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歌声：历史图景与时代价值

[摘  要]

在革命战争的历史图景中，中共军队的歌唱活动尤为频繁。革命歌声作为承载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部队训练、战前动员、战争对峙及瓦解敌军等各个环节，发挥了传播意识形态、组织凝聚等多重作用。随着中共军队的发展壮大，部队文艺宣传体系逐步构建，歌曲创作呈现出高度系统化、组织化与规范化的特征。“新瓶装旧酒”“旧曲填新词”成为重要的创作途径。回眸百年歌声，红军长征后，随部队的空间位移，革命歌曲的主要曲源由“南腔”转向“北调”，将革命政策、革命理念与革命任务编入“秧歌曲牌”风行一时。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歌声承载着丰富的革命叙事，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与历史意蕴为理解革命战争中的社会整合与文化建构提供了重要视角，同时也为当代学界深入把握革命历史、再现那段硝烟弥漫的动荡岁月提供了一种想象可能与研究路径。

[关键词]革命战争；革命歌声；政治教育；军事教育；革命精神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5）01-0085-14

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革命既是政治变革的实践形式，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影响渗透至思想、艺术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篇章。在这段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历程中，革命歌声作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最大众化、最简便易行、最容易传播、最有战斗力”的声音载体，革命歌曲以其通俗易懂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广泛嵌入于中共军队的日常生活和军事行动中，成为连接战士与革命事业的重要纽带，塑造了特定时代的情感表达方式和集体记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歌咏活动成为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相互鼓励、保持斗志的重要方式。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革命歌声的所涉范围、面向场域持续铺展，无论是在战斗间隙，抑或行军途中，嘹亮的歌声都为战士们带来了无尽的勇气和力量，成为革命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革命歌声既可以从文化的维度加深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同时揭示其在社会动员、情感传递和价值构建中的多重功能。通过梳理革命歌声的历史图景、创作历程、艺术特点及其在革命战争中的具体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其如何成为一种超越单纯艺术表现的革命文化现象，并深入解析这一现象在革命历史中的独特功绩与影响。

一、嵌入革命：

革命歌声的艺术呈现

中共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也是一支歌咏队”。在革命与战争的历史图景下，中共军队中的歌唱活动尤为频繁。在部队的战争生活中，革命歌声广泛而频繁地融汇进部队的整训操练、行军作战等军事活动中：无论行军路上，抑或战斗间隙，“部队营地总是歌声不断”。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根据地开展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歌天天唱……晚会常有舞蹈”；各连队广设俱乐部，“课外活动普遍活跃，唱歌子更活跃”；长征时，尽管红军部队几经辗转、行路艰难，在无人烟处、于雪山上亦常响起“雄壮的歌声”。抗日战争时期，无论田间还是战场，无论工厂还是兵营，“都时常可以听见抑扬的歌声”，“《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声，响彻兵团的各个军营”。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歌曲、新歌剧与秧歌剧不断被创作并演出，“营房内外……歌声不断”，部队成为“浩荡的歌声长龙”。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便敏锐地认识到歌谣在工农群众动员与革命宣传中的潜在效用，赋予其深刻的政治使命与社会意义。例如，1922年，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于市内分散内载鼓吹共产主义歌谣的六万张“贺年帖”以进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鼓动宣传，取得运用歌谣进行革命宣传的初步成效。在联结工人的早期探索中，党的宣传工作者常将工人组织在俱乐部中，以“唱歌、演戏、学文化”等方式向之传播革命理念。随着国民革命的持续推进，中共主要宣传对象进一步下沉至底层农民，“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成为发动农民的重要举措。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与现时革命紧迫性的要求下，“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以代替“毫无兴趣的机械式的讲义式的灌输”，逐渐成为党向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方针。

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我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西北部等广大地区领导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成了红军军队的组织建制，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革命歌声作为承载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其所涉范围、面向场域持续铺展，并逐渐嵌入革命战争的历史图景，贯穿于部队的行军、驻扎、战斗、休整等多种军事场景之中。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理念通过听觉文化的形式深度嵌入到红军官兵的思想意识中，并以此赋予个体与集体更为强大的行动动力。

