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进一步破除了思想观念的束缚，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与互为成就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更加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路径。彼此契合是“结合"的前提，而“结合”的目的是互相成就。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存在诸多契合之处。探寻二者相契合的哲学逻辑与价值逻辑，并促使二者实现创造性"结合”,既有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又有益于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还有助于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的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相契合的哲学逻辑

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相契合的哲学逻辑，不仅有助于中医药学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传承创新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独特作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探寻新的视角和路径。

（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与中医气学理论

中医气学理论是在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样蕴含着合理性,并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即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其一,关于世界的本原。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世界统一于物质。中医气学理论认为，“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生命存在的基础,即“气合而有形”1]“万物之始皆气化"[2]“人之有生,无非受天地之气化耳"3]。虽然中医气学理论将“气"作为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人体生命，具有直观性和模糊性,但其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并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其二，关于物质的存在形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强调,物质是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中医气学理论也认为,作为世界本原的“气”,始终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而气的"升降出入"（即运动变化)是万物得以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人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4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中物质运动是绝对的原理相契合。其三，关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医学主张“形神合一"的生命观，并认为“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5。所谓"形”,是指肌肉、筋骨、脏腑等人体组织器官，而“神”是指情志、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气"则是充斥在“形"与"神"之间的特殊中介物质。中医学"形神合一"的生命观揭示了"形"与“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形体作为物质基础，为意识活动提供载体和依托;而意识作为形体的功能体现,对形体又具有调控作用。这一观点则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相契合。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医“格物明理”思想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科学认识，其倡导的“格物明理"思想,即通过实践深人观察和研究事物，从而达到对事物本质认识的目的，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间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其一，关于客观世界能否被认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可知论的立场，认为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之物，并无不可认识之物。中医药学亦然。《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6即便日月星辰遥不可及,但人类依然可以通过观测天象,掌握其中的运行规律。同样地，人体结构功能亦"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内)可解剖而视之”7]。这种认为人体结构和疾病是可知的、可治的观点，同样属于可知论的范畴。其二，关于认识的来源与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中医药学是诞生于实践、验之于临床的医学科学。就中医药学的诞生而言，《史记·补三皇本纪》曰：“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8尽管这带有些许神话色彩,但亦可从侧面反映出中医药学的起源，实质是古代先民基于疾病防治的需要,通过“格物”,即深人观察和分析人体生理现象、病理变化以及药物作用等,进而"明理”,即构建起对生命和疾病本质规律的理解与认识。这种注重通过实践获得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行为方式，就是对实践是认识来源观点的生动诠释。其三，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9]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而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同样符合这一规律。以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例，他为了校验以往药物书籍上的记载，不仅饱读医书典籍，吸收丰富的间接经验,也遍访华夏、尝尽百草,积累了大量的直接经验和感性材料。基于这些间接经验和亲身体验,他对药物的效用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最终著成《本草纲目》。这种不断"格物致知”深化认识的过程,正是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生动体现。

(三)唯物辩证法与中医思维模式

中医药学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汲取了深邃的哲学智慧，孕育出独特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与唯物辩证法之间亦存在诸多契合之处。其一，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世间万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中医药学主张“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即“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10]。人体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生理功能随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而变化。例如,就每日而言,人体内部的阳气随着自然界阳气的消长而变化。《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其二,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和事物之间都包含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二者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中医药学同样蕴含着相似的矛盾思维。一方面,阴阳表现为相互对立的关系,如"阴虚则阳亢""阳虚则阴盛”;另一方面,阴阳双方又互根互用,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12]。此外,阴阳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可实现相互转化,即"重阴必阳,重阳必阴”[13]。阴阳学说所揭示的阴阳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并互为转化的规律，与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相契合。其三，关于事物的质量互变规律。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中医药学将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视作一个由表及里、逐步深化的过程。《灵枢·百病始生》曰：“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滕理开,开则邪从毛发人，入则抵深。”14所以，中医药学倡导“治未病”,即在疾病尚未发生或处于萌芽阶段时,就要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以防止疾病的发生或发展。由此可见,这种对疾病发展过程的把握和"治未病"思想的运用，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统一的原理相契合。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相契合的价值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相契合的逻辑不仅体现在哲学层面,在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塑造何种职业道德，以及秉持怎样的发展观等价值问题上同样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而在价值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相契合的逻辑,对于深化我们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并促使两者实现创造性"结合”,同样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人民至上理念与人命至重观念

