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中的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

作者: 杨菊华 

摘要:中国社会正处于城乡人口增减交替、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的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聚焦农村人口、系统讨论农村人口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辩证思考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与挑战十分必要且紧迫,据此可进一步探讨促进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相辅相成、彼此成就;农村人口的“三少两多两低”(人口总量减少、年轻人口少、适婚女性少,老龄人口多、非意愿性未婚男性多,教育程度较低、预期寿命较低)既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大变局,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实然挑战。推进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注重“人口—人脑”“农村—城镇”“家庭—社会”的连接,将农村人口置于超乎农村空间的情境中,思考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之于现代文明的意义、乡村社会之于城镇化和现代化的价值、古老农业文明和传统农民在现代文明和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生命力。

关键词:农村人口;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4)04-0066-01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①但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依然在农村。这一论断深刻阐释了“三农”问题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中国长期是农业大国,农民曾是数量最庞大群体,是稳定中国社会的核心,在国家运行、民族发展、社会和谐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23年,其数量为4.77亿人,占比仍有33.84%。“三农”依旧是中国社会的基石,农业依旧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基础,中国的国情也决定了农村人口总量将持续巨大:按照三个参数——2022年联合国对中国人口中方案预测结果(2050年总人口超过13亿人),城镇化率终将达到80%,以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18.49个百分点的差距——估算,到2050年,农村户籍人口依旧约为4亿人。

因此,尽管当前中国正处于城乡人口总量交替的交汇点,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演进,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仍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而农村人口(泛指居住在农村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也包括身在城镇但户籍在农村的乡—城流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这两个方面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是有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乡村振兴、增进广大农村人口福祉的需求。因此,全面认识中国人口发展大变局,深入了解农村人口发展新形势,准确把握农村人口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那么,农村人口与现代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内生关联?其高质量发展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推动以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机制是什么、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本文以这些问题为聚焦,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为关切,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着眼点,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讨论农村人口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辩证思考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与挑战,探讨促进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机制,以为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前瞻性、科学性预判。

一、农村人口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彼此成就

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城乡关系和人口结构的双重变化。2023年,全国总人口约为14.10亿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9.33亿人,比2022年增加1196万人、提高了0.94个百分点;农村常住人口4.77亿人,减少1404万人,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持续下降。但是,总量依旧较大的农村人口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农村人口现代性的提升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将得益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一)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得益彰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农村人口一直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以及计划经济时期阻碍人口空间流动的制度壁垒的逐步瓦解,农村人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面向城镇的转移流动。1995年,农村人口在达到峰值后进入负增长通道。2011年,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乡人口由此逆转,构成前所未有的人口分布大变局。此后,城乡人口持续增减分化。在1982—2023年间,农村人口数量从8.25亿降至4.77亿,从超过全国人口的八成降至三分之一。4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年均增幅超过1个百分点。

农村人口实现现代化是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全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必然要求全国亿万农村人口(包括乡—城流动人口)共同迈向现代化。即便在新征程中,农村人口将持续减少,但从城镇化发展规律来看,农村人口将依然保持较大规模,故只有让包括广大农村人口在内的所有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实现城乡协同发展,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才可能实现。换言之,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必然有别于既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只有农村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中国式现代化才算真正实现。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力量,蕴含着巨大的规模效应;他们的高质量发展,可将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转变为发展优势;他们始终较大的人口规模依旧可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体量优势、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而且,推动农村人口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充分激发他们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与活力,亦有重要意义。

(二)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互为因果

立国之道,惟在富民。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当前,中国已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共同富裕这一千年梦想成为两个百年交汇之际的时代命题。农村人口既是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其主要受益者。

“共同”意味着“全体人民”,既不是仅指城市人口,也不是仅指农村人口,亦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而是体现为合理控制和不断缩小的群体差距;“富裕”是指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体现为物质上的富有和精神上的富足。这就要求激活全体农村人口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人人参与、个个尽力,勤勉力行、勤劳致富。一方面,农村人口经济收入增加是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农村人口实现共同富裕夯实了基础。新世纪后,随着脱贫攻坚战役的不断推进,党和政府始终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工作重心,实施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等举措,消除了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改善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1978—2022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7元增至20133元,年均增长7.6%;收入结构明显改善,收入来源愈加多元化:2020年,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共占76.2%,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占2.4%和21.4%。故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至2022年的16632元,年均增长7.1%,其消费结构也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乐型过渡。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也是共同富裕的贡献者。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还是通过地域流迁到城市打拼,他们在推动自己和家庭实现富裕之时,也在推动城乡社会迈向富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从1978年的6000多亿斤提高到2012年的12245亿斤,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再上新台阶,达到13731亿斤。同时,经济作物、林业产业、畜牧水产业等也得到快速发展,不仅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同时,离开乡土的乡—城流动人口一直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在1982—2021年间,流动人口规模从675万人增至3.85亿人。持续性的劳动力转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每增加1%,就会带来地区GDP增长0.54%;对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而言,外来劳动力对其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拉动作用。

(三)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与物质—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彼此撑持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物质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支撑,精神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灵魂,故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农村人口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厚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一方面,如上所言,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衣丰食足、居安行畅。新农村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乡村振兴、最美家庭寻找、最美庭院建设等国家政策与社会实践项目,彻底改变了农村人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家用电器的全面普及、耐用消费品的普遍拥有,极大地重塑着农村人的日常生活模式。公路网四通八达,交通工具由自行车变成电动车、小汽车,出行更为便利、便捷。中国式现代化将基于现有水平,在更高标准上整体提升农村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并通过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促进农村人口更加“知荣辱”。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农村是推动物质和精神双文明建设的关键场域;精神文明建设是激发亿万农村人口内生动力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没有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农村人口现代意识和行为的改善,没有他们道德品格素养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乡风文明是其深厚的文化基因。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中国是农业大国,承载着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农业文明;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根基,其创新性传承、创造性发展是对历史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承诺,也是新时代以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而且还辐射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换言之,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乡土文化。弘扬光大农耕文明,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明中所蕴含的人本精神、道德力量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也是其必然要求;而农村人口是农耕文明的活性载体、主要传承者与实践者。

(四)农村人口的现代化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生相成

和谐共生理念根植于中华生态智慧,强调以“和合”为目标,以天、地、人为一统的和谐整体,并将此天人观应用于社会的各方面,形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无限责任伦理”,构成“道法自然”“用之有度”的行为指南,养成中华优秀文化的好生之德、生生之德。乡村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域,在巩固农业基础、守护绿水青山方面具有城市不具备但却是整个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特有功能。反过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推动实现农村人口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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