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夕先进知识分子劳工调查之管窥

[摘  要]

建党前夕，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和“劳工神圣”的感召下，利用其学识，通过劳工调查的途径，走近并了解劳工群体。他们形成的劳工状况调查报告将劳动者在工作中所受的剥削与压迫、生活中的潦倒困苦和缺乏团结等境况客观地呈现出来，给读者以极大触动。先进知识分子体察劳工的实地调查活动尽管是初步的，但具有准备充分、内容丰富以及客观呈现等鲜明特点。毋庸讳言，虽然这群先进知识分子在调查中表现出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尚有不足，但劳工调查仍称得上是他们走向与工人阶级的结合、践行马克思主义并加快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初路径，开展调查研究也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较为熟稔和采用的洞悉工人阶级处境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劳工调查；《新青年》；调查研究；工人阶级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1-0030-08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这是1918年沈尹默的一篇名为《人力车夫》诗作中的内容，描绘的是人力车夫吃力谋生的场景，体现了彼时知识分子对劳动群体的关注与共情。尽管这只是一种浅显的“在场式”观察，但不久之后，在“劳工神圣”的呼声中，尤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浸染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借助劳工调查之途径，对劳动群体的了解很快走向深入。这些调查活动也成为其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中国国情这一优良传统的滥觞。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同期的《新青年》就刊登过不少有关劳工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为我们揆诸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何走向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加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回溯学术史发现，学界围绕《新青年》探究建党前夕先进知识分子劳工调查活动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多数研究是将《新青年》所载劳工调查报告作为其他论题的辅助材料加以利用，鲜少对劳工调查本身展开作一专门研究，对其特点、意义等研究维度亦未关顾。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新青年》刊载劳工状况调查报告作一研析，管窥建党前夕先进知识分子劳工调查蔚起的背景、所获的主要观点以及其中潜蕴的特色与价值。

一、劳工调查蔚成风气

建党前夕，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投身于劳工调查，并于《新青年》等刊物上将之广为宣传，这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思想潮流密切相关联。

（一）国内劳工群体的持续壮大与渐受关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样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而形成和壮大的。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较之中国资产阶级诞生要早。这是因为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是在清政府于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打开国门的情况下由外国资本家开设的，第一批受雇于外国工厂的工人便成为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19世纪60年代，随着私人民营工业的创办，中国民营企业中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开始出现。此后，中国工人的数量逐年增加。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对发展实业的大力支持及其出台的各项法令条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群体壮大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为欧洲战事所累，来华船只的数量以及对华商品输入量显著减少，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一段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产业工人的数量急剧增加。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从工种上看，他们主要分布在纺织、面粉、卷烟、火柴、榨油、针织等行业；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较发达的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队伍不断壮大的劳动工人确已成为“一个谁也不能忽视的社会力量”。

同时，以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发出“劳工神圣”的呼声，对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劳工群体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大多是农民出身的中国劳工在英法两国的招募下“以工代兵”奔赴欧洲战场同德国作战。后来随着美国的参战，美国政府同样雇用了大量华工。华工们不仅投身于军火制造、后勤支援等工作，还冒着战火承担运输、挖掘战壕等任务，甚至有可能参与作战、辅助战事，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蔡元培对华工的事迹大加赞扬，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这一呼号恰映照出国内劳工队伍持续壮大的态势。

（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驱动。先进知识分子对劳工的关注自然还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感受到俄国革命浪潮中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开始投入到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李大钊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对德国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还介绍到，信仰Bolshevism的人“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针对俄国十月革命之于知识分子巨大的思想冲击，刘仁静曾有过颇为贴切的评论：“自从苏俄革命的真实消息逐渐透露于欧洲报纸辗转传入中国以后，加以欧洲的革命风云罢工声浪（1918—1921）日紧一日，闪出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始注意到中国的劳动问题及社会主义运动。”随之而来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彰显出劳工的力量，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分子对劳工群体、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正如蔡和森概括的：“‘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简言之，这一时期，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将其作为分析国内政治问题的理论工具，开启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其突出特点就在于实践性。信仰马克思学说的知识分子察觉到，若要习得该学说的精髓要义，除阅读文献外，还需观照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致力于消除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的隔阂，进而以革命的行动解放被压迫者。而完成此艰巨任务的第一步，就需要他们行动起来，从开展实地调查入手，真切地了解劳动群体的生存状态。由此观之，开展调查研究俨然成为学习具有“革命实践性格”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必然要求。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批知识分子逐渐服膺马克思主义，并赞扬劳工、关注劳工。陈独秀就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期待终有一天“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

（三）近代以降传入的社会学知识的匡助。先进知识分子开展劳工调查所需的理论与方法，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外，还有传入时间不短的西方社会学知识的臂助。中国的实地社会调查始于民国初年，是外国教授首先把社会学中的社会调查方法引入中国的。他们指导学生进行小规模的调查，采用的是西方搜集、整理事实的技术，如访谈法、问卷法、统计图表等，研究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的《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清华学校外国教授狄莫特的《中国生活水平的评估》等论著，是外国人在中国最早开展社会调查所得之成果。

建党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掌握了一定的西方现代学识，为进行社会调查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李大钊之所以能成为社会调查的先行者，就与其曾修习社会学相关理论知识的经历有关。在天津法政学堂和日本早稻田大学，他都有直接接触社会学的机会。特别是在负笈日本期间，他主修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规定要在第二学年研习内含社会学内容的哲学课。另外，他还上过工业政策、农业政策、社会政策、经济史、统计学等必修课和选修课。可以看出，李大钊所具备的专业学识为其指导和开展调查活动提供了学养上的支撑。

