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基本逻辑、动力机制与风险应对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受到“使命型政党”类型化特征的影响和制约，具备内在的规定性和运行逻辑。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对象，也塑造了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征，为研究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分析框架。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的形成和建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和组织品格同样存在淡化或衰退的风险。为有效应对这种风险，中国共产党应该通过不断强化政党使命的牵引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高质量的人民民主以及提升自我革命的制度化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基本逻辑;风险;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3-0080-009

作为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百年风雨。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生机与活力，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关键因素。自我革命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但无疑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成为党的核心组织品格和关键标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所强调的：“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面向未来，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强化自我革命的政党品格，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以及“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政党研究话语体系中的“自我革命”：基本内涵及其特殊价值

从实践来看，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党都会在运行中对自身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和完善，以此来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增强政党适应性。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政党一定是具有较强适应性的政党。所谓的“政党适应性”（Party Adaptation）指的是政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政党适应性体现了一个政党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变化，有效汲取外部资源和支持，而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以及政党纲领更新的自主性和灵活性。Katrina Burgess， Steven Levitsky.“Organization and Labor-Based Party Adapt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gentine Peronism In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WTBZ Vol.54 ，No.1（2001）：27-56.具体来说，政党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外适应”和“内适应”。“外适应”强调的是政党根据需要随时保持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与反应力。而“内适应”强调的是政党能够协调内部组织成员的活动目的，消除内部分歧和矛盾，使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以维持组织系统的正常运转。聂平平、武建强：《西方政党适应性问题理论述评》，《新视野》，2010年第4期。对于政党通过自我调整和完善来提高适应性的过程，学术界往往使用“政党变革”王韶兴：《政党政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政党调试”刘红凛：《法国社会党胜选的三维理论分析——从民情民意、结盟策略到政党调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政党更新”艾明江：《信息技术与政党革新：国民党在新媒体时代的举措与挑战》，《台湾研究》，2016年第5期。或“政党转型”马宝成、谭学良：《政党转型国际观察与思考》，《人民论坛》，2015年第8期（中）。等概念进行描述。

当前，“自我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尽管“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科学分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或组织特征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但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同样反映了政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本质上来讲，自我革命也是政党为提高组织适应性而对自身进行的某些调整与完善。但基于“革命”诉求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有着特殊的价值导向和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中的常见概念，狭义的“革命”指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推动社会“质变”和权力更迭的政治革命。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当前，我们更多的是在广义上使用“革命”这一概念，用来描述特定事物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所产生的颠覆性变化。这种颠覆性变化指的是事物内在结构，以及发展态势的根本性、彻底性转变。正是因为具备彻底性或根本性的特征，所以“革命”不同于在维持现状基础上对旧事物进行细节性修补和完善的“改良”或“革新”。从哲学意义上讲，自我革命的本质是“主体在主动意义上和自觉意义上的自我扬弃，即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曲青山：《曲青山党史论集》（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1页。对政党来说，“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自我革命的对象是组织自身，而不是外部环境或其他客体，具有鲜明的主动性和自我指向性;二是自我革命不是对政党自身进行细节性的调整和完善，而是在扬弃基础上对自身进行的深层次和系统性重塑，是“破旧”与“立新”相结合的过程;三是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手段往往具有更为强大的震慑力和压迫性，并不仅仅是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斗争”的态势会贯穿于政党自我革命的全过程。总之，政党“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不论是其价值导向、实现的方式，还是其对于政党影响的广度、深度和时间跨度都与“政党调试”“政党更新”“政党转型”等概念有着本质区别。正是因为自我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能否有效推进自我革命就成为评判政党品质或政党能力的核心指标。

二、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展开

对政党来说，“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的产生并不是任意的或随机的，而是具有特定规律和明确边界，受制于革命主体的基本状态或运行逻辑。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应该首先充分考虑政党在类型化上的特殊性，明确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边界。

（一）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逻辑框架

立足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例如学习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和创新型政党等。党的十九大以来，“使命型政党”成为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基本类型的最新概括。之所以能把中国共产党界定为“使命型政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是基于特定的政治使命而诞生的;二是，政党使命贯穿于政党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不仅塑造了政党运行的基本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也是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党使命”不同于一般性的政党目标或任务，而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形成的，对国家、社会以及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描述或界定，承载着特定的政党价值。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二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实践中，政党使命又可以分解为若干具体的战略和目标，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战略性和实践性。鉴于政党类型化特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自然是围绕政党使命现实的需要来展开的。从根本上来看，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价值导向、根本动力和核心目标，为研究和分析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

此外，使命型政党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价值标签，需要多层次、系统化的组织特征与之配套。同时，不同组织特征对于使命型政党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依据这种差异性，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根本组织特征自然就是党始终具备并坚守着鲜明的政党使命。而基本组织特征则是由根本组织特征衍生而来，并与根本组织特征一起确保政党类型的稳定性。具体来说，基本组织特征主要包括：以人民为导向的执政价值，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确保党的集中和统一;具备科学完善的领导体制，能够实现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具备严密的组织体系，并确保自身组织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严格的党内纪律和政治生活等。此外，为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命型政党还会在实践中形成一些更为“次级”的组织特征，即“具体组织特征”。使命型政党正是依靠具体组织特征与微观社会进行沟通和互动，确保党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领导力。从构成来看，具体组织特征涉及使命型政党运行和活动的方方面面。例如，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发展党员的具体标准与流程以及加强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等。在政党运行中，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有机结合、相互作用，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整体组织特征，建构起鲜明的政党形象。从政党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使命型政党整体组织特征的建构进一步决定了政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明确了政党自我革命的主要对象，构成了政党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边界。

（二）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的具体内涵和内在规定性

从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大凡以“革命”为主要诉求的政党，都有进行自我革命的某些尝试或行动。何毅亭：《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学习时报》，2017年7月24日第A1版。尽管这些尝试和行动具有自我革命的色彩，但并不意味着政党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的展开在根本上受制于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党对于自我革命不仅具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和行动力，而且在自我革命的系统性、深刻性和持续性上都有质的突破，这无疑是其他类型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只有使命型政党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从使命型政党的角度来看，“自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为确保政党使命的顺利实现，不断强化和巩固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而对自身进行的深层次变革或重大调整。同时，自身的类型化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规定性。

第一，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建构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革命理论，以系统化地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主要诉求。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党使命具备天然的革命性特征。为推动政党使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就必然要以革命的立场来对待客观世界，以推动社会革命为主要价值导向和核心任务。为适应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共产党人也就自然要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来改造主观世界，把自身锻造成为能够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组织，为政党使命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撑和主体保障，实现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这也就赋予了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根本动力。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和价值追求，也是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内在激励。唐皇凤、任婷婷：《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总之，对政党使命的执着追求与推动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使得中国共产党具备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形成了推动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

第二，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利益代表性上的特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始终明确和坚守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摒弃了政党自身的特殊利益或内部狭隘的集团化利益，在党与人民、国家和民族之间建构起一种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实现了根本利益诉求的内在一致。也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利益一致性，使命型政党才能始终秉持人民立场，着眼于实现政党使命的现实需要，有效摆脱各种具体利益的束缚或干扰，更好地面对和解决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90页。可以说，与人民、国家和民族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为使命型政党进行彻底而有效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