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论析

收稿日期：2022-08-16

作者简介：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20&ZD014）。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规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挥好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新时代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中国之治”成功经验。党的领导体现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在方向引领性、制度规范性、体制系统性、能力现代化性、领域覆盖性、资源整合性等方面。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的接续奋斗中，坚定不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崭新的实践内容。

关键词：党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政治优势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3）01-0095-013

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党的二十大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具有重要分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中央概括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9个本质要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居于首要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议题，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本质要求，与充分发挥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领导优势相统一。新时代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充分显示了我国国家治理的卓著成效。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超越了工业化、科学技术等生产力和物质层面的发展阶段，国家治理成为认知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各国治理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在国家现代管理的水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中国之治”成功经验。本文拟从多个维度诠释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优势，以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深入发展中，更加坚定地把握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个重大战略定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保证。一、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方向引领性

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的治理过程，治理水平高低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形成国家后的演进中，从纵向看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治理发展阶段，从横向看呈现出各个国家治理的不同样式。当今时代，“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领导。

如果说先行起步的西方国家走了一条以资本主义市场推动的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我国走的则是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推动的现代化道路，两条道路形成经济主导与政治主导的显著区别。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化建设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然而，现代化绝不是经济现象，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在内的系统构造。较长时间里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初期的认知显然具有历史局限性，这样的认知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而显得肤浅。党的二十大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全面论述，以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形成当今世界认知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大大超越了既有的认知水平。

近代中国社会先进人士追求现代化最初形成的是模仿西方国家道路的思维，从学习“船坚炮利”开始，到开办工厂，引进机器、电讯、铁路以及自然科学，就是试图以经济为主导把中国引上现代化道路。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这条道路屡试屡败，根本找不到实现现代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凸显先进政党主导现代化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从政治上认识现代化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这些观点确立了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思维，对引领我国现代化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中，习近平就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丰富，理论深刻，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精辟揭示我国现代化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同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优势统一起来，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这是从政治高度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比较优势，赋予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内涵。

从政治思维认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方向问题，作为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意愿的整体行为，国家治理总是循着一定的方向和轨迹开展。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67页。要回答好“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99页。。这就是方向问题的揭示。对于国家治理来说，确定方向就是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中国共产党就是引领方向的核心主体，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举高旗帜、走正道路、饱满精神、锚定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引领国家治理的方向，是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保证。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领航把舵的意义，方向偏了就会南辕北辙，从而陷入邪路迷境。“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33页。 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正确方向必须充分彰显这个最本质的特征，充分发挥这个最大的制度优势。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得到根本扭转，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昭示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以“中国之治”创造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页。 这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百年奋斗实践中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坚定不移走好党的全面领导必由之路，是引领国家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的制度规范性

从人治方式的国家治理向制度方式的国家治理转变，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这个历史性转变使国家治理不再是按照主观意志随意任性的作为，而是遵循客观规律秩序运行的规范。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党治国理政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根本制度基础，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邓小平提出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大论断，不仅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成为指导国家建设的遵循准则。“党坚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进行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在党中央领导下，一系列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形成国家有序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创新发展中不断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始终遵循制度规范，推动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突破性发展。有两次重要会议具有代表性，一次是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次是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第二次会议就“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加强制度建设成为共同的聚焦点。习近平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拟，指出它“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63页。。同时，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行的专题研究和部署作出“是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的评价。这两次会议相隔6年，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深入发展，成为新时代十年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大亮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个重大问题形成认真思考。把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实践的执政诉求，为把农业国转变成为工业国不懈奋斗、形成“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呈现一条循序渐进的现代化建设历史轨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创造性地从现代化视角提出国家治理重大议题，以现代化为坐标研究和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思想认识升华的重大战略性成果，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历史大势、洞察时代走向的睿智，为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领域。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促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成熟成型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把这些历史性变革称之为“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一场改革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一场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一场人民广泛参与的深刻变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33页。。这四个“深刻变革”的论断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全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发展以制度体系构建为鲜明特征。自执掌全国政权开展治国理政起，党的制度建设的实践一以贯之，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规范性依据。然而，由于分散于各领域的制度缺乏体系性的配套设计，国家治理中制度的合力作用发挥受到一定的影响和限制。面对“啃硬骨头”“涉险滩”的艰巨任务，“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相联系，就是要实现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融为一体。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机整体，依赖国家制度体系才能合起来产生相辅相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