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地方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的探索

[摘  要]

共产国际五大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指示各国共产党锻造自身成为集中统一化的群众性政党。大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开展党的建设的重要议题和实践方向。在实践中，上海区委结合地方实际探索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在思想认识上，对党员干部开展思想教育；在组织建设上，整顿并严密党的组织；在策略原则上，开展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统战工作并引导其参加革命运动等。上海区委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的探索，成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地方过程，实际上推动了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上海区委；“布尔什维克化”；革命意识；组织建设；发动群众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1-0038-09

1924年6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布尔什维克化”口号，指示各国共产党学习俄国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与建党模式。“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三点：在思想上，各国共产党应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与立场，反对各类错误倾向；在组织上，各国共产党应锻造自身成为集中统一化的群众性政党；在策略上，各国共产党应将机动灵活且彻底革命的策略运用到各领域工作中。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宣布接受共产国际会议精神。自中共四大后，“布尔什维克化”逐步成为中共领导革命运动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议题和实践方向。

上海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中共中央对于上海革命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1925年8月，为适应五卅运动后革命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适时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即上海区委，主要负责领导上海、浙江、江苏三地的党组织。近年来，研究者对于大革命时期上海区委及其下属组织的革命活动和党的建设等问题给予了积极关注，取得了相当程度的研究进展。分析其思路，既往研究主要呈现以下两条研究路径：一是从思想史角度，探究上海区委如何认识并对领导工人运动的方式方法进行策略性调整的过程。二是从组织史角度，探究上海区委及其下属组织的党建方式、组织关系和组织制度等。上述研究为本文的探讨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启发性的研究思路。本文拟从“布尔什维克化”角度出发，将上海区委党的建设与革命工作等内容进行统筹考察，探究中共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地方路径及其经验。

一、思想教育

在共产国际关于各国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各项要求中，思想观点和立场问题被置于首位。共产国际指出：“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通过向共产党及其党员灌输马克思主义实现的”，“只有通过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才能将犯政治错误、策略错误和组织错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并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为此，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培训：“应当努力使每个普通党员都能至少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目的是促使党员形成并坚定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观点和立场。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针对当时党内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的现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以党的支部作为“党的基本教育机关”，“应在每次会议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此外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举办各类演讲会讨论会等形式“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之必要”。鉴于当时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较为复杂的革命环境和党组织状况，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上海区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探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内思想教育工作模式：

一是拟定纲领。为开展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首先应明确教育纲领，从而统筹各类教育活动。1924年8月，罗亦农就曾针对党如何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提出过见解：“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口号，应当使我们此处的环境的团体充分的实行起来”，这要求每位党员“均须积极的参加团体的工作，努力自觉的训练自己，诚诚实实的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述观点成为日后罗亦农领导上海区党组织建设的基础性思路。1925年9月，上海区委制定《教育宣传大纲》，对于党内开展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内容均作出了相关规定：首先，教育方式上，党部可采取个人问答、“谈话式之演讲”和召开新党员全体会议等方法；其次，内容安排上，教育大纲由“五卅事实”和“主义字母”两部分组成，其中“主义字母”是大纲的核心内容，分共产国际历史、党的性质宗旨和工人运动策略等8部分，对国际共运、中国革命和党的理论与政策均有涉及。从内容设计上看，该大纲能够兼顾理论学习和政策培训，同时注重同党的实际工作需要相配合，为系统开展党内思想教育奠定了基础。

二是开设课程。在拟定好纲领的基础上，上海区委通过开办党校和训练班等形式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或轮训。例如，1925年12月，上海区委制定出党校及各部委高级训练班课程表。党校的课程设置，按内容可分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共产党三种类型。各部委高级训练班的课程设置则更为精细，开设五卅运动、党的政策策略和自身建设以及国内外形势等相关课程。从总体上看，党校课程更偏于通识类，主要负责帮助党员干部增加基础知识，而训练班类课程则在深度和聚焦程度上更进一步，侧重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为扩大党内教育培训的范围，1926年1月，上海区委制定支部训练班课程表。由于支部课程直接面向基层党员干部，此类课程在设计上注重通识性和与实际斗争的关联度，目的是通过课程教育启发支部基层党员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具体课程由两类构成，一类是党员意识教育，例如“什么是C.P.及怎样做一个C.P.员”；另一类是党的政策教育，包括党的工运政策、国民革命政策等。为确保讲课效果，上海区委还设置支部训练员专负讲解之责，训练员须熟悉当地条件和党的政策，“宜就本地风光列举事实加以说明而归纳之，切忌先说抽象的原则”，此外还要预留出讨论的时间，“务使听者逐渐都得参加讨论的机会”。

三是加强宣传。开展经常性的党内宣传工作是上海区委培养党员革命意识的重要方式，其大体上可分三种模式：第一，常规性的宣传活动。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上海区委制定出“每周政治宣传大纲”的工作制度，向各级党组织通报近一周的新闻信息，目的在于帮助基层党员干部及时了解形势并统一思想认识。上海区委对于党员阅读党报党刊亦做出要求。规定党员必须阅读《向导》，其中学生党员《向导》和《中国青年》均应阅看。第二，在革命纪念日开展宣传教育。例如，1926年1月，在列宁逝世两周年之际，上海区委制定宣传纲要，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党员介绍列宁的成就事迹和革命理论，通过学习列宁和俄国的革命历史，进而联系到中国革命，从而激发唤起党员的革命意识和对列宁主义理论的自觉认同；第三，针对特殊事件和突发情况开展宣传教育。1926年1月，上海区委就党员周刚直遇害事件专门发布宣传纲要，介绍周刚直的个人事迹和革命历史。周刚直又名周水平，早年留学日本，后回国参与革命运动，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知名的江阴地区农民运动领袖，11月被军阀政府逮捕。1926年1月16日，被判“斩决”而牺牲。周刚直丰富的革命事迹、坚定的革命信仰以及壮烈的牺牲情况，成为上海区委开展革命宣传教育的最佳现实素材，为此，上海区委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缅怀并发扬周刚直的革命精神：“周君不会做亡国奴了，我们是否会做亡国奴，就看我们能否继续周君之志努力奋斗而已。”

