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反对小团体主义的历史考察与启示

[摘  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党的建设与红军生存、发展、革命的需要，在阐明小团体主义的生成缘由、发展历程与现实危害基础上，采用干部互换、军队整编、思想教育以及改善红军物质生活条件的思想方法对党和红四军内部的小团体主义进行了批评与反对。毛泽东反对小团体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为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启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重在常抓不懈；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础；坚持以自查纠错与纪律约束相统筹来狠抓党的建设等。毛泽东反对小团体主义的思考与探索是毛泽东党建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准确把握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同小团体主义斗争的思想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党的建设；红四军；小团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1-0047-08

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落后、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如何建设一个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关于反对小团体主义的思考与探索是毛泽东党建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明确了如何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加强党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等的方法。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四军内部一度出现严重的小团体主义倾向，对党的团结统一与红军的集中领导产生了干扰与阻碍。尤其是“八月失败”前，小团体主义思想在党内表现得较为活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毛泽东指出：“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为此，基于党的领导与红军组织原则，净化党内生态环境，反对党内小团体主义就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小团体主义，尤其是井冈山时期小团体主义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反对小团体主义的相关问题作出总体性探讨，总结其经验启示，以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智慧镜鉴。

一、毛泽东关于小团体主义的系统阐释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发扬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本着加强党的领导、巩固部队团结、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工作原则，组织红军各类干部与士兵代表参加调查座谈会，以讨论的方式分析了红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及其产生缘由与纠正方法，不仅为毛泽东系统阐述小团体主义的生成缘由、发展历程与现实危害提供了现实依据，更为毛泽东系统制定《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来源与经验启示。

（一）小团体主义的生成缘由。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四军内部小团体主义的生成是多重肇因推动的结果。

首先，红四军脱胎于旧式军队，部队的成分十分复杂，一些旧思想、旧作风也随之存留于红四军内部，这些旧思想、旧作风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要抬头。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这就阐明了旧式军队的作风、习气与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的关系。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28团与31团就曾受军阀思想、本位主义等影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分团主义，“两团之间，似乎有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之分别，团与团之间似有点历史上的界限”。可知，基于思想作风感染的持久性影响，旧军队的习气等自然成为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生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

其次，囿于红四军既有编制与组织结构，红四军党内极易形成小团体主义倾向。“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由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基于统一作战与指挥调度之考量，上述部队被改编为红十、十一、十二共三个师，但由于枪械及人员数量不足，随后，部队又被改编为六个团。由于战斗形势紧迫、治军经验缺乏及多方面历史因素的影响，红四军并未采用混编的形式来组建军队。各团的编制构成基本延续各支部队的原有结构，如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被改编为红二十八团，秋收起义军则被编为红三十一团，此种编制构成与组织结构一则不利于红四军内部的沟通与团结，二则极易导致红四军内部人员分帮分派，从而形成小团体主义的倾向。陈毅亦指出：“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的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其结果与影响自然就十分严重，“一个纵队内，要往各支队去拨人拨枪，各支队就不大愿意拨，拨些有病的人和损坏了的枪支出来给别人，自己把好枪留下。甚至有些部队把人枪藏起来，使你考察不到。”这便是小团体主义作风的典型体现。

再次，党内教育与思想建设的不足或缺位是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缘由之一。针对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毛泽东就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频繁的战斗与艰巨的革命任务使得红四军吸纳了众多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及俘虏等群体，这是必要的，也是客观的。为此，红四军党内成分复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党组织是否及时有效地开展思想教育与政治引导，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化为无产阶级思想。依据毛泽东的调查分析与论述，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生成、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内教育的缺乏或缺位，没能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与引导。对此，周恩来亦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红四军内的小团体主义、分家观念、极端民主化思想“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再次佐证了毛泽东对小团体主义与党内教育关系的正确认识。

最后，偏隅且封闭的革命和生存环境与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的生成不无关联。思想理论是一定社会现实的凝练表达与切实反映。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小团体主义作为红四军党内的一种思想形式，一定程度上是对红四军所处的复杂的、艰辛的革命实践环境的体现与衍射。井冈山斗争时期，由于敌人的“围剿”与封锁，革命的空间被压缩于狭小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山区环境，这里“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庭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加之物资的匮乏与紧缺，一遇危机与挑战，极易使得红四军内部形成“抱团取暖”的风气与倾向，“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区有困难也不互相帮助”。

