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社会人文“第三只手”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作用及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5406（2025）03-0027-009

资源配置过程中，在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之外，有没有“第三只手”在发生作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以苏州和杭州为例指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①从经济运动的资源配置和动力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回答上面这一长期被理论界和舆论界所忽视的问题指明了方向。本文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着重谈谈社会人文①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作用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社会人文是资源配置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力量

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生产活动、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人文在资源配置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1.社会人文是调节资源配置最为悠久的力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发生决定性作用，是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形式进人商品经济形态历史阶段之后的事，离开商品经济历史阶段这一时间条件，离开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空间界域来谈市场的功能作用，那是无稽之谈。国家（政府）的“有形之手”是比市场“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调节作用更为古老的形式，它是自有国家以来就一直在发挥功能作用的无法驱离的调节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尽管“市场万能”论者一直存有驱离国家“有形之手”的企图，但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国家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可以伸缩，但不可或缺、不可驱除。国家配置资源范围取决于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意愿，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取决于国家自身所聚集的力量（这本就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特殊形式）及其与社会力量（市场生产之后还有市场力量）之间的对比，取决于国家治理的技能技巧；国家配置资源的意愿来自于国家自身的自我定位、战略目标和对内外部情况的综合评估。进人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之后，国家让渡出资源配置的大片领域，在市场领域有市场的自发力量发挥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但国家依然会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巨大作用。如在国家认为不宜由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军工、意识形态等核心领域，或在市场领域市场自发调节功能效果不够好或市场失灵时，国家（政府）会施加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影响和干预。

比国家更为古老的力量来自于社会人文，社会人文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且至今仍在发生资源配置调节作用最为古老最为广泛的力量。在漫长的远古时期，社会人文是动员人们与天斗与地斗的唯一力量源泉。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虽说是神话故事，但这些故事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先民们在没有国家引导的情景下，依然在动员大量的社会力量兴修水利、围海造田，且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将社会组织上升为国家组织（大禹开启夏王朝）。而从考古实证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庞大的都城和水利交通系统亦证明先民们依靠社会人文的社会组织力和精神力调动了庞大的资源建造都城和水利工程。也就是说，在远古时期，在没有市场、国家的条件下，人们是依靠社会人文力量来配置资源的。

2.进入文明时期之后，国家自然而然地承担起调节资源配置的任务，但这并不否定社会人文会依然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其一，在国家（政府）力量覆盖不到的广大基层社会的公共领域，社会人文依然是调节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比如，区域性社会人文引导区域性共同体生产什么和怎样组织生产;引导区域性水利工程的兴建、荒田的开垦、海涂的改良；区域性社会人文与区域性小产品交换体系（集市）存在高度相关性等。其二，社会人文是与国家力量相并存的另一种调节资源配置的力量。例如，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拥有巨额财富和对资源配置的巨大调动能量，即便在当今，那些政教合一或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度，宗教意识、宗教组织依然对资源配置保有巨大的发言权，宗教禁忌依然是市场力量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三，社会人文还是民俗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婚庆产业、殡葬产业以及礼品经济（如钻石产业）、文旅产业、餐饮业等产业的资源配置与其说是由市场决定的，不如说更多是由区域社会人文决定的。

3.进入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以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力度越来越大，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人文在商品经济时代便无任何发挥功能作用的空间。恰恰相反，社会人文依然是商品经济历史时期资源配置的重要调节力量。首先，如前所述，在市场不及的领域，社会人文依然是调节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其次，在市场领域，社会人文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作用：其一，社会人文规定着市场的边界，比如有宗教禁忌、人文习俗禁忌的领域，市场不能或无法进入，此时，对于市场来说，社会人文起着一种反向调节作用;其二，社会人文引导商品需求的类型、数量，进而引导价格涨落，如节日经济；其三，社会人文为经济活动“提供规范、方式和环境”；①其四，社会人文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人们的主观精神风貌，如人们对经济活动目的性的认知②是影响经济活动效率和吸引资本流向的重要因素。

概括来讲，社会人文引导人们的社会生产、调节资源配置，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最初，它是唯一引导、调节的力量，在人类社会有了国家（政府）之后，它是唯二的力量之一。当人类社会进人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以后，它又退缩为与市场、国家并立的三种力量之一。在此，依照历史发展循序，我们当把社会人文称作为调节资源配置的第一种力量，又称为第一种方式。不过依照学界用“有形之手”“无形之手”来形容资源配置方式的习惯，我们把社会人文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式形容为“第三只手”。

二、社会人文、国家（政府）、市场“三只手”在资源配置中的相互关系

在当今商品经济历史阶段，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的“无形之手”和社会人文的“第三只手”，时而分别，时而协同调节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更为完整的反映事物未来面貌的正确认知。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准确理解和驾驭经济运行规律，必须在承认市场、国家（政府）功能作用的同时，承认社会人文也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还不够，还必须对市场、国家（政府）和社会人文三种功能作用在资源配置中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比较准确和完整的认知。

