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乡村社会再组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去组织化过程，但乡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特征愈加明显，其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和挑战。诞生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枫桥经验”，其基本经验和内涵本身就包含着通过组织动员村社群众、整合乡村社会开展社会治理的逻辑理念，对于破解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低组织化难题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治理要求不断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将"枫桥经验"升级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省诸暨市各地根据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和精神，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做法、新经验，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浙江省诸暨市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虽然并没有围绕乡村社会再组织化这一目标展开，但其整个治理过程实际上不断提升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其实践探索表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一、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三个维度

组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任何社会都是组织化的社会。1同时，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进行组织重构的历史，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总会对不适应时代和环境的组织方式进行重构，或者因为新的目标而建立新的组织，这个过程正是“再组织化"的过程。2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依托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构建的高度组织化系统被打破，整个社会进人“去组织化"阶段。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在生产领域进入个体化生产模式，而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村政权呈现出“悬浮化"特征，再加上农村人口“空心化”日益严重，农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现象突出。3农村的低度组织化状态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治理成本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乡村自我整合能力弱化，乡村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等。4因此，我国亟须探索一条实现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方式和路径。

乡村社会再组织化，是通过一定方式和手段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新组织和整合，将乡村社会整合为生产、生活和治理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过程。根据国内相关研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低度组织化状态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即政权悬浮化、经济分散化和文化碎片化，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内容主要对应这三个维度而展开。

其一，随着人民公社解体，村社一体的政权结构被打破，乡村政权对村民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大大减弱。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乡村政权尚能通过征收税费而与村民产生必要联系，而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乡村政权与村民之间联系极大弱化，因此破解乡村低度组织化问题需要重塑乡村政权。5其二，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乡村生产方式变成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村民之间不存在必要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分工，乡村经济组织的组织化基础不复存在。个体化小农经济必然诞生低度组织化形态，要想将乡村社会组织起来，最根本的渠道是构建新的经济形态。其三，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乡村社会一直遵循着一套宗法伦理秩序，并且成为维系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精神纽带。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制度改造，革命叙事、阶级叙事和政治文化等新型文化形态取而代之，成为主导乡村社会的文化。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市场化的发展，多种现代社会思潮涌入乡村，对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产生剧烈冲击，传统乡村文化的凝聚力也日益衰弱。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离不开文化和精神力量的维系作用，要想实现乡村再组织化需要重塑乡村文化，发挥乡村文化凝心聚魂的作用。7]

二、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诸暨实践

“枫桥经验"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形成“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化解社会矛盾"这一宗旨，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枫桥经验”迭代升级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其基本内涵为：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一内涵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把握：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科学理论是根本指引、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立场、就地解决矛盾是目标导向、依法办事是时代特征、基层基础是坚实支撑。8]

自“枫桥经验"诞生以来，诸暨市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与矛盾运用"枫桥经验”进行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针对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暨市坚持“枫桥经验”核心内涵，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和工作方法，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其具体实践可以归纳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

（一）重构乡村政治

乡村基层政权的"悬浮化”是我国乡村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村级政权“悬浮化"除了源于税费改革后乡村政权职能权限的萎缩之外，还与村民对村级政权缺乏信任有关，而之所以对村级政权缺乏信任，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的村级政权存在村务不透明、违法乱纪现象频发以及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诸暨市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中“党建引领”“自治、德治、法治"和"共建共享"的理念，通过乡村基层自治制度建设和基层党建重塑了乡村基层权力结构，加强了基层政权在乡村社会中的组织能力。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枢纽作用。基层党组织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织枢纽，其兼具中央权威和基层社会嵌人性，是凝聚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近年来，诸暨市围绕"服务型组织、规矩型干部、先锋型党员"三大目标，大力开展基层党建，探索了一系列乡村基层党建的新做法，有力提升了乡村党支部的引领作用。针对村级基层党组织涣散的问题，建立星级管理制度，根据党支部的队伍建设、工作成效等五类内容进行星级评价，对排名靠后的村党支部，选派市级机关领导干部担任第一书记进行工作指导，提升党组织凝聚力。针对党支部权力规范问题，出台《诸暨市村干部教育培训三年规则》，对村委干部进行常态化教育培训，制定《诸暨市村干部权力清单》和《诸暨市村级“五件事"责任追究办法》，规范和约束乡村党员干部的权力。针对党员队伍素质问题，实施党员先锋指数考评制度，出台《农村党员日常表现量化管理办法》和《关于在全市基层党组织中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的意见》，根据党员发展、日常表现、教育和管理状况进行量化考核，充分带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坚持“三治融合”，推动村民自治法治化和制度化。乡村社会的自治既要靠“硬法"的强约束，也要靠自组织章程和传统道德习惯的“软法"约束。早在2003年，诸暨市就全面开展“民主法治村"建设工作，2006年，开展“法治诸暨市"建设，将法治观念普及深人乡村。2008年前后，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与国内某政法大学合作，根据陈家村具体情况制定了《陈家村村规民约》，开始采用明确的自治规则管理村庄，并取得良好效果。随后，诸暨市在全市各乡村推广制定村规民约。2014年，诸暨市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目标，选取多个村庄进行试点，以村民自治法治化、规范化为核心理念，构建“ 1+1+Σ X”乡村自治规则体系，即1套村民自治章程、1套村规民约和多个实施细则。通过乡村自治规则体系的构建，诸暨市乡村治理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规则，对于具体的工作步骤也有了统一要求，大大提高了乡村治理水平。

