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距和动态演进

摘 要：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然而，广东省各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时空极差熵权、Q型聚类、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Kernel密度估计及Markov链等方法，对2017—2022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距及其动态演进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广东省各地级市和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呈逐年提升趋势，但区域差距依然显著；相对区域差距在波动下降；绝对差距在扩大且存在多极化现象；总体差距主要源自区域间差距；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各地市的乡村振兴水平最终将稳定在中高和高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以下建议：充分利用广东省内各区域的资源优势，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发挥珠三角地区的引领作用，着力提高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并建立有效的监测评估机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距；动态演进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4）06-0035-09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推动“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旨在从根本上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截至2022年，广东省乡村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2年，广东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从3712.71亿元增长至5531.56亿元，增幅达到48.9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58万元提升至2.36万元，增幅为49.37%；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59下降至2.41，降幅为6.95%。然而，广东省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例如，2022年珠三角地区佛山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0万元，而粤东地区揭阳市仅为1.90万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此外，珠三角地区东莞市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高达107.67亿元，而粤西地区阳江市仅为0.33亿元，两者相差悬殊①

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和《广东农村统计年鉴》，由笔者整理和计算得出。】。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是我国主要矛盾在“三农”领域的具体体现，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2023年，再次考察广东时明确要求，要下大力气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虽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省内区域差距依然明显。全面评估广东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区域差距及其动态变化，不仅是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各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对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内涵的界定、指标体系的构建、水平的测度以及区域差异的分析等四个领域。

首先，在内涵的界定方面，学界普遍以“20字方针”为核心依据，开展相关分析与理论阐释。张晖［1］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针对“20字方针”展开了系统性的阐释，张建伟等［2］则依照“20字方针”构建起了“五维一体”的分析架构，从五个不同视角对乡村振兴的内涵予以全面剖析，从而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乡村振兴的概念体系。吕方［3］则指出，在遵循“20字方针”的原则下，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可以有效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败的挑战，还被视为继脱贫攻坚之后，统筹农业农村工作并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

其次，从指标体系的构建来看，现有研究大多以“20字方针”为基本遵循，设计一级指标，但在二级指标的具体选择上存在显著的多样性。李长亮等［4］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构建了一套由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组成的综合评价体系，并结合2011至2020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乡村振兴水平展开了定量研究。杨雪［5］则以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乡村振兴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并按省份和区域对其进行了排名比较。

再次，从水平的测度方法看，熵值法是当前研究乡村振兴水平的主要工具之一。吕承超等［6］、薛飞龙等［7］等学者均选择该方法对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系统性地测算。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还引入了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因子分析法等方法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评估。例如，芦风英等［8］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研究了2014—2019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振兴水平的动态演变趋势。陈俊梁等［9］则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40个地级市2017年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实证评价和比较分析。

最后，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看，关于乡村振兴水平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不同学者对区域划分的标准存在一定差异。闫周府等［10］基于八大经济区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东部沿海与南部沿海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显著领先，而黄河中游、西南及西北地区的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吕承超等［6］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乡村振兴水平呈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的规律，但区域间的相对差距正逐步缩小。此外，还有学者以特定区域为对象开展深入分析，例如京津冀、长三角及华东地区，或针对甘肃、海南、云南等具体省份开展深入研究。

现有文献为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然而，这些研究多以全国视角为主，对省域层面的乡村振兴探讨相对不足。尤其是针对广东省乡村振兴的空间差异及其动态变化的研究尚属空白。关于“广东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如何？各地区间的差距怎样？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等问题仍需深入探讨。准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制定推动广东省各区域乡村全面、协调振兴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基于此，本文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利用2017—2022年的数据，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度和评价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arkov链分析等方法研究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差距、空间分布形态和动态演进趋势，最后提出缩小广东省各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差距的对策建议。

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测度2017—2022年广东省20个地市的乡村振兴水平。相比传统熵权法，本方法引入了时空因素，将适用范围由截面数据延展到面板数据，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测度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动态变化。此外，本文还将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技术，对2017—2022年间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算，分析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整体差距及其来源，并揭示其动态演进规律。该方法不仅能够较好地解决样本间交叉重叠的难题，还能够更精准地解析区域差距的构成及其成因，具有较高的可加性和可分解特性。此外，本文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绘制三维核密度函数图，以描述上述四大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分布形态和动态演进趋势。最后，本文将使用Markov链方法计算稳态分布，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广东省四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是会陷入“低水平循环”困境，还是会不断提升并最终稳定在高发展水平上［11］。

三、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一）构建指标体系

本文依据《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专栏1，选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剔除了专栏1中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县级及以上文明村和乡镇占比、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等4个二级指标，最终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具体指标体系详见表1。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广东农村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覆盖2017—2022年时间跨度。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使用该地市所在区域的均值进行填补。

（三）区域划分

依据《广东统计年鉴》，广东省划分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大区域。由于深圳的城镇化率已高达99.79%，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主要承担帮扶角色，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含深圳。四大区域的具体划分见表2。

四、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演变

（一）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时空极差熵权法，对广东省及其四大区域2017—2022年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测算。从图1和表3可以看出，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在2017—2022年期间呈现出逐年提升的态势，均值由2017年的0.271增长至2022年的0.393。这一结果表明，过去五年间，广东省以乡村振兴“20字方针”为指导，实施了一系列务实高效的举措，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地市层面的分析来看，不同地市的乡村振兴水平表现出明显差异。在考察期内，乡村振兴水平均值位居前五的地市依次为广州（0.543）、东莞（0.406）、惠州（0.405）、佛山（0.380）和茂名（0.378），这些地市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排名后五的地市则为河源（0.232）、汕头（0.245）、云浮（0.251）、汕尾（0.253）和阳江（0.279），其乡村振兴水平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从区域层面分析，广东省四大区域的乡村振兴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珠三角地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值为0.382，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且排名前五的地市大多集中于珠三角区域。相比之下，东翼和山区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值分别为0.278和0.289，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排名后五的地市主要分布在东翼和山区。整体上表现为珠三角>西翼>山区>东翼的区域差距格局。

此外，本文采用Q型聚类方法对广东省各地市的乡村振兴水平进行了系统性的层级划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首先，以表3中显示的广东省20个地市的乡村振兴水平作为聚类指标；其次，利用欧式距离计算20个样本之间的差异；最后，根据计算结果对样本进行分类，并最终生成广东省20个地市乡村振兴水平的聚类谱系图（图2）。

根据2017—2022年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的测算结果，并参考聚类分析结果，本文将全省20个地市划分为四个发展梯队：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中高水平地区、中水平地区和低水平地区（见表4）。

第一类：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包括广州、佛山、东莞、惠州、茂名、清远等6个地市。这些地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劳动生产率、三品一标产品数量等指标上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有力措施：首先，加大投入，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并同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其次，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再次，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流通、品牌等产业链条。此外，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的活力，并及时出台支持性政策，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第二类：乡村振兴中高水平地区，包括中山、湛江、潮州、江门等4个地市，这些地区在综合得分和排名中表现较为突出。这类地区整体经济实力较雄厚，资源禀赋较好，人才科技竞争力较强。然而，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些地区也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和短板，例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耕地质量参差不齐、高素质农村实用人才缺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不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较低等。

第三类：乡村振兴中水平地区，包括梅州、韶关、揭阳、阳江、珠海、肇庆等6个地市。整体上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产品结构调整缓慢，加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农民教育水平较低、资金投入不足、市场营销能力较弱等多重因素，这些地市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土地产出率等产业发展指标上落后于其他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