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激活社会”

作者简介：徐家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成丽姣，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两派学术分野，这些理论能揭示传统的社会建设权力生产逻辑，但却不能为新时代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以协商民主为独特优势的社会建设提供新方向。多地五社联动的实践发展路径表明，兼具活力与秩序的社区具有共性特征，即在党组织引领下，经由政府公共服务项目采购导入社会组织，联动专业社工、社会资源等多元要素入驻，激发社区内生活力的同时保障秩序，最终实现运行模式上的“殊途同归”。区别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下以限制和配合为特征的社会建设逻辑，服务激活社会强调党和政府尊重社会运作的客观规律，综合运用服务项目购买、社会组织培育、法治约束、价值激励等多种方式，实现在有序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的建设目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新格局。服务激活社会，这一五社联动驱动社会建设的运行模式，为当前党、政府、社会等主体复杂交织的社会建设格局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服务激活社会；五社联动；社会建设；城市治理；运行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3）02-0033-0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公益力量的兴起，社会建设的利益格局和协同机制都发生了系统性变化。客观来看，我国社会建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服从单一的国家治理逻辑，政府以强制力为后盾实施社会建设，这有效应对了复杂性社会问题，推动完善了社会建设领域的制度化布局，但是也造成了公众过度依赖政府、社会活力不足等问题。市场经济思维逐渐向社会领域渗透，整体性的社会结构逐步瓦解，社会大众开始追求个性和习惯市场规则，每个社会个体都面临着在变动的社会秩序中寻找定位的困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和社会自治。社会建设逐渐从边缘地位上升到政府基本职能，再到上升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

学界更多地从自主性社会生产的视角理解社会建设，主张市民社会自主发育基础上的社会自治和自主管理；政界则从社会治理的角度阐释社会建设，赋予社会建设更多政治属性和法治要求，由此造成政治干预是否应该存在的认知差异。社会建设不能与社会自治一概而论，社会建设是“社会”与“建设”及其内在张力的产物，其核心内容是调整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冯仕政：《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从连结到团结》，《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个人对自身事务的管理，也包括在尚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党和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或者称为社会治理。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特殊性，社会建设研究应遵循中国本土的社会内在规律，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根本前提，探索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设计路径。因此，一个以政党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基。活力与秩序并存的社会结构是国家和社会关系不断调适的产物。如何在新时期社会建设中实现多元主体协同与服务居民需求相统一的目标？如何在社会服务供给进程中激发居民的参与意识？作为问题回应和制度变迁的表现形式，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正是对这些问题做出理性回应的时代产物。从本质上看，多元主体协调利益关系是共识，问题还是在如何协调上。民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积极推动创新的五社联动的政策和实践，在满足社会需求、引导社会协同互动、完善治理网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意义，有效呈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建设体系在微观场域的有益成果。五社联动机制旨在提高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实现服务力量和服务资源的高度整合与高效配置，进一步推动共治共建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然而，现有研究都没有针对五社联动依托哪些具体运行模式有效促进社会建设的问题作出系统性和基础性的回答。本文尝试以全国多地五社联动的实践举措为研究对象，探究“五社联动”驱动社会建设的运行模式和实现路径。

二、文献回顾与概念提出

（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我国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两派学术理论分野。一类社会建设被认为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一类社会建设被视为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王名、李健：《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社会培育：社会建设的路径与现实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论框架 “行政吸纳政治”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5页。“行政吸纳服务”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报》， 2010年第1期。“体制吸纳问题”徐家良：《新组织形态与关系模式的创建——体制吸纳问题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以国家中心主义的角度阐述了国家和社会关系，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我国过去社会建设的内在逻辑。基于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张康之认为社会自治要求政府必须下放权力，为社会自治性组织提供更多的公共管理机会和自由度。张康之：《公共管理中的社会自治》，《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郁建兴提出基层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因地制宜、自主探索，寻找彰显自治活力、法治精神和德治正气的有效载体。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很显然，活力、创新是主题。然而，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教训启迪我们，依靠“自发秩序”，既不能实现社会内部的均衡，又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均衡。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以上两大分野在政党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生产后逐渐走向了融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引领整合了社会力量、市场主体等各类治理主体、资源和机制，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发展方式并存的新格局，给社会创造了很多社会自治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本文认为社会建设是以活力与有序为目标，建设政党主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事业。