行军转战是战争年代士兵生活的常态，在部队行军中，士兵在饥寒交迫与长途跋涉中常易感疲劳，甚而产生厌烦情绪。据廖汉生回忆，除不可避免的战斗和短暂的休整，部队几乎天天处于行军状态中，“对于不停地走，不断变换方位地走，一些同志产生了厌烦情绪。有人发牢骚：‘拖、拖、拖！不晓得要到哪里去，干脆到外国去吧’”。为保证行军顺利，进行一些娱乐休憩活动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1933年3月，《红星报》刊发《紧急情况中的政治工作方式》一文，指出：在行军休息和驻军时特别要注重发展唱歌、政治游戏等娱乐工作以消减疲倦现象。在此号召下，部队行军过程中政治部宣传队广泛铺设宣传棚、鼓动棚，放置留声机和唱片，高唱革命歌曲以鼓舞部队，“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部队文艺积极分子及宣传队员即兴编词编曲，用歌声鼓励团队前进。革命的歌声伴随着军队的脚步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延展，“不管行军、宿营，总是歌声不断”。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行军。在长征途中，部队长途艰苦转战，屡遭敌人的围追堵截并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部队宣传队员们带领战士们高唱《红军胜利歌》《上前线去》《红军歌》《欢送红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等歌，慷慨嘹亮的革命歌声在此时给予红军部队以极大力量和鼓舞，“唤起了同志们的战斗激情”，成为激励部队斗志的精神力量。长征途中创作的《打骑兵歌》《过金沙江》《雪山行》《过黄河》等歌亦不断被部队唱响，由南至北，一路行一路唱，由雪山沟壑唱至广阔陕北，随着行军脉络延续至抗战时期，响彻在部队行列之中。

在革命战争的现实履践下，歌唱不再仅仅被视作一种娱乐休憩活动，而日益上升为革命战争的动员策略。如1935年《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工作会议关于战时政治工作决议》指出，“进入战斗时，可在路旁简短讲话，唱歌、喊口号”。抗战时期，唱革命歌曲进一步成为需要依循的政治方略。1938年《战时政治工作》指出：在未进入战斗时要采取唱歌、喊口号等形式，注重指战员情绪的巩固与提高；在进攻时要喊口号、唱歌以进行有力的煽动；在战场胶着对峙时要发展唱歌、讲战斗故事等文化娱乐工作以进行部队精神慰劳。“高喊口号、大声唱歌、四面打枪”以扰乱敌人视听的袭击战术在战争实践中被检验并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

一方面，对战士们而言，歌声对部队战斗的最直接影响是鼓舞士气。如1933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动员匪军向东北南满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连作4次进攻，作战时，游击队战士“在山峰高唱革命歌”以鼓舞志气、英勇冲锋，使得“敌人屡次冲锋，均受严重打击”而不敢再战、狼狈而逃。同年，日军持续侵犯察哈尔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18师和与第5师主力部队“高唱着国际歌，一队队勇敢沉毅前仆后继的向前冲，三次冲锋三次打败了敌人”，振奋了军队高涨的革命热情，彰显了英勇的战斗精神。1934年8月，任弼时等率红六军团从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红六军团前锋部队于石阡被敌截断，宣传队改变原有词曲作《冲上前去保弟兄》歌，高唱“冲！冲！冲！冲上前去保弟兄”，极大地鼓舞了战士的战斗热情，完成与红三军的胜利会师。1935年，敌军在川黔边界上修筑大量工事并集中火力，阻碍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战士“唱着战歌”开启战斗冲锋，并成功攻克多道防线迅速前进。

