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文明的现代化意涵及其治理价值

摘要：从现代化进程中探讨与明晰老龄文明的概念内涵，具有层次递进且内容升华的双重结构。一是在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发现并重新界定老龄文明，平衡现代化研究中长期以来的年轻化特征；二是以老龄文明超越单一的西方现代化思想，使学界对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种新的理论境界。遗憾的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些老龄化较早的推进老龄文明仍面临困境，即支撑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不足，具体表现在缺乏“时空转型”“脱域机制”与“彻底的反身性”。中国老龄文明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正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走向中华文明的深处。它既具有国家治理的“韧性”属性，将重新梳理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问题，强调在传统文化表征下国家如何于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延续性；也具有社会治理的“团结”属性，将扭转既往应对老龄问题研究的“个体化”视角，指向现代化发展中的集体动员与代际共享。作为老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态势极为迅速，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理解与建构老龄文明，正成为我国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治理探索与新战略追求。

关键词：老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社会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4）06-0057-015

一、引言：中国式现代化呼唤构建老龄文明

古今中外，以现代性为首要特征的文明进程始终与人口的总体数量、性别年龄、科技利用、交流交往以及受教育水平等宏观结构特征紧密联系。当前，全球正在经历人类发展中前所未有的老龄社会新形态，这也是世界现代化历史阶段中不曾经历的人口老龄化转变时期。秉持“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见地，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兼具历史纵深与未来展望重新审视中国同世界正在探索的现代化多重进路，应将“老龄文明”这一极具创新效应的文明要素纳入分析视角。

一方面，“老龄文明”在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格局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含义及地位。对“老龄”的概念认识、性质定位及价值判断，不仅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养老服务、健康照料与社会保障等老龄工作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而且关系到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更将揭示在迈向人口负增长、超低生育率与重度老龄化的世界人口大变局中如何展现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另一方面，人口要素虽然深深嵌入于现代化的生成、演进与转型的过程之中，但是西方学界“价值中立”的科学表象却无法掩盖对老龄化偏向悲观的论调。杜鹏、邬沧萍：《跨学科交叉研究与21世纪老年学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这种思想源于绩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普遍理性主义等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主张年轻型人口结构与较轻人口抚养比的人口红利论也随之成为解释人口转变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视角。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如此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原理简单移植于人类发展的文明评价或现代化的转型标准，自然不适应当下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新历史进程。

从思想渊源上说，老龄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人口老龄化”的概念范畴过于依赖西方视角，在分析策略上也多从中层理论入手，相对忽视中国悠久的孝老敬老的历史积淀，也较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老龄实践的独特性经验。朱荟、陆杰华：《老龄社会新形态：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资本论》早已强调：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否定、取代与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就在于实现“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换言之，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权利与关系等人类生活常用范畴并不能够完全依据年轻型人口结构而设定。否则，现代文明的丰富度将被削弱，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将被简约，世界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更将呈现单向度。为此，作为老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态势极为迅速，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理解与建构老龄文明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探索，以及“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追求。

二、现代化进程中老龄文明的概念内涵与双重结构

一个半世纪以来，法国在1865年率先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后德国、英国、日本和中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迈入老龄化行列。直至本世纪中叶，绝大多数欧洲和东亚国家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有学者指出，人类已经走进一个西方学者所谓“未经充分准备的”非常时代；“文明已经走到这样的历史关头，不是在老龄化中老去，就是在老龄化中涅槃”。樊浩：《老龄化，还是老龄文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提出健康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多重理念，从建设性的角度帮助上述国家更好地理解老龄化、适应老龄化并释放老龄化红利。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老龄化水平的加深和对该现象的认识逐步深入，并围绕着老龄化究竟是“危”还是“机”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着力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之时，“谈老色变”的倾向盛行。一些悲观论的思想往往将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老龄化联系起来，担忧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第二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在全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持续攀升，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态势加深导致老龄化成为新基本国情以来，“老年负担”的危机观点固执存在。人口老龄化仍然被归于一种社会问题，被认为会给中国与全世界带来严重的风险与挑战。第三阶段是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来，学界、政府与实践界对于老龄化有了更系统、深刻的认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乐观转向。事实上，人类寿命的延长并不会削弱老年人在晚年历程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潜力，相反人口老龄化将产生一种新的人口红利，学术界将其称之为“长寿红利（The Longevity Dividend）”。朱荟：《从老年负担到长寿红利：国家战略定位下的中国方案》，《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可以说，落实这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践工作进展到今天，其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巨大的。一方面就制度设计而言，多个国家推出延迟退休、改革养老金以及开发银发经济等一系列举措，中国更是以积极老龄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就技术革新而言，科技适老、智慧养老与互联网医疗等智能终端设备逐渐实现老年人与新技术环境的互联互通，健康管理、社区活动、家庭养老、护理照料及安全监测等老龄生活场景都可以在数据化与信息化中得以体现。