1.相对独立、相互隔离。市场、国家（政府）、社会人文是人的三种不同的活动方式、存在形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起着不同的特定的功能作用。一般来说，市场本身是一个交易系统，它的功能作用在于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即价格机制、供需关系和竞争来引导资源从低效率或需求较低的地方流向更高效率或需求更高的地方，进而实现资源的效用最大化。市场调节的功能作用仅存在于市场体系之中，离开市场交易系统，市场规律自行消失。国家（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利用国家的强制力调节资源配置、资源流向的方式。与市场的“无形之手”相比，其优点是“有形之手”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能在市场到达不了的领域发挥作用，但缺点也很明显，即需要付出高昂的行政成本。故而，在商品经济历史阶段，凡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可发挥、能发挥功能作用的地方，由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社会人文的“第三只手”是在市场的力量、国家（政府）的力量所不能达到的领域，通过自身的人文力量（如社会文化、传统习俗、道德观念、社会心理、大众情绪、人情世故、民众舆情等）来引导和调节资源配置、资源流向的方式，并以此满足人们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情感需求。通过比较市场的“无形之手”国家（政府）的“有形之手”和社会人文的“第三只手”作用方式、作用领域的差别，不难发现这“三只手”的功能作用是相对独立的，其作用方式和作用领域也是有所隔离的，不能混同。其一，主体不同。国家（政府）的调节主体是国家机构，市场的调节主体是市场的自发力量和背后的资本及其载体，社会人文的调节主体则是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及其人文意识。其二，作用方式不同。与国家（政府）通过强力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相比较，市场和社会人文功能作用方式都可说是“无形”的，但两者亦有重大差异，市场功能作用之“无形”可以通过物理方法（如计量商品价格、商品和资本流向流量等）来察觉，并精准表述出来，而大量的社会人文的功能作用则很难用物理观察来直接描述，更多地需要通过社会文化、传统习俗、大众心理等一系列人文因素来解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通过考察国家和市场经济活动目的来做总体性的把握和描述。其三，作用范围不同。市场的调节范围最窄，仅限于市场领域，一旦越出，会被视为僭越;国家（政府）的调节范围要比市场调节更广泛一些，不局限于公共资源领域，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的地方亦多属国家（政府）的调节范围;社会人文的调节功能和强度没有市场和国家（政府）明显，但它的调节范围最广，凡是市场功能不能准确到达、国家（政府）力量无法触及的地方都在社会人文的调节范围之内。

2.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一方面，尽管市场的“无形之手”、国家的“有形之手”和社会人文的“第三只手”的功能作用方式和范围是相互独立、有所隔离的，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有着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首先，相互支撑。市场的高效拓展为社会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裕提供了可能性，进而为国家实现各种目标、为人们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国家的功能作用则不仅为市场提供外部的环境条件，也为避免或纠正市场失灵，进而为市场的健康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国家“有形之手”在为社会人文生活提供安全环境的同时，亦为社会人文提供更高维度的总体性的国家意志支撑;尽管社会人文样式多样、地域分散，但它是构建市场和国家功能作用的社会文化基础，而市场和国家则是扎根社会人文的土壤之上。

其次，相互影响。市场、国家（政府）、社会人文在发挥功能作用时，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网络中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其功能作用的大小和范围不仅取决于自身能量的大小，同时亦受制于另“两只手”能量的大小。这种相互影响，在空间上既表现为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比如在经济周期的某一特定循环阶段，当市场的调节范围扩大时，国家（政府）和社会人文便相应地会缩小自己的调节领域，反之亦然；也表现为同时扩张和收缩的同频关系，比如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量呈现不断扩大的状态时，市场、国家（政府）和社会人文发挥功能作用的调节范围都会随之扩大。再比如，当市场的“无形之手”、国家（政府）的“有形之手”和社会人文的“第三只手”功能作用的调节方向一致、相向而行时，各自的调节功效将明显增强;反之，当“三只手”的作用方式不一致、方式方法不匹配时，则各自的调节效果将明显下降。

再次，相互渗透。其一，在社会人文与国家（政府）的相互关系上，国家意志的生成源于社会大众和社会人文。诸如2500年前《尚书·泰誓》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国家（政府）行为的好坏、善恶，不仅得从政府方面去解释，更需从它所统治的臣民方面去加以解释。①也就是说国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与它的国民是一致的，国家意志渗透和包含着国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时，国家（政府）通过教育、宣传和各种制度安排（包括律法、政府），将自己的一系列意志贯彻到人民之中，从而引导和改变社会人文的走向。在正常情况下，人民是跟着国家（政府）走的！当然，国家的意志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伤害了人民的利益，或者无法被人民所理解，那么人民就开始反对政府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也处于非正常的分裂之中。

其二，在社会人文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上，一方面，社会人文广泛地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在市场微观层面，从生产什么到怎样生产，从市场的开拓到怎样开拓市场，从产业的技术路线的选择到产品的设计尤其是消费品的包装设计再到企业员工的组织方式和主观精神状态，处处都渗透和包含着社会人文要素。这一点，尤以传统食品产业、服饰产业和现代文化娱乐、旅游产业最为直观可感。在市场的宏观层面，马克思曾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①而之所以带着原罪既与所有制的历史发展相关联，同时亦与犹太教基督教神学有关联，②是犹太教基督教神学中“上帝选民”“尽天职”等观念为资本的冷酷无情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结果。对此，我们也可理解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方式渗透和包含着西方社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此相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且越来越强调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进而影响和改变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式和走向，如村村通公路、县县通高铁。这同样说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渗透和包含着中国深厚的社会人文底色。也就是说，社会人文不仅会渗透进市场体制及其功能之中，而且还决定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市场体制及其功能的具体类型属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功能作用的不断扩张和加强，同样会不断地渗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并改变社会人文的状况和走向，比如原本依照人情世故的规则来办的事情，现在则同时依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且这种情景在不断地扩大，甚至在一些场合还会以金钱的数量来表示人情或道德的价码。市场功能与社会人文之间的上述相互渗透关系充分说明两者相互关系的紧密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