四是实践教育。在注重向党员干部灌输理论知识、培养革命意识的同时，上海区委还注意通过引导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实际革命活动以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例如，1925年10月，得知上海学生与工人代表因不满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五卅运动的不公正对待而决定罢工罢课、召集市民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时，上海区委呼吁全体党员“务望全体参加此次运动，并应居于主动及指挥地位”，此外学生和工人党员还要“设法使非同志多多参加市民大会”以扩大运动的社会影响。又如，1926年6月，上海区委组织了规模较大的五卅周年纪念集会。为确保成效，会场事前得到精心布置，区委书记罗亦农亲自到会场指导工作，引来军阀政府的监视和警惕。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群众参会的热情不减，陆续到会人数达五千人，包括党团组织代表、商界代表、上海总工会与学生联合会和妇女儿童等不同群体。在共产党人的引导和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集会秩序井然，收效理想，甚至前来监视的士兵亦感叹到“工人的秩序比咱们还好”，经过此次活动的熏陶，很多党员“精神比较已奋兴起来”。

从总体上看，上海区委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问题导向、方式灵活与注重理论实践相结合等特点，能够针对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情况做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工作设计，即在帮助党员干部提高文化程度、了解时政信息的同时，侧重对于其阶级意识、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的塑造和培养，此类行为既是当时环境下党组织追求发展壮大的必要之举，亦在实际上成为推动党员干部具备“布尔什维克”式思想认识的前提步骤。上海区委开展的党内思想教育系列工作，为发展革命运动、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布尔什维克化”准备了思想基础，亦成为当地党组织在军阀政府的高压政治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并坚持长期斗争的重要因素。

二、组织整顿

锻造自身成为集中统一化的群众性政党是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实现组织“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指出：“布尔什维克就是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建立磐石般紧密结合的中央集权的组织。”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组织问题逐步成为中共党内讨论“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议题。1926年，中共中央将组织问题明确视为“布尔塞维克党的最大特点之一”，认为“一个幼稚的党要能做到布尔塞维克化”，“便要靠有好的组织工作”。在中共中央指示的影响下，上海区委对于组织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更进一步，时任中共上海区委组织部主任赵世炎就在上海区委会议上提出：“要想实现布尔塞维克化，只有在组织工作上下工夫。”鉴于当时部分党组织存在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工作疏忽等现象，上海区委采取系列措施，领导开展组织整顿工作。

一是甄别清洗不合格党员。上海区委认为，自五卅运动以来，党组织虽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新增党员数量较多，但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对于新党员的教育训练存在不能及时跟上的问题，同时部分所谓“反动的不稳分子”亦趁机加入党内，此类问题在各地党组织中均有发生，导致党组织呈现出一定的软弱涣散状态，对于革命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此种状态下，中共宁波地委提出了“怎样能使各同学都能做个最革命的布党党员”的疑问。对此，上海区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开展对于党员的甄别清洗工作，淘汰不合格者。在甄别原则上，上海区委提出：“对于新的党员，不妨稍为慎重，力求优良，对于旧的党员，不妨严格甄别，尽量淘洗。”根据相关统计，仅1926年前5个月，就有800多名党员遭到开除，由此可见上海区委此次整顿组织、改善党员成分的决心和力度。

二是严密组织纪律。在上海区委看来，党内如果缺乏严密的组织形式和纪律规定，就会发生“无政府化的危险”，无法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结合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上海区委重点处理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从而敦促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第一，党员恋爱纠纷。受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由男女党员恋爱所引发的党内纠纷时有发生，影响到同志间的个人关系甚至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为此，上海区委严厉地提出：“各同学以后如再有因恋爱的关系而丧失群众的信任，妨害党的发展者，及轻率离合，致引起同学间的纠纷者，立即开除。”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向上级汇报了一则党内恋爱纠纷事件及其处理结果：一位名叫潘文俊的党员，工作不努力，“并有伤于个人道德之行动”，因恋爱问题“与区委负责同志造作谣言”，党组织经过研究已决定将其开除。第二，党员过年问题。上海区委认为，革命者不应有“随便休假”的思想，因为敌人的压迫“并不因过年而稍变减轻”，革命工作仍须照常进行。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党员包括个别负责干部借口过年搁置工作。对此，上海区委明令禁止党员过年放假或借此不工作，上海区委警告到，今后如有违反者则“只有严密的执行党的纪律”。第三，交纳党费问题。在党的组织原则中，党员是否按时交纳党费是衡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在紧张的革命环境下，交纳党费更成为影响党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问题。鉴于“各地大多数未曾征收过”党费的现状，上海区委指示各地规范党费收缴程序，具体方式包括指定专人负责、制作党费统计表、对于工人党员实行较灵活的缴费标准等。在上海区委看来，交纳党费是严密党纪和检验党员意识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