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引领广东省域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作者： 欧阳勤 李真真
摘 要：基于2013-2022年广东省的数据，主要采用熵权TOPSIS法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乡村振兴进行综合测度，通过建立长期均衡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以数字经济视角实证研究广东省域乡村振兴现状。实证研究发现，2013-2022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说明乡村振兴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2013-2022年核密度估计分布曲线均呈现向右移的趋势，显示广东省域乡村振兴水平呈现提升趋势；门槛回归和长期均衡模型的结果都表明，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稳定的关联关系，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向推进乡村振兴。
关键词：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熵权TOPSIS法；核密度估计；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4）05-0035-06
一、引言
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振兴这一重大国家战略。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农村发展上升至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层面。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列为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决策部署，这是党中央顺应新时代新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出台，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广东省内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面临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人才流失等诸多瓶颈。作为经济大省，广东省区域发展失衡矛盾尤为突出。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引领作用，推动粤东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已经成为广东亟须破解的重要问题。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宏观层面，主要有数字乡村建设、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等相关方面。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从“脱贫”到“振兴”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巩固并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1]。在实证方面，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本地区乡村振兴，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增长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了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2]；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生产、生活和乡风文明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方面，提倡构建创新共享的乡村数字经济平台，以推动绿色、低碳的数字农业生态[3]，强调数字经济引领农业转型和农村产业融合，需要加强实地调查和案例研究，科学辨识发展中的真伪问题，并完善政策支持和风险防范[4]。此外，基于广西平南县的实践，研究显示：数字经济为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提供新动力、带来新的机遇[5]。数字乡村通过构建虚拟空间，催生各种功能效应，为农业生产、农村流通、社会治理等领域赋能，从而助推乡村振兴[6]。同时，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能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协同，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7]。通过为城乡产业链提供新要素，注入新动力，具备高渗透、高价值和高技术等特点，能够深化城乡产业分工，逐步实现产业链的功能升级[8]。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实证研究方面，湛泳、李胜楠（2023）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促进农村从“脱贫”到“振兴”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巩固并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张芬芬、邓博华（2023）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本地区乡村振兴，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增长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了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范玉茹、刘金方（2023）强调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生产、生活和乡风文明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倡构建创新共享的乡村数字经济平台，以推动绿色、低碳的数字农业生态。黄焕汉、陈美兰（2023）基于广西平南县的实践，研究显示：数字经济为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提供新动力、带来新的机遇。王胜等（2021）认为数字乡村通过构建虚拟空间，催生各种功能效应，为农业生产、农村流通、社会治理等领域赋能，从而助推乡村振兴。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姜长云（2022）强调数字经济引领农业转型和农村产业融合，需要加强实地调查和案例研究，科学辨识发展中的真伪问题，并完善政策支持和风险防范。陈一明（2021）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能通过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协同，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杨梦洁（2021）则指出，数字经济为城乡产业链提供新要素，注入新动力，具备高渗透、高价值和高技术等特点，能够深化城乡产业分工，逐步实现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现有文献缺乏对广东省区域数字经济引领乡村振兴的深入探讨。因此，有必要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广东省域内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探寻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和推动广东省域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以广东省为例，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估数字经济与省域内乡村振兴的关系，检验数字经济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以期为广东乃至全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构建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学界已有的研究，本文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来评价乡村振兴，详见表1。
2.构建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从发展环境、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和数字金融等四个方面选取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并对其做综合评价处理，以其综合得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所选取的影响因素如表2所示。
3.控制变量
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城市发展四个方面选取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来缓解其他变量对因果效应估计的干扰。
（二）研究方法选择
1.熵权TOPSIS法
鉴于运用单一经济指标来测度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不够全面和准确的问题，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水平。TOPSIS法是多目标决策分析中一种常用的有效方法，它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在现有的对象中进行相对优劣的评价。熵权法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使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于正向和负向指标，分别按如下公式处理：
xij=xij－mjMj－mj（1）
xij=Mj－xijMj－mj（2）
其中，xij是第i个省份第j项指标的值，Mj是第j项指标的值的最大值，mj是第j项指标的值的最小值。
然后，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省份的特征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Yij=xij∑ni=1xij，j=1，2，…m（3）
并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和差异性系数gj：
ej=－1lnn∑ni=1Yijlnpij，0≤ej≤1（4）
gj=1－ej（5）
最后，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Wj，计算综合得分：
Wj=gj∑mi=1gj，（j=1，2，3…m）（6）
2.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一种非参数的动态分析方法。该方法没有预先假定经济变量存在某种函数关系，而是根据变量自身的特征来估计密度函数，所以不存在参数模型不能较好拟合数据的情况，因此在研究乡村振兴的动态演进过程时，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能够得出更为普遍性的结论。
根据Hsiao et al.，核密度估计式如下所示[9]：
fx=1nh∑ni=1Kxi－xh（7）
其中，h为带宽，K（x）为核函数，n为样本量。本文选用高斯核函数代表K（x），如下式所示：
Kx=1 2πexp－x22（8）
Dehnad K认为高斯核函数带宽的最佳公式如下所示[10]：
h=1.3643δn－0.2s（9）
其中，δ=0.7764，s为样本标准差。
（三）模型构建
1.协整检验和长期均衡模型
本文在协整检验和长期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来探索数字赋能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本文设定模型为：
lnY=a+blnX+clnXi+ε（10）
在式（10）中，Y是被解释变量向量，X为核心解释变量向量，Xi为控制变量，b、c为各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b的符号如果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门槛回归模型
本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来衡量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参照Hansen（1990）的研究，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门槛回归模型[11]：
lnYi=β0+β1lnX1iI（lnX1i≤γ）+β2lnX2iI（lnX1i>γ）+ei
其中，lnX1i代表门槛变量，γ为特定的门槛值，I代表指示函数，β0为截距，β1和β2分别为X1i和X2i的系数，ei为误差项。
（四）数据来源
本文基础数据的时间段为2013—202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等，部分年份缺少的数据采用插值方法来处理。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已获取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表4可以看出，2022年，广东省乡村振兴和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均值分别为0.89和1.77，人均GDP最大值高达101905元，均值为78391元，二三产业增加值以及进出口总额分别占GDP比重均较高，占比的平均值分别为96%和80%。
（二）广东省域乡村振兴水平
本文通过已获取的数据，将多个经济指标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广东省域乡村振兴进行了全面测度，并以综合指数来衡量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整体上2013—2022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这表明乡村振兴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