此外，劳工调查的其他实际参与者也大都受过新式教育的洗礼，具备进行社会调查的知识和条件。以高君宇、罗章龙和陈潭秋等人为代表，他们不仅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积极传播新思想，是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以行动响应调查劳工的号召，并将调查报告刊载于报章杂志以引起各界关注，其中以《新青年》尤为引人注目。这时的《新青年》在陈独秀等支持下，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关切底层劳动者，成为宣介劳工状况的前沿阵地。特别是1920年5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集中发表了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江苏、湖北、唐山、长沙、芜湖、无锡等地调查后所作的劳工状况报告近20篇。较之其他刊物，《新青年》所载内容厚实、细节生动、数据翔实，为我们考察先进知识分子的劳工调查实践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

二、以实地调查洞见劳工的多维境况

建党前夕，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各地调查劳工的生存状况，《新青年》登载的劳工状况调查报告揭橥了调查者所发掘的劳工群体在劳动环境、劳动强度、工时、工资以及家庭生活、劳资关系等方面的种种面相。

（一）艰苦的工作与微薄的回报。先进知识分子首要关注的是工人的劳动条件、薪资待遇等基本情况。他们认为，身处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工厂的工人境况虽不相同，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劳工的工作是异常艰苦的。恶劣的工作环境、过长的劳动时间与微薄的薪资待遇形成的强烈反差，构成了调查者眼中劳工劳动情况的特征。

调查者随劳工下到工作场所后，劳动环境的好坏是可以通过感官直接获取的。1920年初，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李大钊安排学生罗章龙等到唐山的京奉路制造厂、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进行调查。他们对矿工劳动条件的观察与记录相当细致。调查者对上工的环境描述道：“大路阔十一尺，高十尺，途中昏黑，没灯火及种种设备，非常泞泥，路旁有水沟，水深过膝。……顶和两旁用木柱上撑，身首偶触之，煤块纷纷从上下坠。”进而又对作业时的环境描述道：“工作的地方非常狭窄，且煤层向上作斜坡，矿工赤身涂炭，屈曲如猬，借一点灯光，在内工作。”更严重的是，这样的工作环境还十分危险：“这班苦汉，到在煤洞子里，虽是隆冬，也热过盛夏，甚而至于空气不足，窒闷欲死。”在其他地方的调查中，调查者发现，即使一些表面看上去较为体面的工种也有难言的苦楚。如调查者这样描述上海的漆匠：工作场所堆满木料，气味混杂难闻，衣服斑斑点点，手和脸均沾有颜料，难以洗净，外貌如恶鬼。

过长的劳动时间也是调查中发现的一个严重问题。当时，尽管实行8小时工作制是风起云涌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但调查发现中国工人工作超过8小时却是司空见惯。如在前述唐山三厂中，几乎所有工种都要工作10小时。上海纺织厂工人的工时高达12小时，“每日通常做二十四点钟，分日夜两班工作，不问男女老幼，都是一样”。无锡的调查者统计得出，本市的丝厂、纺纱厂、面粉厂、织布厂、机器榨油厂工人的工时最低为10小时，尤其是早上5点上工、傍晚6点放工的丝厂工人，工作时间竟达到13小时。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一些行业的劳工还面临“加工”的情况。在天津造币总厂调查的杨赓陶就发现该厂“常使工作时间延长至十三四小时的，全不问工人体力和精神是否来得及，是否合于人道主义”。陈独秀也对上海厚生纱厂女工每日做工12小时提出反对，他说：“机器是机器，人是人，决不可将人当做机器！”普遍存在的劳动时间过长问题，也使李大钊意识到在中国推行8小时工作制之不易。1920年他在宣传“五一”纪念日——欧美诸国争取一日工作8小时运动胜利的纪念日——的文章中无奈地表示：“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同超负荷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薪资，调查发现劳工的工资与付出并不相匹配。陈独秀指出，厚生纱厂女工每月辛苦得来的8元工资“仅够做工的个人不至于冻饿而死罢了”。对江苏江都劳动状况的调查显示，该县51个工种日工作时间均为12小时；日工资与每日生活花销完全相抵者，有16个工种，占总工种的31%；每日花费超过每日工资六成者，有24类工种，占总工种的47%。也就是说，三成的工人一天劳动下来扣去吃饭等花销，竟没有丝毫剩余；接近五成的工人，仅生活费花销就占了工资的大半，这足见生计之难。这也使调查者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劳工会在长时间上工后仍要继续“加工”了。

调查者看到，有部分劳动者会在主业之外再谋一份工作，他们如此勤奋绝不是有发家致富的宏愿，而仅是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如长沙的调查者记述，一些木工、缝工等“到人家去做工，固然在早八时半或九时起，午五时止，而这早晚期间，仍不能不自己勤工，不然便不足给其衣食”。此外，劳动者还会遭遇失业或无工可做的危机。如长沙车夫人数高出车数三倍，于是便有“或二人共租一车轮拉，或拉半日后再租给别人”等情况的发生。总之，劳动者虽有不同的处境，但“苦”确是共通的，这是调查者针对劳工工作情况所达成的广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