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党建：概念界说、历程考察与核心向度

摘要：数字技术与政党建设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党建新实践和新形态，数字党建就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数字党建不是数字技术与党建工作的简单叠加，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赋能增权和交互融通。制度安排和技术嵌入协同推进，技术赋能、赋责、赋权互促共融，党建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紧密耦合是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向度。基于党建数字化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的嵌入、赋能与协同，数字党建逐步重塑了单纯基于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历经地方探索、局部发展和整体部署三个阶段，逐步成为助力政党治理现代化和确保党始终走在数字时代前列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但需始终明确，数字党建的核心要义不是“数字”而是“党建”。

关键词：党的建设；数字党建；大数据；中国式现代化；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3）06-0113-017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信息和数字技术的每一次阶段性变革都迫使传统政党形态为适应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主动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革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党建工作中，既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建工作改革创新的必然要求”。把握数字党建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趋势是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转化为党的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的战略选择。【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1版。】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内学界掀起了一波研究网络党建、党建信息化和“互联网+党建”的高潮，同时智慧党建、移动党建、大数据党建、云党建、5G党建、数字党建等概念均成为研究焦点。通过分析既有成果不难发现，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研究对象的相关概念、所属范畴和作用场域没有清晰界定并交互使用，存在技术本位分析党建数字化和数字党建的思想倾向。以“不同技术+党建”为表现形式的概念术语及“党建信息化”“党建数字化”“数字党建”概念间的理论意涵和内在关系如何厘清？党建数字化的发展契机、演进脉络和变迁动因是什么？数字党建的内在机理和实践路径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比较而言，国外将“数字党建”“党建数字化”等类似的学术表达更常称之为“数字政党”或“政党信息化”。国外学界研究政党信息化源于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党运用ICT s（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开展选举活动的关注和探讨。本文借助Web of Science筛选出与数字政党和政党信息化强相关的9个相关概念（参见表1），利用检索功能构造检索式TS=（party OR party-construction OR party-construction informatization OR Digitalization of Party Building）AND TI=（Network party building OR Internet party building OR Electronic party building OR Mobile party building OR Party building cloud OR Smart party building OR Big data party building OR Digital party building OR Party informatization）【TS、TI 分别指论文主题和论文题目。】经检索得到文献共计1221篇，【截至2023年5月9日，从http ： // www. Web of knowledge .com访问信息检索平台Web of Science的六个子库，包括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Arts&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等进行检索。】剔除重复文献27篇得到有效文献1194篇，得到的文献量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研究议题平均接近一万两千篇的研究成果相比，可深入研究的理论空间仍然较大。从所获文献的学术产出归属地来看，美国、中国、德国是发文数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其他国家主要分布在北欧、西欧和澳大利亚。从发文趋势来看，研究成果与一国数字和信息化发展程度、方针政策、政治思潮等要素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机构和作者在2017年后发文量陡然而增深受政策导向影响，党的十九大将“数字中国”建设正式写入党的文献，国家级数字科技战略正式按下“加速键”，发展数字技术成为高度优先发展的战略性选择。西方民粹主义所具有的反精英、反建制和媒体依赖性同数字时代的开放化、包容化和扁平化特征深度耦合，国外数字政党和政党信息化研究受到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政治思潮因素影响较大，发文量呈稳步上升状态。