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国家中心主义总是把国家放置在主导地位，社会依附于国家。行政吸纳社会理论主要指政府将社会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入行政结构，以实现某一层次上的精英整合，有着“限制”“功能替代”和“优先满足强者利益”等特征康晓光、韩恒：《行政吸纳社会——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7年第2期。。行政吸纳服务理论突出了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价值，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支持”与“配合”是主要特征。有学者指出实现“行政和治理”都有效的突破点是政府能够转变对良性社会秩序的认知和理念，更加注重形成一套现代社会多元利益协调和表达的长效机制。林闽钢：《超越“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困境——兼论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突破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市场经济、公益行业的快速发展，多元主体的加盟，一种新的以服务供给为载体的社会吸纳方式呈现了出来。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视角均没有解释清楚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实践——五社联动中出现的社会力量得以激活的事实。五社联动驱动社会建设的底层逻辑是以党建引领为主轴的服务激活社会模式，通过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把服务提供给社会成员，催化出社会精英为代表的自治主体，并引导其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完成国家和社会的联结。五社联动反映出我国局部社会建设的发展已逐渐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的高控制逻辑向政党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多元主体深度价值认同和各治理要素赋能的引导逻辑转变。

（二）概念提出

社区场域是社会的微观缩影，是社会建设最基础的单元。“五社联动”实践是在微观场域下阐述服务何以激活社会的重要体现。五社联动的运行模式——服务激活社会是指由政府启动服务项目发包，以政治身份、服务内涵等要素为激励吸纳能人参与社区建设，使其从既有的原子化社区秩序中分离，重新建立起附近的公共性联系，并心甘情愿调动自身资源为社区服务贡献力量，从而建立具有规范性和自主性的社区。服务激活社会强调了政党的牵引价值，并把政府视为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统筹者而非控制者，以社会服务为载体吸引慈善资源、社区志愿者、市场主体等多元治理要素凝聚，实现社会层面的精英整合。其中，党和政府尊重社会运作的客观规律，综合运用公共服务购买、自组织培育、法治约束、价值激励等多种方式，实现在有序基础上激活社会活力的建设目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新格局。

服务激活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在于通过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构建出秩序与活力并存的社会建设格局。这里所说的“服务”指的是社会服务资源或社会服务能力。具体到五社联动的情境中，则指的是由社区两委、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工、社区慈善力量开展的青少年保护、养老服务、自组织孵化、加装电梯等一系列社会服务项目，使得社会力量成为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承担者。而“激活”是指政府通过公共服务购买、社工师培育等手段激励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使其更好地实现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社会建设发展需要；也指党组织通过吸纳社会能人入党、动员社会参与等方式引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趋势。同时，意味着多元主体协同的社会秩序出现混沌时，政府和党组织是社会建设秩序的建构者，发挥着行政规制和政党支配的角色。因此，在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目标下，服务激活社会的实践过程可以被拆解为多元主体有效供给服务，建立起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建设格局的过程。本文也将从服务供给、活力激发和秩序建构三个维度对不同社区中服务激活社会的具体模式加以理解（见图1）。

在服务供给方面，一方面，基于社区异质性的资源禀赋和主体差异，社区两委或者社工在充分了解社区实地情况后因地制宜探索出契合居民需求、与当地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服务项目，并基于服务内容和服务目标发动社区社会组织、社区能人、社会慈善资源参与其中。如此，便形成了差异化的五社联动服务供给运行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建构“人民主体”和“法治”这一爱责共生的价值与制度秩序推动生成社会性和规范性并存的服务体系，形成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建设的理想格局。

就活力激发而言，社会建设还是要回归到调动五社主体在场的互动活力激活上来。服务激活社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导入政治价值认知趋同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在社区两委和社工相配合下以专业化的服务类别为带动，逐步建立起社区内生力量激活为目标的多方协同机制。社会成员高度原子化带来了人际关系疏松化、社会联结松散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找到“根在社区、衔接政府”的“社区领袖”成为社会建设的一大痛点。而特定人群帮扶、自组织孵化、加装电梯等一系列服务恰好给与了社会成员满足需求和弥合社会联结的机会。识别出有时间、有精力的能人，并引导其参与到社会组织、志愿服务进程中来。以人际关系网络资源为激励，是社会建设激活能人的重要策略。这一方式也能引领能人等群体主动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实现政策参与热情表达的同时，能人附着的商业资源、社会资源也能由此得到整合，进而激发社会建设的活力。

就秩序建构而言，服务激活社会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的价值共识和规则条件。在价值共识方面，“服务激活社会”通过服务实现行政与治理的双重有效，进而把党组织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精神融入到社会服务之中，激活党员的精神价值，实现以建立共有信念和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营造。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优势。通过党组织价值传递可以推动“人民主体”的价值精神与社会建设深度融合。一方面，利用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向社会价值渗入，在党的组织网络引领下赋予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政治信任和相应的权力，引导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社会公共性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党建引领，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习惯融入延伸至社会中的各个角落，拓宽社会组织、志愿团队、党员干部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平台，把党的价值优势真正转化为社会建设的行动惯性。在规则方面，五社联动政策的出台使政府成为五社联动行动的规制者，多元社会力量在政府的治理规则框架开展各项服务，这调适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荀子主张的“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白奚：《规范 教化 秩序——儒家礼治思想漫议》，《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通过礼法互补维护社会秩序的道理是一致的。社会规制能帮助提升社会力量的公信力，引导其充分认识到社会建设的规范化要求，对于实现法治秩序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