三是坚持人民主体，推动乡村权力运行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国内很多村庄由于缺少有效的参与机制、民主机制、协商机制和监督机制，村民对村务管理的参与不足，乡村公共事务管理无法成为组织连接民众的渠道。针对这一问题，诸暨市一方面推进村务管理公开化、透明化。在2009年前后，着力构建农村集体“三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体系，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三资"的占有权、经营权和分配权等，确保“三资"经营收益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享有。另一方面，推进村务管理民主化，从2008年开始，枫桥镇实施村级民主恳谈会和村级重大事项"三上三下"“三公开"决策机制，还联合“枫桥大妈”和“枫桥义警"以及调解志愿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和乡贤群体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协商，发动社会组织和乡贤为乡村矛盾调解、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等议题建言献策。伴随着乡村村务管理逐渐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乡村民众参与村务管理的热情被极大调动起来，村庄公共事务管理再次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再组织化渠道。

（二）重振乡村集体经济

近年来诸暨市通过乡村党组织引领，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多措并举推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到2024年底，超过 80% 的村庄实现集体经济收支平衡或盈余。

一是发展村集体经济，建立集体利益关系。一方面，诸暨市率先开展农村集体土地“地票"交易，将集体建设用地置换成地票，竞价交易，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比如诸暨市陈宅镇巽迪陈村将原有废弃老学校所占土地复垦并置换成地票，经竞价交易，获得村集体收入270万元。另一方面，鼓励村集体改造或新建集体性住房，通过抱团联建、联购物业等方式获得租金收益。目前，诸暨市已实施18个抱团联建（购）项目，受益村庄达到195个。

二是以乡村产业带动农民就业，形成生产经营组织协作关系。诸暨市山下湖镇三产融合发展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区"米果果小镇"集种植养殖、食品深加工、休闲旅游业、研学培训、产业创新于一体，在附近村庄吸纳就业680余人。位于诸暨市国伟禽业合作社实行“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经营模式，向社员统一供应种苗和饲料，对社员统一养殖标准并进行技术培训，统一回收禽、蛋，由合作社垫付苗鸭款、饲料款，实行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目前已发展社员218户，联系带动农户3680余户，通过合作社牵大户、大户带小户、小户连农户的禽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养殖户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通过村集体经济建设，村民可以参与集体经济的生产、管理、投资、监督和收益分配等环节，村民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频繁、紧密，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纽带的利益关系和组织方式，乡村生产经营的原子化、个体化也大大改善。

（三）重塑乡村文化

文化是群体的精神纽带，乡村的再组织化需要乡村文化发挥凝聚力量。枫桥经验”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民本文化、合治文化和和合文化等文化内涵。诸暨市注重结合“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新时代优秀文化的创作、宣传、推广，大力重塑乡村文化，不断彰显“德润人心"的教化作用。

一是注重德治教化，推动乡村移风易俗。2018年，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全国试点，诸暨市着力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工作。2018年，在璜山镇溪北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并制定“移风易俗"倡议和简办红白喜事的村规民约。以“溪北村经验"为基础，诸暨市全面开展移风易俗全国试点工作，提出“办酒不铺张、礼金不攀比、丧葬不迷信"等“七不规定”，并且根据村庄实情坚持“一村一策"有序推进。目前，诸暨市已经在全市476个村全面推广移风易俗，简办红白喜事和节庆活动在全市蔚然成风。

二是营造公共文化空间，构建乡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诸暨市大力开展乡村文化礼堂和乡村公共文化场馆建设，广泛建设文化礼堂，将文化礼堂打造为农村文化活动的中心，增强农村文化生活的向心力；在乡镇建设乡镇文化馆、图书馆，在农村建设农村文化书屋。到2024年，诸暨市已经在全市397个行政村建立文化礼堂，建成乡镇文化馆23家、农家书屋468家，文化礼堂和农家书屋覆盖率达 100% 。另一方面，诸暨市着重加强文化服务队伍建设和文化下乡惠民活动，仅在2019年诸暨市就组建业余文化队伍1300余支，文化培训比例达到559人次/万人，每年定期开展文化服务队下乡巡演，每年送文艺下乡100场次以上，送展览下乡60场次以上，送培训下乡80场次以上，送电影下乡7296场次，平均每个村庄至少有一场演出活动。

三是保护开发乡村传统文化，赓续乡村文化根脉。诸暨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对于乡村社会精神凝聚力有着重要作用。诸暨市首先从保护入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发掘，及时申报名录，目前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国家级传承人2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项，省级传承人9名。此外，还有160多项入选市级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申报重点保护文物、设立古建筑修缮保护项目，加强对文化古迹的保护修，目前已有国家级保护单位2个，省级保护单位16个，市县级保护单位77个，每年文物保护修缮项目立项10个以上。在文化传承和开发方面，在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推出相应民俗活动，培育乡村共同文化记忆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