综合来看，国外对政党信息化和数字政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党信息化和数字政党对政党政治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研究。新技术革命为世界政党政治革新增添了新动力，成为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变量。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部分国家出现了颠覆传统的新型数字政党，如北欧“海盗党”、西班牙“我们能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等，这些新型数字政党均成功占据国会众多议席。有研究认为数字政党的成功得益于创新了组织成员间新的隶属关系类别，是技术革命驱动下的政党转型发展典例和趋势。还有观点提出传统政党政治正面临着新型数字政党发起的挑战，因数字政党不受制于组织制度惰性且没有组织遗产所以更倾向于“破坏性创新”，【Raniolo F. & Tarditi  V. ， “Digital Revolution and Party Innov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ase”， Itali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Rivista Italiana Di Scienza Politica， Vol.50， Issue 2， 2020. pp.235-253.】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引发西方政党政治变革。【刘红凛：《技术革命驱动政党转型发展：历史逻辑与当代演绎》，《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第二，政党信息化和数字政党对政党自身建设的诉求与影响研究。有学者认为政党信息化改变了基于传统金字塔型组织结构的层级治理机制，【Paolo Gerbaudo，The Digital Party： Political Organisation and Online Democracy，Pluto Press， 2018，pp.25.】一方面党员招募和管理更加开源，趋向扁平化、灵活化和分散化，另一方面党内决策权进一步下放，通过开放的在线平台进行内部选举和政策决策进而实现执政或参政的价值目标，这有力地回应了选民要求完善政治参与方式和代表形式的政治诉求。【Kristof Jacobs， Niels Spierings. Social Media， Parties， and Political Inequalities. Cham：Palgrave Macmillan，2016， p.3.】还有观点认为政党信息化是政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反映了在“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中政党主动适应时代要求转型发展谋求新生的自身变革。【刘红凛：《从政党变革到政党转型发展：分析视角与判断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三，政党信息化和数字政党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研究。政党的第一目标就是掌握国家权力，或者对国家权力的运行过程施加影响。【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权力形成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选举的形式完成授权，有研究提出技术赋能政党竞选对代议制民主起到了补充作用，带来了新的政治参与方式。还有观点认为政党信息化不仅是竞选的“劝票工具”，成为了西方政党选举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正如特朗普在竞选中雇佣“剑桥分析”利用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高度定制符合个人的竞选策略实现选举胜利，这印证了技术赋能政党竞选正在改变政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产生。

当前，国内学界对数字党建概念尚未形成共识，在作用对象、适用场景上也存在差异，作为尚在发展中的概念术语，数字党建的研究对象呈现出动态演化的阶段性特征。研究之初以“网络党建”为对象，从功能维度探讨网络党建在民主建设【刘长发：《试论网络党建的民主功能》，《求实》，2010年第1期。】、思想建设【闫艳红，戴海东：《基于信息论的网络党建工作研究——立足思想建设的维度》，《中国出版》，2016年第17期。】等领域的创新发展，聚焦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任军利：《网络时代服务型政党建设的思考》，《求实》，2014年第4期。】、网络党建工作机制【张兆文：《新媒体视域下高校理工科学生党建创新工作机制研究》，《教育评论》，2015第7期。】以及党员教育专题网站建设【王世谊：《论“网络党建”——党员先进性教育网站建设构想》，《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等主题。直至“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学界对数字党建的认识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一阶段以“不同技术+党建”为表现形式的新概念、新模式为研究对象，有学者对中外政党信息化的异同之处进行比较分析【刘红凛：《党建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与“互联网+党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还有研究专门考察物联网在数字党建场景中的应用【金江军：《智慧党建》，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版，第118页。】以及区块链技术与党务管理工作相结合【陈蕾，周艳秋：《区块链发展态势、安全风险防范与顶层制度设计》，《改革》，2020年第6期。】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之后党建数字化转型成为理论研究的新动向。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微观探讨也有宏观理论，微观上有研究从“供给—需求”的角度分析作为技术中介的党务工作者应该如何提升数字党务专业技能，还有学者从宏观理论上思考数字党建的理论渊源，分析其与党建理论、数字治理理论之间的相关性，【王少泉：《数字党建：理论渊源与现实推进》，《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从推进传统基层党建方式变革的思维理念出发，【王保彦：《“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的多维解析》，《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第3期。】强调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贯穿到党的领导全过程多方面【袁家军：《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努力打造“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2021年2月18日.http：//zj.people.com.cn/BIG5/n2/2021/0218/c186327-34581828.html。】。在研究方式上，文本与个案剖析是主要呈现方式，比如怀柔区如何充分利用微信体系进行流动党员管理，【孙建杰、杜建华、郭小东等：《微信体系打开流动党员管理工作新局面——怀柔区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前线》，2017年第4期。】贵阳市“党建红云”怎样发挥大数据引领党建作用等，【张勇：《“党建红云”大数据引领大党建》，《贵阳日报》，2016年8月12日第5版。】量化研究还有待突破。在研究内容上，涵盖了数字党建理论渊源、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诸多方面。有研究从主要表现、形成原因和应对策略分析数字党建所面临的数字化困境，回答了基层党建数字化建设质量达不到预期的原因，【刘锋：《数字党建助推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讨》，《领导科学》，2022年第3期。】认为既有研究对数字党建的学理性认识不足。纵观当前数字党建研究趋势，围绕“数字党建”这一主题，理论和实践、理论和政策的互动持续而显著。中央相关政策及各地方政策研究口径明显影响数字党建和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对象，同样数字党建技术迭代深化也对政策规划有明显反作用，二者互动持续且显著，反映出数字党建研究由“工具”到“制度”、从“附件”到“本体”的进化态势。学界关于数字党建研究对象具体表述存在差异，但主旨基本围绕信息和数字技术赋能党的建设展开，通过理论分析、实践归纳和个案剖析从不同维度对数字党建作出考察，探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如何与数字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若干问题。从既有文献来看，数字党建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传统党建理论面向数字党建和党建数字化转型实践缺乏足够的理论解释力，实践指导性较弱，数字化过程的技术专业性进一步阻碍了数字党建向深层理论化发展，研究更需要着眼于数字党建本体，需要立足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方位寻求理论支撑和实践对策。同时，数字党建研究倾向工具化认识和实践性解读，元理论挖掘力量不足导致部分研究视野局限于具体党建事务，研究思路局限于党建学科，这容易导致理论建设与具体实践契合度不够以及单纯技术化倾向等问题。据此，本文拟从概念界说、历程演进和核心向度三个方面厘清数字党建内涵，梳理发展历程并透视内在机理，回答数字党建因何发展、何以发展、如何发展等问题，以期为今后开展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二、概念界说：从三对概念范畴辨析数字党建内涵

