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

摘要：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相应文化形态的价值引领。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共富基因，但因受到小农经济基础和封建等级制度束缚，这些基因在传统社会难以转化为共富的现实。近代西方现代性开启了通过现代化建设来谋求国富民强的历史进程，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固有矛盾不但无法带来共富前景，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共同富裕从理想愿景走向现实的科学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践行者，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真正开辟了通往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价值立场、理想境界和精神谱系上实现了对中西文化共富观的时代超越。

关键词：共同富裕;文化逻辑;传统文化;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2-0024-008

作为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理想诉求，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经济基石和政治保障，也离不开相应文化形态的价值引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马克思主义作为影响中国社会变革的最主要文化形态，共同启迪和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但因为它们倡导的价值导向和制度诉求各不相同，所以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新时代，只有立足中国的国情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导向，充分激发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髓，批判鉴别西方现代性的利弊得失，才能构筑起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文化之基。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富基因及其成长困境

作为影响中华民族整体性格和价值取向的原初规则，中国传统文化在千百年的传承中，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模式和精神境界。在其中，包含了不少共同富裕的文化基因。

一是富民为始的治国之道。共同富裕的精髓在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与中国悠久的民生传统一脉相承。早在商周时期，《尚书》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主张，①强调民众是国家稳固的根基，而君王善政的关键在于滋养人民、使人民富裕。对于如何养民、富民，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主张，何晏：《论语集解校释》，高华平校点，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即统治者应顺应民情民意来进行有利于人民福祉的生产活动。孟子也基于“仁政”，进一步提出了“制民恒产”的主张，强调物质生产资料对于保障民生的重要性。同时，孟子还认为，“民可使富”的关键就在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他不但警示封建君主要轻徭薄赋，而且甚至提出“耕者，助而不税”的免赋主张。焦循：《孟子正义》，陈居渊编，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975、1860页。此外，传统民生思想不仅限于物质层面，还非常注重精神层面。孔子有“先富后教”的主张，认为在物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应该通过教育来大力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建立在人民穷困潦倒基础上的道德说教则是空洞无力的。这已在朴素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辩证关系，即管子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刘绩：《管子补注》，姜涛校点，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73页。。

二是均平扶弱的损益之道。均平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如何缓解贫富分化、维系社会稳定的方案设计，因而，也最直接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共富的朴素体认。对此，先秦诸子均有阐发。晏子提出了“权有无，均贫富”“取财于富有者，以调剂贫乏者”的主张;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梁运华校点，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8页。老子有过“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哲思;《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唐子恒校点，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孔子发出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警示，规划了“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理想;何晏：《论语集解校释》，高华平校点，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管子把“贫富之不齐”视为国家“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的根源，认为君王治世的最高境界应是“安高在于同利”。刘绩：《管子补注》，姜涛校点，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36页。均平思想自先秦诸子阐发后，对利益分配“公正均平”的价值期待，便经过长期的历史浸染，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深刻情愫和共同心态，也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向和分配方式。从统治者治国取向的层面来看，历代施政者为巩固统治地位所推行的政策，如汉代剥夺富商的“告缗令”、北宋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和张载的“井地治天下”等，都是以均平理念为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的。从底层民众基本诉求的层面来看，历代农民起义的战斗口号如“苟富贵、勿相忘”“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等，也都反映了民众对均平传统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共鸣。即便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无论是康有为欲“行大同之法”使“农民之得均养”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的大同构想，还是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的事实最紧要的就是均贫富”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72页。等，也都与均平传统有着天然的文化渊源。可以说，均平传统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赋予了坚实的文化底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均平观并不是长期以来不少人所认为的“平均主义”，虽然，在具体历史实践中，它确实与小农意识结合而被农民起义窄化为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均贫富”，但从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原初意义上看，均平思想“本质上是一种通过调节均衡以达到人们按其身份享受应有的相对公平待遇的中正和谐思想”李桂宗：《从“调均”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智慧与和谐理念。这对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提供了不少有益鉴戒：既要重视均衡发展，践行公平正义，也要承认不同社会主体在财富水平上的合理差异。借用董仲舒的话说，均平应当是“制人道而差上下”。