另一方面，对敌军而言，“以歌制敌”也能瓦解其斗志，形成强大的心理攻势。在对敌作战中高唱瓦解敌军的歌曲、从情感上突破敌军心理防线也成为中国军队不断探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策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对敌宣传主要为白区宣传。1934年3月，中央白区工作部致电苏区各级党的白区工作部，要求在白军占领地区须组织宣传队到白军驻地附近“唱歌、呼口号、喊话”以宣传革命的政治主张。《红军战士必读》也将“火线上的唱歌喊口号给白军士兵听，送标语给他们看，很亲爱的热烈的向白兵们讲话，欢迎他们托枪投红军”写入其中。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内，西北军区政治部亦号召火线宣传队唱歌给白军士兵听，“向他们讲赤区的情形和唱革命歌”，将他们“拖枪哗变到红军中来”。在锋刃相见的战场上，革命歌声发挥了重大作用。据徐光友回忆，1935年底，红25军与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师后一同迎战东北军，在战争中，敌军退守于地型险要的山寨久攻不下，红军便组织五六十人与敌山寨对峙的山上唱《瓦解敌军歌》，最终成功使得白军缴械投降并掉转枪头打死守敌副营长。

此外，“以歌制敌”的战斗策略也会随着时空变迁而发生改变，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地域场景中，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实践样态。1935年秋，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即提出“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12月底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更进一步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在反帝抗战的浪潮中，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成为中共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将争取东北军加入抗日战线作为红军的基本方针。同年，为防日军入侵大西北，推动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红军开始西征。萧华回忆，当红军部队抵七营川、清水河一线，与东北军对峙时，红军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歌曲以打动人心，东北军听后亦回唱“打回老家去”等歌声，“唱到辛酸之处，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呜咽声；唱到愤怒之处，可以听到对日寇、蒋贼的激昂的咒骂”。7月，聂荣臻率一军团西进至六盘山附近同何柱国部队战斗时，亦多次向之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并暗中签订停战协定，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潘振武所在的红一军团宣传队在对东北军进行宣传动员时，也常歌唱《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歌曲，并改编《欢送红军歌》为《欢送东北军东征歌》，取得良好宣传效果：“有的和在路边欢送他们的宣传队员叙谈友情，热烈涌流；有的还一步三回头，频频挥手告别。”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与对敌战争的持续深入，对日伪军进行反战宣传成为军队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1938年3月22日，毛泽东有感于华北抗战工作“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宣传敌军的标语口号”的现状，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等并转各省委、特委，要求各级政治机关积极供给宣传材料。24日，朱德、彭德怀在小东岭召开的东南两路军将领会议上，进一步讨论战争形势、部队政治及对敌工作方针，指出应运用一切方法，通过“写日本标语，喊日语口号，散发传单，作些日本歌来唱”等方式进行对日伪军的宣传。学会日语口号、学唱日本歌被纳入对敌工作的重要范畴，成为检验各旅工作的重要标准。经过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部队中敌伪军工作已形成热潮。1939年3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总结最近部队政治工作概况时提及，战士们已“平均可喊五六句至十数句日语口号，普遍能唱一二个日文反战歌”，并经常举行晚会、喊话演习等活动。1940年，八路军第385旅14团在狮垴战斗中亦对敌人唱日文歌曲进行反战宣传。火线喊话、火线唱歌逐步形成体系化、规范化的军事战争策略。延续至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有条件时也会用扩音器广播歌曲以在情感上瓦解敌军。1948年，华北军区第19兵团在新保安对战国民党傅作义第35军时，将“傅匪抓丁当兵的惨苦情形……编成小调，拉着胡琴唱”以消解敌军斗志，不战而使其缴枪。

二、从南腔到北调：

革命歌曲的创作历程

自建军始，红军便十分重视革命歌曲的创作。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敦导各政治部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令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导与调查之责，同时充实军政治部宣传科文艺股以在部队与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动员。歌咏活动成为红军文艺活动中最活跃、最普及的文娱形式。其中歌曲主要来源于红军自己创作、国统区进步人士创作、留苏学生带回的苏联歌曲及民间艺人所编歌谣。“新瓶装旧酒”、“旧曲填新词”成为重要的创作方式，红军战士、宣传队员及革命知识分子等多元群体广泛汲取并利用民歌曲调、外国曲调、旧军歌和学堂歌创制大量革命歌曲。