中医药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人本"思想的滋养和熏陶，从而孕育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15]的医学伦理观念。这种将人的生命健康视为至高财富的价值观念，在关于人的地位认识和价值目标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理念相契合。一方面，关于人的地位的认识。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6]。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7],进一步凸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中医药学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智慧,进而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18]"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伦理观和生命观,人的生命被视为天地间最为珍贵的存在。这种以人为贵、人命至重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理念相契合，二者都将人的地位和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另一方面,关于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人民至上理念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医药学秉持人命至重的伦理观念，其价值目标就是要“求民之瘼，恤民之隐”20]“拯黎元于仁寿,济赢劣以获安"21],就是要关心百姓疾苦，把他们从疾病中拯救出来,让他们长寿安康。由此可知,这种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价值目标的伦理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理念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契合性。

(二)爱岗敬业精神与大医精诚精神

传统医疗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无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故有医者称“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业”[22]。儒家所倡导的讲仁爱、重德行和"执事敬"等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传统医疗从业者的行为,铸就出大医精诚的医德精神。而大医精诚所倡导的职业追求、伦理道德与马克思主义择业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存在契合性。一方面,关于职业选择。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提倡,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23]。在古代社会,医者不仅要“疗君亲之疾"和“保身长全”,还要“救贫贱之厄"[24]。故医术被视为“仁术"“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25]。医者学医的目的不能局限于追求个人名利,而是要“博施济众”,要"誓愿普救含灵之苦”26]。所以,在"为了谁"而选择职业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择业观与医乃“仁术”的医学目的是相契合的，二者都强调职业选择的崇高性和对社会的贡献性。另一方面，关于职业道德。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出发,阐述了劳动是人的本质，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倡导爱岗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职业道德,旨在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忠于职守和甘于奉献，通过劳动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27]。这与大医精诚的医德精神相契合。《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28]医者，乃人命生死之所系。所以,凡看病施治，一则要“精”,二则要“诚”。所谓“精”,即指“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29],而要具备精湛的医术,就必须热爱医疗事业,勤学苦练。所谓“诚”,是指医者要具有仁爱之心,要以“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30]的兼爱思想去对待病人。因此,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与大医精诚的医德精神是相呼应的，二者都体现了对职业的热爱与尊重，以及对工作的专注态度和责任感。

(三)发展开放特征与博采众长法则

中医药学是在实践中创新创造、在普及中传承发展、在交流中丰富充实,进而发展壮大的,其贯穿始终的法则是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这种在发展过程中根据实际不断汲取各方精髓的特性，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开放的特征相契合。其一，关于批判吸收。马克思主义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持续丰富和发展的。与此相似，中医药学之所以得以不断丰富发展，也在于其批判地吸收了易学以及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了天文、地理、气象、哲学、宗教等多领域知识,并经由历代医家不懈探索与积累,才建立起其独特的世界观、生命观和方法论，形成了集健康养生理念与实践经验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其二，关于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写道："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1]。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赛续了与时俱进的革新精神，才能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同样地，中医药学的发展,也始终秉持与时俱进的法则。从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到秦汉时期《黄帝内经》构建起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再到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32],著《伤寒杂病论》一书,将疾病进行系统化分类,等等。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医药学的发展法则。其三，关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3],即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这与中医药学因地制宜的治疗观和发展观相契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南方生热”“西方生燥”“北方生寒""中央生湿”34],由于地域环境的不同,居民的体质也各有特点,故而提出“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35]的“异法方宜论”。由此可知,中医药学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发展特征,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原则,以及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观点相契合。

