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出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从这一理论范式的思维视窗、理解系统和科学方法出发，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的宏观样态，包括“管控-管理-治理”的社会治理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轴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呈现出以建设“美好社会”为总目标、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以“法治”为轨道、以“数字科技”为动能、普惠中国且辐射全球的宏伟蓝图。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3-0089-0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理论贡献。那么，如何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及其重大意义？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方面的社会治理，又如何呈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和科学内涵？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旗帜指引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和实践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本文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为起点，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鲜明特色进行分析，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走向进行学理与实践相结合的前瞻和预判。

一、作为理论范式的“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通常用来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理论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表达，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回望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而做出的理论凝练，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和发展了现代化的理论范式。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基于纯粹理性的推演而得到的概念，而是一个经过历史考验和实践证明的概念，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理性刻画。

现代化体现了人类社会不断摆脱落后状态的持续进步。于沛：《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15日第6版。罗荣渠从世界历史出发，指出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金耀基也认为现代化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环绕在工业化的主轴上所产生经济的与非经济因素的互动过程。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如果我们把现代化概念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镜像来看，它就呈现为一个经济和技术上落后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至于什么样的水平是属于“现代”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概念，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获得了更新。中国现代化经验现象的发展，远快过中国现代化的概念与理论的讨论和建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是救亡图存的“现代化”尝试。“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蔡元培教育论著选》，高平叔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页。在那个仓皇落魄的年代，现代化就是救亡图存，而“西化”是必经之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现代化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确立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权根基。但是，具备了现代化的前提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一帆风顺地走向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在政治和公共话语中，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或物质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的“四个现代化”战略部署是我国自主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之家”，即到20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这是一个“量”的标准，与当时流行的“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相合拍，其提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3000美元以上的现代化指标。关于“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是否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a Inkeles）提出的，学界存在争议。参见谢立中：《关于所谓“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几点讨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此外，中国学者对现代化指标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参见陈友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以小康社会为指标的现代化显然赶不上这一标准，这也是基于中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得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就展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动力而不断为小康社会所奋斗的壮阔图景。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蕴含着现代化转型的历史逻辑，意味着量化的现代化指标要开始走向“质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浮出水面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构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紧接着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均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放在重要位置来论述。这些顶层设计表明，新时代中国将“四个现代化”拓展为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意味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展开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样态得以成熟，也意味着科学解释和论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得以确立。

我们把历史画卷铺展开来，看到的是“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更迭演进。现代化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解释类型和实践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现代化探索对中国而言只是意识层面的现代化启蒙，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则更加注重物质层面硬实力的建设，直到结合现代化普遍逻辑和中国现实国情确立“全面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指标后，现代化有了更明确的奋斗目标。新时代所开启的“全面现代化”，才最终把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道路、实践、理论上升凝练为“中国式现代化”。它所涵摄的已不再是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化，而是有了更加深厚、更加全面的发展内涵，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走上了不断超越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在理论上也具有了范式变革的意味。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科学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顺应中国现代化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窗、理解系统和话语体系，从而构成了新的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为坐标，以“西方中心论”为依据。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便自然成为“现代化”概念的初始标记。为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进程，梅因、涂尔干、滕尼斯、韦伯等19世纪欧洲社会理论家创立了诸如“身份和契约”“机械连带和有机连带”“共同社区和法理社区”“魅力型、官僚型与法理型权威”等一系列概念，把“西方式现代化”这一历史的“表象”作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本质”来看待和证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十四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迈向全面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成就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理论，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实现了从资本逻辑向人的逻辑的转换。西方式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作为推动社会生产的根本动力，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资本的运行逻辑统摄社会运行的逻辑。欧阳康：《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哪里》，《光明日报》，2021年7月19日第6版。资本成为自在的最高东西和自为的合理东西，所有的其他事物、关系、价值都必须依附资本而取得正当性、合理性、有用性，“钱”剥夺了整个世界的价值而成为唯一价值。郭晔：《〈共产党宣言〉法理探秘》，《法律科学》，2021年第2期。“中国式现代化”把“人”视为历史的创造者，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逻辑成为社会运行的总逻辑。人的逻辑在经济领域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阻止了资本“无限增殖”的野心，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借助政府作用来避免经济危机、缓解社会矛盾、平衡区域发展、消灭绝对贫困，真正让“资本”为“人”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又进一步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其次实现了从纯粹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守望回归。西方式现代化以“形式理性”或曰“工具理性”为其精神实质。按照韦伯的观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由价值理性、实质理性向工具理性、形式理性转变的过程。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社会整体走向工具理性的最终后果是单向度的物质文明，以及与之相应的“单向度的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在工具理性高度发展基础上对价值理性的守护，实现了现代化在“量”和“质”上的双向奔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价值理性的回归改变了人的理想形态，褪去了原子式个人的光环，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也创造出一种追求美好生活境界的现代生活方式。例如，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下，作为现代政治理性的民主突破了票决民主的“形式民主”僵局，成为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的“全过程民主”;作为现代理性产物的法治打破了“形式法治”的幻梦，展现为良法善治的“法理型法治”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包容型社会秩序;作为现代程序理性的算法规则消除了“形式逻辑”的思维定势，为社会秩序输入了以科学、人本、公正、宽容、共治的智慧指令。

“中国式现代化”再次实现了从“主体-客体”到“共同体”的关系变革。西方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奉行的是“主体-客体”原则，表现为“人是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产权至上”的“利己主义”、“文明扩张”的“殖民主义”。“主体-客体”的关系原则所指向的是“以单向压制为前提的外在共存”，而“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以双向沟通为前提的内在相生”。换言之，“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中国哲学原理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气质。“中国式现代化”跳出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增长模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破译了“人权即是产权”的法理倒置，把“产权”置入“人权”概念之中，建设以生存权发展权为基座、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数字权利为主体、以幸福生活为目标的“权利大家庭”;打破“强者必霸”外交惯性，强调发展自己和造福世界相统一、中华文明与全球文明相交融、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相统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在实践上把被动的现代化转变为主动的现代化，努力克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持续产生的贫富分化、社会撕裂、道德沦落、环境污染、战争不断等弊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垄断，它不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上的添砖加瓦，而是在逻辑、理念、模式、话语上的真正的范式转换。“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又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崭新形态和广阔空间，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有机统一。姜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和重大意义——深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创造”的重大论断》，《财贸经济》，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