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

高度严密的组织性是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之一，中共四大以后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中共四大对妇女运动的议决案明确了党的妇女运动的原则，规定了党的妇女运动的策略，提出了发展党的妇女运动的入手办法，是国民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指针。中共四大以后的妇女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党对各地公开的妇女团体的实际领导权是通过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工作才实际取得的。就国民革命时期妇女运动而言，中共四大之后逐渐健全起来的党的妇女工作专门机关是领导核心，党领导的女工、女学生运动是主力，与国民党展开党内合作是助力，而广大共产党员在各地妇女团体中的积极活动，使之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 统一战线  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 各界妇女联合会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1-0022-08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高度严密的组织性是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之一，中共四大以后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1925年1月11日到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国共合作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明确回答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根据形势和任务，中共四大通过了11份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就是其中之一。

一、妇女运动原则、策略与方法的确立

中共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以下简称《议决案》）首先明确党的妇女运动的原则：

一是“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但同时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

二是“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因此，本党当努力在一般妇女运动中说明此种关系。”

三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要素。”

其次，《议决案》规定了党的妇女运动的策略：

第一，对于贵族妇女运动，“我们对她们一方应指正其错误，一方应与以解放的同情和赞助”。

第二，对于教会妇女运动，“我们应为促醒其觉悟计，予以严重而又诚恳的批评”。

第三，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我们妇女同志除努力参加外更应切实指导这种工作使之日趋于革命化”。

第四，对于劳动妇女运动，“我们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

再次，《议决案》提出了发展党的妇女运动的三项入手办法：

一是“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

二是“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

三是“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妇女党员关于妇女运动之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

《议决案》认为：“一般妇女运动是公开的运动，故非另有公开团体不能与妇女群众发生直接关系。”依现在社会状况，本党妇女部有国民党妇女部、无党的妇女团体之组织这两种团体“可以居中活动”，“至于各地工农妇女运动应与本党各地工农部协商进行”。

《议决案》最后要求：“本党应有一妇女定期刊物之筹办。……此外，在本党各种机关报上亦应为妇女运动作宣传文字和理论解释。在各种妇女群众集会中应注重口头宣传的广大作用。并且在民族运动阶级争斗整个历程中，我们应努力指明无谓的男女界限的争执足以妨碍妇女运动与民族运动劳动运动的密切关联。”

二、健全党的妇女工作专门机关，

独立开展女工、女学生运动

（一）健全党的各级妇女工作专门机关。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妇女运动，1922年中共二大就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接受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关于各国共产党创立妇女部的决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这种决议”。会后，党中央成立了妇女部，候补中央委员向警予任第一任部长。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警予为大会起草《妇女运动决议案》，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同时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地方党组织的层级，中共四大之前，缪伯英担任过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时，她与何孟雄等人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不过，党在地方党组织的层级设立妇女部不是普遍现象。

从中共四大闭幕到五卅运动结束，中共中央及各地党组织设立的妇女组织机构有：1925 年5月，中共中央局进行调整，同时设立中共中央妇女部，增选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向警予任主任。

在党的地方组织层级：1925年3月，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成立，邓颖超任部长。

同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缪伯英任主任。与此同时，缪伯英又担任湖南团省委执委会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兼管宣传工作。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后，缪伯英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北伐军挥戈出师后，在湖南与吴佩孚军阀部队鏖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1925年8月，中共上海区委执行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陈比难任书记。

8月7日，邓颖超到达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东征军克复潮汕后，邓颖超负责妇女运动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在汕头市召开的妇女联欢大会上，她发表了《今后妇女运动和对汕头妇女界的希望》的演说，介绍和总结了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方向。此后，潮汕地区很多县都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广大工农妇女加入到了国民革命斗争的行列中去。

8月20日，蔡畅抵达广州，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记，负责领导党在广东地区的妇女工作，兼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

1926年11月初，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蔡畅奉命调至南昌，仍兼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党内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到南昌后，发动南昌妇女为北伐军胜利进军开展庆祝活动，接着又动员妇女参加农村减租减息斗争，鼓励妇女向一切封建势力、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她还推荐女共产党员李桂生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妇女部部长和中等学校女生部的领导人。