三、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

(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科学的中医药文化自信观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离不开中医药文化自信。但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自恋或自大，而是在摒弃否定中医药学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同时，又要对排斥西医西药、独崇中医中药的观念进行积极引导。为此,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树立科学的中医药文化自信观。一方面，要辩证地看待中西医学，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学都是人类医学的宝贵财富,均对人类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使得中西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存在差异,进而形成了各自的疾病防治观念和诊疗方法，并在不同疾病的治疗上各有优势。因此,对于两种医学,都要予以充分肯定,并坚持中西医并重。要在扎根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与方法，科学地分析二者的优缺点。这不仅是拓宽中西医结合道路、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树立科学的中医药文化自信观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中医药历史认知。中医药历史认知是中医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中医药文化自信的建立,需要对中医药历史有一个全面、客观、科学地认识与评价。一则应认识到中医药在历史上对人类健康作出的巨大贡献。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36]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37]二则也应看到中医药学因形成和发展于农业文明时期,其理论体系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时代与文化的局限性。因此,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地看待中医药的历史发展。既不过度美化,也不刻意贬低，而是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中医药历史认知,为建立科学的中医药文化自信观奠定坚实基础。

（二）坚持医疗为民的价值旨归，发挥好中医药学的实际物质效用

数千年来，历代医者遵循"医乃仁术”的职业信条，其精神与我国当前提倡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医疗宗旨是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38]当前,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要坚持医疗为民的价值旨归,充分发挥中医药学的实际物质效用,让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彰显，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其一，要发挥好中医药学“未病先防"优势,构建起人民“少生病、不生病”的健康防线。中医药学倡导“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39]的“治未病"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40]因此,要以“未病先防"的思想推进预防关口前移，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积极探索并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中的独特优势,加强中医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普及,让中医药学的健康养生理念深人人心,筑牢卫生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其二,要践行好中医药学"既病防变"理念,增强"防大病、管慢病"的卫生服务能力。所谓"既病防变”,是指疾病发生后,应早诊断、早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医学源流论·防微论》曰：“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41]所以，要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既病防变"理念的认识与接受度，并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优势病种中的作用,促进中医药卫生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其三，要融入好中医药学"瘥后防复"思想,提升"防复发、促康复”的医疗卫生效果。所谓"瘥后防复”，是指疾病初愈后,应采取适当的调养措施，彻底根除病源,防止旧病复发。《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治病必求于本。”42因此，要将中医药学"瘥后防复"思想与现代医学康复理念相结合,积极探索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有效方法和路径,真正实现从“疾病治疗"向“健康维护"的转变。

(三)发挥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作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中华文明宝库囊括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全面且系统的知识体系，凝聚着深邃的中国哲学智慧。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医药学既形成和发展于长期的医疗实践，又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母体,汲取了中华文明宝库的思想精髓，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双重属性，拥有其他传统文化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43]。当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好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独特作用。其一，要挖掘好、运用好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例如,《备急千金要方》曰：“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44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讲话中运用中医药学理念和术语来阐述治国理政思想，如"改革也要辨证施治，既要养血润燥、化瘀行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使各项改革发挥最大效能”45]。这不仅体现出中医药学“资政兴邦”、经世致用的价值,也拓宽了“上医医国"的实践维度。其二,要研究好、运用好中医药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中医药学全面、系统、完整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因此,要着眼于实践运用,通过康养、文化和旅游等多种途径，向广大人民群众展示出中医药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拓宽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其三，要维护好、利用好中医药学作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中医药学的发展、中华文明的繁荣，均离不开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医药兼具文化特殊性与广泛适用性的特质,独特的疗效与“简便廉验"的优势,为世界人民摒弃文化偏见、消除文化隔阂，了解中华文明打开了重要窗口,也有助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依托,以孔子学院、国际文旅等平台为重要载体,将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文明"走出去"的先锋，助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为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搭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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