进而言之，这些新应用足以让我们去审视、修正甚至改写现存的关于老龄化较为负面或消极的论断，但也正是新材料与新现象让我们在理论层面上面临更有争议的挑战。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几十年间学术界紧紧围绕年龄、老年人和衰老过程（Age/Aged/Aging）不断构建老年学与老年医学的知识内涵与学术议题。虽然已有西方学者提出老年科学研究缺乏想象力，认为如此以医学和生理学为主探讨如何治疗疾病与延缓衰老，以社会学与心理学为辅分析人口老龄化社会转型与心理认知转变的主导框架并不是一种综合范式，具体参见Kenneth F. Ferraro，The Gerontological Imagination： An Integrative Paradigm of Ag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但是关于“到底是应对老龄化，还是论证老龄文明”这一老年学科体系的基本立场问题尚未得以辨明。其中首要问题在于对老龄文明的概念认识，即老龄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否成立，其内在含义是什么。

在已有多学科的话语体系中，老龄文明的概念具有多层内涵。第一层内涵在于哲学层面，即在反抗与放弃中体验逐渐变老的存在主义哲学。“察觉自己老了和正在变老意味着，在身体和在人们可以称为灵魂的东西中拥有时间。”让·埃默里：《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第二层内涵在于社会心理学层面，这一概念不仅在于反思与超越对老龄化的担忧焦虑，而且在于理解老年阶段的幸福体验与积极心理。老年期可能是人生道路诸阶段中最无助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却是最幸福的段落，“老年人的幸福回忆就像是小孩子快速的学习能力一样是自然的恩典礼物”。克尔凯郭尔：《人生道路诸阶段》，京不特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页。第三层内涵在于宏观战略文化层面。在中国语境下，老龄文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概念饱含对待老龄群体的伦理文明，宣示拥抱老龄化社会的制度文明，体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文明。有学者总结道，老龄文明是在哲学理念、价值判断、文化态度和总体性话语上应对老龄化的积极话语与积极战略。樊浩：《老龄文明的伦理革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期。

总结而言，老龄文明涵盖了“文明”一词的多义性，即文化（Culture）和教化（Civilization）；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与“现代性”演进交织。老龄文明包含了“老龄化”客观描述之外的价值观念，即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社会系统能够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文明形态。一方面，老龄文明包含了一整套界定、理解和处理衰老、老年、老龄化的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家庭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等经济社会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老龄文明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烙印，也只能在现代化演进过程中臻至完善。老龄文明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紧密相关，它也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产物，同时更是形塑现代化文化价值体系的重要推手。由以上关于老龄文明的概念解读可以发现，从学理层面认识老龄文明的概念含义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在更多时候，对于老龄文明的界定是侧重于来自“老龄”层面的解释，或将老龄文明释为与孝老敬老同义；或视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或释为某种特殊的生命历程或独特的人生体验。这就导致老龄文明的概念多义性，以及其与“应对老龄化”关系的复杂性，上述视野的局限性将难以从“文明”层面剥离出老龄文明的历史意涵。

事实上，老龄文明的话语体系及其“活着的”老龄文明实践极其鲜明地表现出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因此，对于老龄文明概念核心要义的界定必须考察其与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关系。有研究指出，在现代化新征程上，老龄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高级形态，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凝结，代表国家的文明发展程度、公民道德水准，是“社会文明程度高”的直接体现，具有创造出高品质生活的动能。李程骅、张钒：《中国式现代化与老龄社会文明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从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讨与明晰老龄文明的概念内涵具有层次递进性，具体可分解为两项理论任务。一是在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发现并重新界定老龄文明，平衡现代化研究中长期以来的年轻化特征；二是以老龄文明超越单一的西方现代化思想，使对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种新的理论境界。

第一重结构是老龄文明概念指出了现代文明转型的新进路。虽然前现代社会已有关于老年和老年生活的反思，但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老龄文明更多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应对老龄化”的论断暗含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阴影——完全作为“受供养者”（因而与儿童画上等号）的老年人是工业化时刻表的产物。此外，衰老过程被纳入生物医学的分析框架下、老年人自杀与家庭权力的下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感丧失紧密相关……所有的一切都在提示着，老龄文明正在指出现代文明转型的新路径，老龄文明将改写老龄社会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老龄文明严肃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模式下的年龄歧视与老年人排斥。资本现代性的老年观认为，老年人作为不可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被排除出了生产部门，其观念系统也被排除出了文化再生产过程，老年人在社会加速中被边缘化、“抽象化”。事实上，老龄文明并不是在上述资本现代性框架下的局部修补，而是深刻反思资本主义风险管理方式下衰老的时间体验，强调重新分配社会产品并弘扬代际正义。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极具现代性特点的生存之时间结构：向死而生（即以朝向终点的姿态反观当下），这与通过“购买时间”来延宕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紧紧扣合。沃尔夫冈·施特雷克：《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常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换言之，老龄文明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局限和西方“现代性之殇”，摒弃代际之间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倡导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命运共同体，展现全人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愿景，进而指明现代文明转型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