同年年底，蔡畅奉命调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同时调往武汉任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缪伯英暗中协助蔡畅，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二）独立开展女工运动与女学生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贯重视包括女工在内的工人运动。中共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近“三四年来女工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她们实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上海，汉口，天津，山东，为女工集中地，应特别注意女工运动深入女工群众之中。女工运动的入手方法或办平民女校或组织女工俱乐部，依当时当地情形决定之”。

中共四大之前，1922年春，入党不久的向警予到上海平民女校教课。她为女校编写了许多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的教材，还用上海话编写了一些反映女工悲惨境遇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女工中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她还在女工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如南洋烟厂女工唐景、陈倩如等人，都是向警予培养入党的，不少平民女校的学员后来成了妇女运动的骨干。1924年3月8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50余名女工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活动，女工王根英作了《中国为什么纪念三八节》的讲演。

据上海大学学生陈企荫回忆：“一九二四年冬天杨之华经常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深入到女工多的工厂中去。她几乎走遍了杨树浦的老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大康纱厂和班达蛋厂，引翔港的公大、同兴、厚生纱厂，浦东的日华纱厂、英美烟厂，虹镇的协成丝厂等等。她和工人们谈心，关心她们的疾苦，动员她们学文化，和广大女工姐妹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1924年，邓颖超等人在天津也办过“妇女平民学校”“女星星期义务补习学校”。在五卅运动前夕，党已将一大批共产党员派到纱厂、烟厂等女工多的工厂，做女工思想工作，指导女工参加斗争。

中共四大认为，“男女职业平等”“男女工资平等”“赞助劳工妇女”是妇女运动中最适用的口号。1925年4月13日，向警予在《妇女周报》第81号发表《妇女运动的基础》，着重说明在妇女运动中工农妇女是党依靠的骨干力量。她指出，妇女中生活最痛苦的只有下层妇女——工厂的女工；同时，也只有工厂女工的解放要求最为迫切。“所以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党组织在1925年的二月罢工中，充分发挥女工的作用。华纱厂工会成立时，有女工代表约10人参加推举总代表的会议。小沙渡浜北一带工人组成67个工人纠察队，其中有女工纠察队14团，负责维持罢工区秩序，传递消息。三四月间，杨之华到浦东英美纱厂发动群众。她耐心地找工人谈心，启发她们的觉悟，又通过这些女工联系其他工人。五卅罢工期间，中共在工人集中的浦东陆家宅开办民众夜校，学生大多是英美烟厂、日华纱厂和祥生铁厂的青年工人。杨之华常常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向女工们讲课，还教女工们唱国际歌，讲解国际歌的歌词，同时发展一批有觉悟的、品质优秀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

中共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中将女学生的动向归入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范畴，目标是“使之日趋于革命化”，又称“在一般的妇女组织运动中，我们更宜注意女学校的组织运动”。还认为，对于她们而言，“男女教育平等”（一切教育机关为女子开放），“反抗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等是最适用的口号。1925年5月16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后，杨之华发动上海大学和上海美专、务本女中、坤范女中、敬业中学等校同学上街募捐，抚恤顾正红烈士的家属，援助生活困难的罢工工人。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宏伟女校、上海民国女子工艺学校、上海女子文学专门学校、民生女子学校、上海启明女校等校学生纷纷罢课，参加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6月7日，上海女子文专募得大洋81元、小洋156角；6月9日，上海爱国女校募得大洋140余元、小洋220余角、铜元数百枚。所得款项全部送给罢工工人。

在湖南，在省女界联合会工作的女党员缪伯英为了声援五卅运动，参与组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指导和发动长沙女学生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开展罢课和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三、在妇女工作方面

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1925年至1927年间，党的重点工作说到底都是与国民党为中心开展合作的统战工作，妇女工作也不例外。

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各地国民党党部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机关。中共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解释说：“凡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地方，本党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党妇女部中工作，以便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计画。其由本党党员主持之国民党党部，其妇女部更应受本党指挥。”如此规划是有实践基础的。中共三大之后，女共产党员就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妇女部的工作，并利用这一身份宣传共产党的妇女运动主张，推动妇女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上海，向警予担任国民党妇女部助理，杨之华、张琴秋配合其工作；在北京，褚松雪任国民党妇女部部长，缪伯英担任秘书；在武汉，覃振担任国民党汉口妇女部部长，夏之栩担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