可能由于数字党建尚未成为传统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党建数字化过程较为枯燥专业性较强的缘故，研究者更加注重结果而不自觉地忽略了过程，导致“党建数字化”概念早在本世纪初就被提及【杨元红、肖坚德、林映群：《二级学院党务工作数字化管理的应用及对策》，《现代计算机》，2002年第11期。】却波澜不惊，被认为是一种“推断性的理念”【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数字化生存》20周年中文纪念版专序”。】。透视党建信息化到数字党建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能否理解不同概念间的区别与联系是洞悉党建数字化转型内在机理的关键所在。不断涌现的概念术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概念边界模糊、主体指涉不明的问题，阻碍了数字党建理论发展和研究实践。因此，厘清不同概念间的内涵对深化认识和把握党建数字化转型规律，研判数字化与党的建设深度融合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党建信息化”与“党建数字化”的区别

学术界对“党建信息化”与“党建数字化”的认识并未统一，常作为同义词交互使用，尚未作出严格区分。一方面，数字时代是后信息化时代，二者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且长期共存。严格区分时间界限容易出现“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盲目数字化倾向。另一方面，技术赋能党的建设究竟是“数字技术”还是“信息技术”没有明确，这大致存在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并无本质不同，区别只是技术本身的迭代升级和重新组合，如“数字技术是由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现已发展成技术生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李策划：《数字生产方式变革视角下经济关系重塑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2期。】第二类观点认为数字技术重新界定了信息技术，颠覆了信息技术的传统发展模式，如“数字技术是信息技术的巨大历史性进步，它充分释放了信息的生成、汇聚和分享潜能，使人类快速摆脱了信息饥渴的历史状态，发挥了信息大规模分享、传输、汇聚和高层次应用的巨大效用，短时期内促成了互联网生态的崛起和繁荣，这些都得益于信息资源数据化后的大规模分享。”【梅夏英：《数据交易的法律范畴界定与实现路径》，《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6期。】第三类观点认为数字技术是一个“大技术”概念，【张锐昕：《中国数字政府的核心议题与价值评析》，《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6期。】泛指治理技术或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手段。【黄璜：《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治理研究》，2020年第3期。】这三类概念界定的出发点是基于人们对技术概念元单位的抽象认识，如“数字”之于“数字技术”，“信息”之于“信息技术”。本文更倾向于第三类观点，党建数字化的逻辑前提和核心要义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助力政党治理现代化和助推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价值依归，以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建设目标为指向。按照萨托利的划分，不同于西方政治场域中的“部分的政党”思维，在中国情境中更合乎“整体的政党”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8页。】从顶层设计来看，党通过党组织联接国家与社会，以“嵌入式治理”的方式形塑“国家－政党－社会”三元结构的权力空间，“国家－政党”涉及国家领导体制问题，“政党－社会”涉及人民对党的认同和信赖问题，【林尚立、赵宇峰：《政治建设的中国范式：论党建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这两类矛盾在相互联系中互相区别，涉及三类范畴：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建设）、党对政府的有效组织（治理能力）、党对社会的有效治理（社会建设）。【叶敏：《政党组织社会：中国式社会治理创新之道》，《探索》，2018年第4期。】进入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党在介入政治生活并为获取或维护国家政权、行使政治权力和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作用时更加有赖于技术赋能党的建设，以此实现数字党建从“事”到“制”再到“治”的转变，实现顶层设计与技术势能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