织等协同合作，构成了“政府引导一企业主体一多方协同"的协同治理体系，有效整合了政策引导力、市场驱动力、技术支撑力和社会参与力，提升了科技创新的整体效能。最后，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科技成果现实转换。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规范化科技交易市场、专业化交易中介机构、制度化市场交易机制相继成型，有效打通了“技术研发—成果确权—市场交易—产业应用"全链条转化通道，加速了绿色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价值跃迁。

（三）新质生产力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旨归

自然与人类本就是命运共同体，“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5]。新质生产力正是从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性出发，以生态理性重构发展模式，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构建绿色发展的生态路径。新质生产力彰显了人的主体价值，使劳动者在掌握先进科技、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实现能力跃升与素质进化，形成主体实践与自然规律的动态适配。同时，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窠臼，在承认自然工具价值的基础上，确证其作为独立生命系统的内在价值，实现自然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的两利俱全，重构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协同机制，回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成检验生产力是否具备“新质"属性的标准。相较于以资源透支、生态破坏为特征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创新实现范式跃迁，彰显出数字化、高效化、绿色化、智能化的鲜明优势，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破解"杰文斯悖论”，推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新质生产力不仅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耦合，更通过生产关系革新催生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内含的生态理性与可持续发展诉求，彰显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旨归与实践效能。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系统中的三大组成要素具有社会历史性，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更迭，在"量”上的逐步积累引发"质”上的飞跃，新质生产力正以“人"的生态品格、器"的迭代更新、“物"的开拓延展助推着生态文明建设。

（一）以新质劳动者的生态品格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品格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对践行主体提出的要求，也是新质劳动者的精神追求目标，新质劳动者正是以思想维度与行为维度上的生态品格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新质劳动者以思想维度上的生态品格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时代的进步推动着实践水平的提升，新质劳动者为了适应新的物质生产条件，通过知识迭代与技能升级实现劳动模式革新，将生态品格转化为生产力要素，在物质变换过程中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路径。另一方面，新质劳动者以行为维度上的生态品格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在生产实践领域，依托数智化技术工具与绿色创新方法，优化物质变换流程，实现资源利用效率跃升与生产污染负荷递减的可持续运转目标，推动生产模式绿色转型。在生态治理领域，突破单一生产场域局限，延伸至生态修复与保护全链条，通过技术攻关与模式创新修复受损生态系统。在社会参与领域，主动承担生态知识传播责任，借助公益行动与公众教育构建绿色文化认同，形成"生产一治理—传播"三位一体的生态实践网络，以全生命周期的生态行为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二）以新质劳动资料的迭代更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劳动资料作为生产力系统的物质载体，是连接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中间桥梁，也是人类借以改造自然的工具，能够“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7，直接映射出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劳动资料的迭代更新成为破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钥匙。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劳动资料的技术形态始终与社会形态保持同构性演进。原始社会的石器工具、农业社会的青铜农具、工业社会的动力机械，直至信息时代的数字技术，每次技术革命都彰显着所处背景的显著特征。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与科技创新双重驱动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劳动资料正经历范式变革，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重构生产流程，清洁能源体系突破传统能源桎梏，环保技术集群形成资源循环利用闭环，这种技术迭代不仅体现为生产效率的跃升，更表现为生态价值的重构。相较于传统劳动资料的线性消耗模式，新质劳动资料构建起非线性、循环化的物质变换系统。这种变革不仅消解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零和博弈，更开创了生产力生态化转型的新范式。数字化赋能实现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使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降低;清洁能源的挖掘与推广提升了可再生能源占比，推动着能源结构朝着便捷、高效、节能的方向转型；环保技术突破形成“源防—程控—端治”的全链条经纬逻辑。劳动资料正从单纯的“自然改造工具"转变为"生态治理载体”，通过劳动资料的迭代更新在生产力层面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共生耦合，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物质技术路径。

