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
作者: 张永梅 顾和军
摘要:随着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祖辈隔代照料成为家庭与生育的重要支持力量。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能够使育龄女性再生育水平提升5.6%~5.8%。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低收入水平家庭、低受教育水平的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社会托育服务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隔代照料对女性的再生育决策和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尚需时日,在过渡阶段有必要以“家国一体”思想为引导,将具有即时性、安全性和低成本的隔代照料纳入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这是补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破解婴幼儿照料难题和提振人口生育率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隔代照料;再生育行为;积极生育支持;育龄女性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4)05-0070-013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人口问题都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1200万、1062万、956万、902万,呈现逐年递减趋势。低生育率的蔓延必然会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衰退,进而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多重严峻挑战。【蔡昉:《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信出版社2023年版,第4-16页;郭志刚:《中国低生育率研究》,研究报告,2019年,第2页。】不少学者将我国的低出生率问题归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社会生育观念的改变。显然,人们的生育观念对于人口出生率会有着重要影响,但更为根本的问题还是与生育以及婴幼儿抚育相关的保障性公共服务是否到位。如果把人口出生率下降归结为我国曾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可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而且在对策性方案的设计中也会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及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国家卫健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育龄女性生育的首要因素。【国家卫健委课题组:《关于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的报告》,研究报告,2018年,第10页。】目前而言,由于缺乏对普通家庭的婴幼儿社会照料服务,往往是作为婴幼儿生育者的母亲直接承担起照料婴幼儿的职责。就中国的就业情况而言,妇女一般都会有一份工作,是职业活动者,一旦生育,就会同时担负起工作和育儿的职责,因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婴幼儿照料走向了市场,而市场化的儿童照料费用却迅速增长。【Du F.L.,et al., “Women’s Employment and Child 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vol.62,no.1(February,2018),pp.131-155.】一方面,各级政府不再补贴0-2岁幼儿的托儿费;另一方面,许多公立儿童托幼机构被关闭或转型为私立幼儿园,并且很多幼儿园不再接收2岁以下儿童。统计数据显示,教育部门和集体办幼儿园占比由1997年的77%下降到2016年的33%。【封进等:《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基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城市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供给明显不足。这样一来,虽然实施了宽松的生育政策,但是育龄女性必然会担心孩子出生后无人照料,以至于不得不在再生育与就业之间作出取舍。2022年7月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该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关乎中国民生保障制度的建设,“家国一体”是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底色。【林闽钢:《新时代民生保障话语体系的建构》,《阅江学刊》,2023年第2期。】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作为儿童社会化照料服务的低成本替代方式,祖辈的隔代照料在我国当前城镇和农村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儿童照料现象。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在全国范围内,由祖辈照料婴幼儿的比例高达60%-70%。【封进等:《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基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祖辈的隔代照料是中国传统中历史悠久的婴幼儿照料方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使祖辈隔代照料婴幼儿显得更加重要。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依旧是一个普婚普育的国家,女性自愿不生育的比例并不高。【翟振武、刘雯莉:《中国妇女终身不孕水平究竟有多高?——基于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2020年第2期。】但是,人们在拥有一个孩子之后,考虑是否再生育则受制于儿童照料支持的可得性。在社会尚未建立起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的情况下,隔代照料作为社会化照料服务的一种低成本替代方式,可以实现时间和收入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使育龄女性能够更加轻松地在再生育和工作之间进行权衡取舍。【Cook S. and Dong X. Y., “Harsh Choices: Chinese Women’s Paid Work and Unpaid Care Responsibilities under Economic Reform”,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42,no.4(August 2011),pp.947-965.】目前,学术界关于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实际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本项研究试图采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分析自2016年中国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以来,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与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揭示影响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家庭因素,在探索提振我国人口生育率的道路上找到一系列更具精准性、有效性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二、文献回顾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隔代照料对年轻一代养育子女的影响。隔代照料是家庭代际间支持的一种常见形式,也是重要的儿童照料方式。在美国,47%的祖辈为孙辈提供了某种形式的隔代照料,其中(外)祖母提供隔代照料的比例为54%,(外)祖父为38%。