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业集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摘要：当前，数字产业集群的建设为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动力。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地探讨了数字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都对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在控制了不同变量、替换了解释变量以及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这些结果依然稳健。此外，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吸引外资和降低交易成本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技术溢出和降低交易成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在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和技术密集的环境下，专业化集聚对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研究为制定因地制宜的数字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强调应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推进数字产业集群建设，从而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出口技术复杂度；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752.62；F424；F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5406（2025）01-0117-02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货物贸易总值长期保持高速增长，2022年更突破40万亿元大关，货物贸易总值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网，具体见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5/4793967/index.html。稳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然而，随着劳动成本上升和资源禀赋优势减弱，中国制造业面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挤压，尤其在出口产品主要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情况下。陈晓华、刘慧、张若洲：《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吗？》，《统计研究》，2021年第4期。值此关键节点，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新路径和新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24年7月18日，http：//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7/content_6963409.htm？sid_for_share=80113_2。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数字产业集群正逐步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契合新质生产力的“三新”特征，积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不仅包括前沿技术的引入，更注重这些技术的集成创新，从而重塑生产逻辑，推动制造业产品向更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方向迈进。同时，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够促进产业创新与组织重构的良性互动，进而催生更多服务化和多元化的制造业新业态，为中国制造业产品保持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在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推动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迫切需求的背景下，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衡量国家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多维度探究了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要素市场扭曲、人力资本、地方经济增长以及进口贸易自由化等。Eck K. and Huber S.， “Product Sophistication and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économique， vol. 49， no. 4 （December 2016）， pp.1658-1684;戴魁早：《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季刊）》，2019年第1期;毛其淋：《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余泳泽、张少辉、杜运苏：《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世界经济》，2019年第10期；盛斌、毛其淋：《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世界经济》，2017年第12期。本文的重点是探讨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之间的关系。有研究发现，提升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莫莎、何桂香：《产业集聚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关系研究》，《经济经纬》，2013年第5期。此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利于提高本地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对周边城市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却产生负向影响。张营营、白东北、高煜：《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升级了吗？》，《经济经纬》，2020年第5期。曾艺、韩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南开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有研究发现，金融集聚通过提升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高了企业的出口量和质量。戴美虹、刘帅、沈昕祥：《金融空间结构与出口贸易：“量”还是“质”？》，《统计研究》，2022年第7期。在研究产业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时，已有研究探讨了不同集聚模式的影响机制。周沂和贺灿飞发现，多样化集聚能增加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进入概率并降低其退出概率，而专业化集聚则提升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退出概率。周沂、贺灿飞：《集聚类型与中国出口产品演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财贸经济》，2018年第6期。韩峰和阳立高进一步指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及其外溢效应存在显著差异。韩峰、阳立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一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架》，《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尽管上述研究对产业集聚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但仍有待进一步拓展。首先，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传统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如制造业本身、金融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产业集群的构建已成为趋势，但对其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升级的研究较为稀缺。此外，现有研究在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时多采用Hausmann等提出的指标，该指标适用于整体经济体的技术复杂度反映，但在特定部门的出口复杂度测算中可能存在误差。Hausmann R.， Hwang J. and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2， no. 1 （March 2007）， pp.1-25.

在数字产业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出口产品升级，部分研究基于国别或省份维度，通过构建指标度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Nath H. K. and Liu 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 and Services Trade”，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 41， no. 1 （March 2017）， pp.81-87；卓乘风、邓峰：《互联网发展如何助推中国制造业高水平“走出去”？——基于出口技术升级的视角》，《产业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也有研究从企业维度探讨互联网化对出口的影响，但对于数字经济催生的数字产业集聚关注不足。Yadav N.， “The Role of Internet Us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Asian and Sub-Saharan African Enterprises”， Global Economy Journal， vol. 14， no. 2 （June 2014）， pp.189-214；沈国兵、袁征宇：《互联网化、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世界经济》，2020年第11期。当前关于数字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测算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通常采用区位熵方法来计算区域的整体集聚水平。孙娜、陶克涛、杨世伟等：《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与提升策略》，《区域经济评论》，2024年第1期；袁歌骋、潘敏、覃凤琴：《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阳立高、邬佩云、韩峰：《数字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年第3期。然而，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的差异仍未得到充分探讨。

因此，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有以下三个潜在的边际贡献：首先，本文测算了数字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水平，并深入探讨了这两种集聚模式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次，本文改进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度量方法。李福柱等通过将人均 GDP 替换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ML），使这一指标更适合用于测量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李福柱、曹友斌、李昆泽：《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陈晓华等则采用剔除国外进口额后的净出口额代替总出口额，从而提高了测算的准确性。陈晓华、黄先海、刘慧：《中国出口技术结构演进的机理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基于这两种方法，本文重新构建了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以便更精确地评估省级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最后，本文以城镇化水平和技术密集度作为门槛变量，考察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出口产品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旨在揭示产业集聚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出口技术复杂度反映了一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效率、竞争优势及技术含量。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4， no. 5 （September 2006）， pp.1-19；姚洋、张晔：《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沈玉良、彭羽：《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电子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提升了吗？：以智能手机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6期。知识溢出、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等因素是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齐俊妍、王永进、施炳展等：《金融发展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世界经济》，2011年第7期。产业集聚中，同类产业的马歇尔集聚经济和不同种类产业的雅各布斯集聚经济，都能够带来积极的外部性和技术溢出效应。韩峰、洪联英、文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城市化了吗？》，《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无论是多样化集聚还是专业化集聚，都能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Greenaway D. and Kneller R.， “Exporting， Productivity and Agglomer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52， no. 5 （July 2008）， pp.919-939.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各行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提升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获取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不同技术进步速度导致的行业间相对价格变化，会推动产业结构从供给端进行调整。Ngai L. R. and Pissarides C. A.，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1 （March 2007）， pp.429-443；陈体标：《技术增长率的部门差异和经济增长率的“驼峰形”变化》，《经济研究》，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