（三）以新质劳动对象的开拓延展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劳动对象作为生产活动的物质基础，其选择、使用与处理方式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紧密相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新质劳动对象的发展，使得新质劳动对象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是劳动对象的合理选择。在劳动对象选择方面，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成为首要标准，环境友好型劳动对象日益成为生产活动的常见品类，这种选择模式既能保护有限的生态资源，还能减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程度的加深，可供选择的劳动对象范围不断扩充，可再生资源、低污染原料被纳入其中，减少了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二是劳动对象范畴的拓展。劳动对象的选择领域从自然界延伸至社会领域，其类型也由物质形态向数据形态转变，在信息化背景下，数据信息与人类社会的联系愈发紧密，能够以直观方式呈现劳动对象的绿色发展属性，为劳动者提供更多选择，劳动对象的开拓延展不仅扩大了生产活动范围，还挖掘出潜藏的绿色发展属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三是劳动对象使用方式的改进。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对劳动对象进行精细化加工和高效利用，将潜藏在劳动对象中深层次的绿色属性挖掘出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损耗和废弃物排放，通过优化使用方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相关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路

要释放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赋能作用，需要从人才驱动、科技赋能、制度重构和文化重塑等四个方面着手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一）人才驱动：涵养科技人才，建设绿色创新生力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8，发挥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将涵养高素质的绿色科技人才摆在第一位。一方面，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型人才培养。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培育体系，在教育模式层面，设计以绿色科技为导向的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强化生态文明价值观塑造;在人才梯队层面，实施分层分类培养计划，重点培育具有产业引领力的战略科学家与复合型技术骨干;在评价机制层面，建立包含生态绩效的多维考核体系，将环境责任纳入人才评审指标，形成知识创新、技术应用与生态治理能力协同提升的培养模式。另一方面，加强绿色产业领军者队伍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需构建"政企协同一内外联动"的培育体系，企业层面应培育兼具生态责任与创新能力的绿色领军者，通过双重路径实现转型：外部依托碳市场交易平台与动态监测体系，建立碳排放约束与信用惩戒机制，将生态绩效纳入考核体系;内部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设立绿色技术攻关专项基金，完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同时，搭建跨界交流平台与标杆评选体系，通过技术扩散与经验共享强化产业群体生态意识，形成市场导向与制度驱动相结合的绿色转型动能。

（二）科技赋能：革新绿色科技，驱动绿色技术新引擎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9]。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绿色科技的创新突破与成果转化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能，需从技术攻坚与产业应用双维度构建协同推进机制。一方面，加强绿色核心技术攻坚。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0]。为此，要深入挖掘并拓展"新质"框架下的绿色尖端技术。在能源革命领域，构建以清洁能源为核心的能源供给网络，实现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协同增效;在资源循环领域，依托物质代谢理论创新资源梯级利用技术，发展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环境负荷。在生态治理领域，构建智能监测体系，整合遥感探测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生态风险预警、污染溯源与修复决策的精准化、智能化。另一方面，促进绿色科技成果转换。科技创新成果要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才能物尽其用，建立涵盖技术评估、中试孵化、产权交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构建"研发一应用—产业"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尤其要发挥数字化的赋能效用，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碳足迹追踪、环境权益交易等领域的应用，构建绿色技术创新的数字化支撑体系。

（三）制度优化：健全制度体系，构筑绿色循环新抓手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角度审视，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仍然存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迫在眉睫，既需政府作为“有形之手”，加强顶层设计;也需市场作为"无形之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与激励功能。一方面，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加强顶层设计。在财政税收层面，构建绿色财税调节机制，通过差异化税率引导企业低碳转型，对新能源技术研发与生态修复项目实行税收减免，开征碳汇交易专项附加税反哺环保产业，同时设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区域发展权益。在货币政策层面，优化绿色金融工具箱，建立碳减排支持工具与绿色再贷款联动机制;创新碳金融衍生品，发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构建企业碳账户信用评价体系，形成"减排—增信—融资"的闭环激励。在"放管服"改革层面，深化生态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新能源项目绿色通道，通过"多评合一"“并联审批"提升项目落地效率；“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构建智慧化环境监管体系，，完善企业环境信用动态评价制度，通过"政府列清单、企业作承诺、过程强监管"的模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另一方面，利用市场"无形之手”，激活绿色市场机制。在要素市场层面，应推动数字、知识、技术等新型要素绿色化配置，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在产权制度层面，需构建“三维产权"框架，实现数据要素全链条确权交易、知识资产职务发明赋权改革、自然资源三权分置改革，释放社会创新潜能。在基础设施层面，应推进智能化转型，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跨区域要素流通网络，破除市场壁垒。在市场监管层面，需实施精准化治理，建立质量追溯机制，严格查处虚假环保标识、违规生产销售淘汰产品等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