（二）小团体主义的发展历程。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基于红四军部队的构成成分与发展历史，结合革命根据地现实状况，积极运用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等工作方法，剖析并勾勒出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的发展阶段与演变历程，为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小团体主义提供了参照与依据。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详细地阐释了红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的演变历史与发展阶段。依据毛泽东的分析与考量，井冈山时期，红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的发展历程可细化为三个阶段。从红四军成立至红四军重回边界，即1928年4月至1928年9月，是小团体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该阶段“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支上的尝试……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这一时期红四军成立不久，各项治军制度尚未建立或不成熟，加之边界屡次战争以及党的各项建设的不完善、不健全，使得小团体主义得到了充分且快速的发展。此外，这里也明确了毛泽东是基于党的领导的现实状况标准来判断小团体主义发展阶段的，表明通过剖析小团体主义的发展历程也可以间接透析出党的领导的变化进程。从红四军重回边界到红四军占领汀州，即1928年9月至1930年3月，是小团体主义发展演变的第二个阶段。“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批评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而究其原因，毛泽东认为，这与江西地方武装红二、四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红二、四团“这支部队党组织的坚强与‘绝对的党领导’，在客观上帮助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此，这一时期小团体主义的发展趋势得到了一定的抑制，党的领导得到加强。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从红四军攻克汀州到写《给林彪的信》之际，即1930年3月至1930年6月，是红军党内小团体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可知，基于毛泽东的分析与研判，井冈山时期，红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经历了由充分发展到被批评抑制再到衰退减弱的历程，与此相对应，党对军队的领导及党的建设则体现出逐步巩固与加强的态势。

（三）小团体主义的现实危害。小团体主义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体现之一。小团体主义缺乏大局观与整体意识，往往具有脱离实际、急功近利、拉帮结派等显著特点。

毛泽东曾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小团体主义的危害作出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他指出：“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侵蚀作用和离心作用。”从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小团体主义本质上是个人主义，对党的领导与中国革命具有“侵蚀”与“离心”的作用。结合井冈山时期革命的、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小团体主义的现实危害的阐释主要是从维护红四军党内团结及加强党的领导的维度出发与着眼的。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党内存在诸多非党的思想与争论，其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包括报复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小团体主义等。基于这一时期红四军党内小团体主义的发展现状，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小团体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如若任其发展，其最终将危害到党的领导地位与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历经屡次军事斗争后，毛泽东愈发认定了党的领导的重要价值，肯定了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性意义，他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基于中国革命胜利的要求与条件，维护并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与党的领导就成为毛泽东从斗争中得出的最宝贵的经验，而小团体主义本身所蕴含的“侵蚀”及“分离”属性必然会对加强党的领导建设产生过程性阻碍与现实性掣肘，这也是小团体主义产生危害的逻辑缘由。

可知，从个人主义与党的领导的矛盾视角分析小团体主义对于党和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危害，是毛泽东认定小团体主义具有“侵蚀”与“离心”作用的逻辑方法与思考背景，其“侵蚀”与“离心”主要作用于影响党的团结及党对军队的领导上。

二、毛泽东应对小团体主义的

主要策略与方法

基于调查研究与工作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力图在理论与实践上对红军党内的小团体主义进行教育与改造，从而达到巩固党的团结与加强党对红军有力领导的目标。毛泽东应对小团体主义的策略与方法随着毛泽东对小团体主义的认识深化而不断拓展完善，既体现出小团体主义发展演变的特性，又彰显出毛泽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智慧。

（一）基于组织建设视角采用干部互换的方法反对小团体主义。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小团体主义及其危害性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与此相对应，毛泽东所采用的反对方法或反对措施也体现出了由简单到全面的演变特点。从现存史料来看，小团体主义等错误倾向在井冈山会师不久后便在红四军党内产生了。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得到佐证与说明。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就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这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实际上明确了小团体主义在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存在的时间节点。可知，井冈山会师不久后，毛泽东对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已经有所觉察。但“毛泽东虽然察觉到了，却并未意识到它的危害性会有多大”。故而，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小团体主义上采用了较为保守的方法与措施。尤其是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即1928年5月20日前后，毛泽东主要采用了领导干部互换的方法来反对小团体主义，互换的对象则是红二十八团与红三十一团、红三十二团等单位的军事与政工干部。对此，熊寿祺曾回忆说：“四月朱、毛会师后，我从红三十二团，即袁王部队的第一连调红二十八团，即王尔琢的第一营，袁、王团属毛部，王（尔琢）团属朱部。”何长工也曾回忆说，这一时期“两支部队的干部对调了一些，我由三十二团调到二十八团”。这里，熊寿祺、何长工的回忆与毛泽东运用干部互换方法来反对小团体主义的思想策略是相吻合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毛泽东反对小团体主义提供了历史的佐证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