三是重义兼利的索取之道。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满足人民利益需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涉及人们如何对待利益的态度问题，比如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是否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如何看待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理性认知，而形成了用以调节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价值准则和伦理规范。在道德与功利的关系上，儒家义利观一方面承认求利是人的本性欲望，如孔子肯定“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何晏：《论语集解校释》，高华平校点，辽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孟子认为“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焦循：《孟子正义》，陈居渊编，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1页。;另一方面也强调追求利益必须秉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取利”的总体原则，也就是要做孔子所说的“喻于义”的君子，在面对利益时，必须是“义然后取”，并且“以其道得之”。在公利与私利的关系上，推崇一种先公后私，以公为重、兼以私利的道德秩序，孟子提出“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焦循：《孟子正义》，陈居渊编，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2页。，就是强调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要有“天下”意识和社会担当。这实际上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为上、集体优先的伦理特质，即强调个人利益的获取应以国家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可见，儒家义利观所强调的“天下为公”的伦理原则，不仅与现代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理想殊途同归，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扎根中国的文化基础，其强调的“正其谊以谋其利”的德性主义价值观，也是矫正当前市场经济下部分人士唯利是图等道德滑坡倾向的重要文化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包含了丰富的共富基因，但由于其本身是在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产生，所以不可避免地混杂了诸多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共富基因的成长和转化。例如，由专制主义制度框架与集权思维所决定，无论是“富民”主张，还是“均平”方案，都难以摆脱“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88页。的价值立场，导致封建社会的贫富不均问题无法解决，人人温饱的朴素共富愿望也不可能实现。同样，儒家义利思想也出于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需要，在与封建意识形态的结合中，逐渐演变为“义利对立”“贵义贱利”的伦理价值观。长期以来，这种缺乏竞争意识、不讲致富求强之术，而一味追求安定和谐、礼治天下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压抑了民众的经济活力，致使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的动力不足，无法为共同富裕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良莠并存的综合体。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根脉，不仅定义了中国人的过去，也积淀于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观念之中，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未来走向。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共同致富道路的百年历程，既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优秀共富基因的激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干扰，一度陷入“大锅饭”“穷过渡”的波折。因此，在新时代，对共同富裕探索的当务之急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研究分辨工作，将其合理内核提升为繁荣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有益养料，同时，着眼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需求，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择善明用”，“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使其共富基因有效地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文化动力。

二、西方现代性的勃兴及其对共富理想的背离

15-18世纪，当中国社会还在农耕文明指引下不懈探索之时，西方国家已经历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变革，率先进入以工业文明为特质的现代社会，并竭力以西方现代性为蓝本，推动资本主义文明向全世界的蔓延和扩张。

西方现代性在生成之初，其直接形式主要表现为启蒙精神对宗教世界的审判以及现代世俗生活的开启。在这一世俗化的过程中，启蒙精神所蕴含的主体理性原则是启蒙思想家力图颠覆宗教礼法、实施现代性方案的思想武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思想解放效应。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暗含着“一个方案”和“一个许诺”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在这个方案和许诺中，人们相信理性将是促使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认为随着科学支配自然能力的提升，人们既从农耕文明下物质匮乏和自然灾害的生存限制中获得解放，也从神话、宗教、迷信的蒙昧无知状态中得以解脱，从而，人类历史将驶入不断进步的现代理想社会。可见，启蒙理性开启了现代发展的先声，并设想和允诺了现代文明的理想形态。这一理想形态既是生产方式层面的一次变革，也是对人类社会价值理念的根本重构，具有较强的共富指向：一方面，它随着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生产工具的更新，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理性化，将创造出传统自然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巨大财富，为共富目标提供丰厚的物质储备;另一方面，启蒙理性还挑战人类精神秩序，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使自由和平等理念成为重塑“现代人”精神气质和生存样式的基本内涵，为共富前景钩织出理想的主体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启蒙理性的背后，真正为现代文明奠定基础并为其制定方向的是资本逻辑。马克思曾充分肯定了资本对于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奠基意义：“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在这个由资本塑造的“新时代”中，资产阶级不仅“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同时，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6页。由启蒙理性和资本逻辑共同导演和筹划的西方现代性方案，虽然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繁荣丰富的物质文明，但随着资本逐利欲望的无限释放，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却逐渐与启蒙理性所允诺的共富理想发生背离，暴露出诸多自身不能克服的弊端，愈发走向历史进步的反面。

一是严重的社会撕裂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在促进生产效率和创造财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文明从其本质而言，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无尽剥削。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剥削关系中，“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而作为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4页。虽然，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在反思与改良中，试图以高福利政策来缓解两极分化趋势，并宣称能够实现“全民富裕”，但这种高福利只是为了进一步把工人培养成满足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消费者，从而推动下一轮剩余价值的快速生产。根植于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矛盾没有也不可能破除，两极分化也只能不断扩大。

二是极度的精神贫困与价值失落。随着资本生产的进一步组织化、制度化，现代性原初意义上的启蒙与革命意义，便在资本逻辑的不断吞噬中，逐渐窄化为以满足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曾将这一蜕变描述为：“数学成了启蒙精神的准则”“任何不符合算计与使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正是由于讲求“算计”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和人文因素的全面掩盖，就不可避免地使本应处于主体地位的人陷入了精神荒芜、道德沦丧与信仰缺失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正是由工具理性统治下“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决定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8页。。这也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拜物教统治下人的异化状态，即在资本主义“纯粹的金钱关系”中所呈现的一个充斥着利己拜金、物欲横流、享乐主义横行的贫瘠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