【Hank K. and Buber I.,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2004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30, no.1(February 2009), pp.53-73.】祖辈有无工作、居住地理距离远近、是否是学龄前儿童的祖辈往往在提供隔代照料中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欧洲,隔代照料也非常普遍,58%的(外)祖母和49%的(外)祖父会为15岁以下的孙辈提供照料,其中,在荷兰、丹麦两国,有65%的(外)祖母提供照料,60%的(外)祖父提供隔代照料。【Hank K. and Buber I.,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2004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30, no.1(February 2009), pp.53-73.】一项对德国的研究发现,与祖父母居住的地理距离越近,人口生育率就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地理距离近使隔代照料的可获得性大幅提高了。对荷兰的研究发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若祖父母能够提供频繁的隔代照料,育龄夫妇就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总之,从欧洲的情况看,隔代照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育龄夫妇的再生育意愿。在欧洲南部区域,这种激励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Thomese F. and Liefbroer A. C., “Child Care and Child Births: The Role of Grandparents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vol.75 no.2(February,2013), pp.403-421.】
隔代照料是我国现阶段婴幼儿照料的普遍方式,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社会深刻变迁出现的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方式。国内相关研究大多是对隔代照料的提供者(祖辈)、接受者(成年子女、儿童)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对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到,国内研究隔代照料提供主体的文献往往更多地关注隔代照料给老年人的退休决策、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等带来的影响。对隔代照料接受者的影响议题基本上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隔代照料对成年子女(尤其是育龄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王伟同:《隔代抚养与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0期。】(2)隔代照料对儿童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的影响;(3)隔代照料对家庭的代际关系和代际支持的影响。【邹红等:《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
【宋璐、李树茁:《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人口学刊》,2010年第2期。】
【陶涛等:《代际交换、责任内化还是利他主义——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人口研究》,2018年第5期。】此外,有个别研究考察了隔代照料对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影响。【封进等:《退休年龄制度的代际影响——基于子代生育时间选择的研究》,《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已有研究较少涉及隔代照料对我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本项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1)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的隔代照料事实,结合2016年以来生育政策放松的大背景,利用CFPS 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数据,实证分析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进一步解释影响我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家庭因素。(2)使用“老人与子女关系状况”这一随机事件作为工具变量(IV),识别隔代照料与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女性或配偶的父母过去六个月是否帮忙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来衡量照料行为是否发生,从调查年份的育龄女性是否再怀孕和是否再生育来衡量再生育行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对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分析
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一个细胞,也是由多人组成的生产单位。不同家庭成员的时间、货币和技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产生家庭联合效用,这些效用包括孩子、健康、声望等家庭产出。【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页。】家庭行为主要受货币和时间两个因素的限制,家庭行为的成本要用时间和货币来衡量。当一个家庭的货币和时间为既定时,为了实现家庭生产的效用最大化,家庭成员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
生育是家庭生产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其中既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时间成本。当然,生育也能给家庭带来满足感和福利,包括精神上的满足感以及养儿防老等的现实生活满足感或预期,育龄夫妇往往会通过对生育成本与生育福利的权衡来做出是否生育以及生育数量的决策。家庭的再生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再生育成本和再生育收益的比较,当再生育孩子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那么再生育一个孩子有利可图。
隔代照料会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决策或行为【Aassve A., Meroni E. and Pronzato C., “Grandparenting and Childbearing in the Extended Family”,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vol.28, no.4(August 2012), pp.499-518.】。作为儿童照料的一种重要力量,隔代照料因为实现了家庭代际间的时间转移而能够在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时间选择方面发挥作用,特别是可让女性作出是否生育的决策,以保证其在工作和生育之间更好地维持平衡【Cardia E. and Ng S., “Intergenerational Time Transfers and Childcar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vol.6, no.2(April 2003), pp.431-454.】。隔代照料对女性再生育的具体影响机制是:育龄女性在进行再生育决策时,会考虑再生育后照料孩子的时间和货币投入,而祖辈的隔代照料能够实现家庭两代人之间的时间和货币的代际转移,一方面有助于育龄女性释放时间,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女性劳动供给和提高货币收入,从而更好地缓解就业与再生育之间的矛盾。时间资源和货币资源的双重增加能降低家庭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提升家庭对孩子的有效需求,促进育龄女性的再生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