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收稿日期：2023-04-22

作者简介：薛天航，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后；肖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宁波市现代服务外包中心主任、启新特聘教授；许光建（通信作者），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长三角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编号：22CJY039）。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

摘要：数字化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投入服务化则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展开实证检验，分析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交互效应。研究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与数字化贸易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贸易时，这种促进作用被减弱；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分解发现，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最终品、转口贸易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率存在负向交互效应，但对直接出口的中间品、出口转内销的中间品增加值率存在正向交互效应；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有助于降低价格边际、提升数量边际，从而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关键词：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全球价值链；出口增加值率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3）05-00128-01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①。长期以来，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呈现出由“工业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趋势，即以制造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集中人才、物力将生产转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这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带来挑战，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只能从事于低端加工制造业出口，产业转型升级困难，进而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驱动不足以及逆全球化加剧等事件影响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低端产业生存空间缩小，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认为，贸易数字化是以信息通信等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数据或数据形式推动实体货物、服务和知识技术高效交换的新型贸易模式。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10期。贸易数字化不仅通过减少贸易中间环节、降低产品贸易成本、拓展消费边界等路径推动传统贸易提质增效，而且引领国际贸易规则变革，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可以说，贸易数字化为我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突破困境提供了新机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贸易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要求“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根据最新数据，2022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达2.5万亿元，5年时间累计增长78.6%。罗珊珊：《提升服务贸易还有大空间》，《人民日报》，2023年6月26日第5版。随着数字技术广泛渗入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服务的可贸易性得到极大增强，跨境电商等服务贸易新业态不断涌现。贸易数字化在推动传统贸易方式变革、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和地位愈加重要。

在此背景下，本文理论剖析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及其协同发展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同时展开实证检验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具体包括：（1）将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明确二者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2）厘清二者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交互效应以及投入不同服务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异质性影响；（3）从国内增加值率、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角度探讨二者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渠道。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回顾

在服务与货物、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背景下，服务化成为制造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早期文献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服务+产品”的形式改善企业文化、降低组织惰性、优化企业战略等，从而创造额外价值、改善企业绩效、Baines T. and Lightfoot H. W.， “Servitiz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Firm：Exploring the Operations Practices and Technologies that Deliver Advanced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vol. 34， no. 1（January 2014）， pp. 2-35.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李杨、闫蕾、章添香：《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基于国际贸易视角的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出口贸易中消耗的服务投入快速增长，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垂直效应和水平效应等机制提升了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复杂度，刘斌、魏倩、吕越、祝坤福：《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增加了企业产品附加值，Opresnik D. and Taisch M.， “The Value of Big Data in Servit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 165（July 2015）， pp. 174-184.从而对其参与更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产生积极影响。相关研究还发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交织程度不断加深，吕云龙、吕越：《制造业出口服务化与国际竞争力——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5期。如果对服务或货物贸易任意一种采取制裁或者设置壁垒，均会伤及另一种贸易。Ariu A.， Breinlich H.， Corcos G.， et al.，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Services and Goods Trade at the Firm-Leve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16（January 2019）， pp. 173-188.

贸易数字化方面的研究早期集中在互联网贸易与电子商务领域，研究认为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技术应用于国际贸易后显著降低了贸易的信息成本，促进了贸易增长。从作用机制来看，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技术通过削弱地理距离、提升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温珺、王健、尤宏兵：《电子商务能否促进外贸增长——来自我国的证据》，《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6期。等方式促进了国际分工水平的提升。施炳展、李建桐：《互联网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G20杭州峰会将数字经济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此后有关数字贸易的研究增多，但是关于数字贸易内涵的界定仍未统一。大多数研究认为，数字贸易促使传统实体货物、数字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与信息之间的高效交换是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并最终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新型贸易活动。一方面，数字贸易可以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有效增加其制造品的国内增加值的出口；何树全、赵静媛、张润琪：《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国际经贸探索》，2021年第11期。另一方面，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等方式降低数字贸易壁垒、促进数字贸易自由化，也可以大大促进服务贸易的增长。张亚瑛、刘晓辉：《数字贸易壁垒、区域贸易协定与服务出口增长——基于双边贸易的样本数据》，《商业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二）理论假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升加工贸易水平，提高出口附加值，扩大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3年第4期。。推进贸易数字化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深度融合对稳定我国进出口贸易、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相关文献的梳理来看，该领域的研究亟待补充完善。一方面，大多数文献集中于“数字化”或“服务化”的单个视角，缺少基于贸易数字化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协同视角的研究。贸易数字化首先影响且影响最深的领域是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业，单个视角研究很难准确揭示贸易数字化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总体影响。另一方面，现有文献缺乏行业、服务投入等异质性视角的分析，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途径及存在的短板尚未明确。事实上，贸易数字化在便利制造业服务贸易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进口替代”等问题，从而对我国出口和产业分工产生冲击。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厘清贸易数字化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协同作用及异质性影响，以此明确政策着力点，为贸易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其次引入贸易数字化变量，分析二者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交互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证分析。考虑以下简化模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某一制造业i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最终品部门，另一个是中间品生产部门，同时将服务视为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品投入。最终品生产需要资本、劳动和实物中间品（Mi）、服务投入品（Si）。刘会政、张靖祎、方森辉：《贸易数字化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据此，根据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可以得到服务投入占总中间投入品的比例（θi）：

（1）

θi刻画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程度，其中pi代表价格。从式（1）可以看出，θi由服务投入品价格（psi）与实物中间品的价格（pmi）之比决定，并且是psi/pmi的减函数，即psi/pmi越低，企业则更倾向于用服务投入来替代实物中间品。进一步地，建立价格加成率（μi）与psi/pmi的决定方程。结合链式求导法则，对μi求解关于pmi的导数并可以证明：

;（2）

最后，基于全球价值链决定模型，Kee H. L. and Tang H.，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6， no.5（June 2016）， pp. 1402-1436.邵朝对、苏丹妮、李坤望：《服务业开放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理论和中国证据》，《世界经济》，2020年第8期。可以得到：

（3）

DVA代表出口增加值率，用以衡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GVC）。EXP代表出口额，IMP代表进口额。μi是中间品价格的减函数，而服务投入品与中间品的价格比例（psi/pmi）、μi又与GVC存在正相关。据此，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1：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

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还可能在最终品、中间品生产和贸易过程中相互影响，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正负两方面交互效应。正向效应方面：从供给端来看，在大数据设施、信息和通讯技术等数字技术的有效支撑下，数字化与服务化融合程度的提升为企业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供给；从需求端来看，大数据为企业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制造业、服务业资源提供便利，企业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能够得到更加精准的匹配；从贸易视角看，数字技术与服务要素的紧密结合，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促进了贸易的便利化与自由化，拓展了进出口贸易边界。

负向效应方面：贸易数字化同样推动了进口贸易的增长，并由此带来“进口替代”问题，从而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方面，贸易数字化可能增加来料加工等低增加值中间品贸易的增长；另一方面，与数字化贸易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贸易，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直接使用进口中间品，而非使用本国服务投入来进行生产。Ma S.， Xu G. and Zhang H.， “Input Tariff Liberalisation and Servitisation in Manufactur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The World Economy， vol.42， no.12（August 2019）， pp. 3569-3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